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书，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中国的改革，值得一看。
本书在中国大陆是禁书。
以下是书中精华：
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 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
毛时代是“极权政治＋计划经济”，邓时代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再也无法掩饰亏损累累的破败相，而一度被视为解困良方的“承包责任制”，又使企业无法建立自我约束机制，产生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短期化行为，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大渠道。一些苦苦寻求救世良策的“奏折派”经济学家们终于发现股份制可以做为拯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良方，于是先是论证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社会属性问题，以正朝野视听；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将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公司的种种具体构想。
所谓 “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在于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解决困难或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主人”即股东们既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 “主人”，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点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选举企业董事会成员方面，事实上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不少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未召开，董事会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组成， 董事长、总经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沿袭以往对原来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对股份制公司选举的董事、董事长随意指派、调离。 这就造成了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合二而一、经营者就是监督者的格局，所谓“监督作用”纯属子虚乌有。
在中外合资合作办企业的过程中，中方负责人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从而使中方资产所占比例下降，国有资产权益受损。这样做的好处是中方负责人可以暗中吃“乾股”，由外商每年从名下利润中抽出一部份悄悄送给中方负责人。这种做法在沿海一带已是公开的“秘密”，后来也被内地效法。
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承包责任制，以及“股份制改造”运动，使许多人成功地参与了社会财富再分配。在稍后一点的“圈地运动”中，中国的权力阶层与一些利益集团相结合，将寻租活动延伸到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将瓜分国有土地资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
大体上说，“圈地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非市场化手段－－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即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以前者为主。但这当中的区别在于：大致以2000年左右为界，中国的“圈地”在城市演变为以拆迁为名掠夺城市居民的住房，在农村则堕落为以极低的补偿圈占农民的耕地。
利改税。因为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生产所得除了按政府规定的比例在利润中留一部分之外，全部上交国家。由于产品生产多少、价格多少全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企业上交的利润也因此全是事先计算好的，企业只要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就行了。基于此，中国政府及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企业没有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原因。于是改成向国家上交税收，企业可以多留一部分，作为奖金福利改善企业职工生活，以提高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接下来发现这一措施施行一段时间以后又没有作用，于是想到给企业更多权利，“放权让利“中的“权”是指生产经营权，“利”是指利润。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在1996年7月宣布，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结束，将从原定的1996年底延迟到1997年底。此后这一轰轰烈烈的“改革”再也未在媒体上公布其结果。将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就知道国有企业的改革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想放手改革却没有找到“突破口”。到了1999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说法基本上从媒体报导上消失。
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
中国政府也就从这一年开始，想出了将大批经营状态不佳的国有企业经过“包装”后上市，通过股市转嫁风险。于是就有了1999年5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社论动员民众炒股的荒唐之举。
如果说国有企业上市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向社会转嫁风险，那么“资产重组”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在股市上圈钱，再次向社会转嫁风险。
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中国这些年来花样出尽，却难收实效？就在于大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在西方那种股东主权的经营模式里，经理阶层的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问题，都是由外部股东来加以校正。而外部股东要发挥其作用，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的功能的资本市场，还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制度安排，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人员和工人的劳动服务的劳动市场。但在中国目前这种转轨时期，这两种市场都是缺少的。
这些由政府任命的各级厂长、经理们在企业内早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控制，除了上级主管部门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当事人拥有决定或制约的权力，即便是股份公司的股东大会，也不能因为厂长、经理们经营表现不佳或有贪污黩职等道德风险行为而将其解职。
但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企业关系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他们必须在“眼睛朝上”还是“眼睛朝下”之间作出选择。如果选择“眼睛朝下”，将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上，他们认为这只是出于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因为企业搞好了，可能既得不到提拔，个人的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往往一个企业搞好了，一些有背景的人就会觊觎这个位置，这时候，明升暗降往往是将原厂长、经理调离的常用手段。
选择“眼睛向上”，苦心经营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糟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即便把国有资产化为私人财富，只要上面有人保，也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
中国政府与传媒以及部分经济学家一直指责工人对“铁饭碗”留恋难舍。对这种责备，工人当然无法辩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劳动力绝对供过于求的国度里，就业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1949年中共立国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其中许多年份高达40％以上。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有企业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这种低工资仅仅只够职工购买粮食、蔬菜、简单衣物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只是基本生活费用，并非国际社会通常理解的“工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一旦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工人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工人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
改革越到“深水区”，就越缺少利益驱动机制。不少企业的经营者都已丧失了改革热情，都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这样说：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大家也都知道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问题是出路何在？ 他们曾尝试过到香港去出卖中小国有企业，结果无人问津；回来动员职工买，但职工对企业没有信心，不愿意出钱买。他们认为，如果要出售企业，就不能过份强调“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这一口号，在产权界定方面要松动一点，否则就不会有人买。一位在财经委主持工作多年的负责人更是直接了当地说，国有企业从体制上来说有很大毛病，仅依靠经济改革很难奏效。
最耐人寻味的是，9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公司要在中国开展业务，也开始有意识的选聘一些中国的高干子弟，以便在中国通过“关系”获得一些特权与利益。这一事实恰好推翻了一个非常流行的假设：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加入WTO以后，欧美大公司会迫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减少腐败行为。而事实证明：不是欧美公司改变了中国官商结合的游戏规则，而是他们顺应了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环境。
如今中国这“关系网”，可推溯至“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时期，那时大家要落实政策，不少人就借助于“关系网”之威力。更兼当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物资缺乏，表面上是按计划分配，而实际上“灰色分配”即关系网的功能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走后门”这个词就是那时候的产物。
被誉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弗里（Nicclo Machiavelli）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思想家。他在分析了15世纪意大利的社会情况以后，认为产生腐败的原因有几个，包括社会的不平等，人的私欲，权势者为满足自己一已私利的权势欲，等等。
针对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情况，他提出了消除和防止腐败的办法，如依靠领导者的自律为公民作出良好的榜样，依靠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依靠有效的监察制度，依靠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等等；最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依靠改革来防止腐败的思想。
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对南亚诸国进行了长达15年的实地考察之后，出版了他的姐妹篇名著《亚洲的戏剧：南亚各国贫困的考察》（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与《世界贫困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软政权化(Soft State)和分利集团。他认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这种“软政权”有几大基本特徵：缺乏立法与具体法律的遵守实施，对法律的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松弛性，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守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社会成员之间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已私利进行交换，亦即存在反法制的互利性；这种以贪污、腐败为基本行为模式的软政权行为有着互诱性和积累效应，对包括下层阶级在内的各社会阶层有着很强的渗透性。
继马基雅弗里之后，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
一般来说，社会财富集聚在少数人手中，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变动倾向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来愈小，就意味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完成。以此作为标准来测度，可以断定中国当代的原始积累过程在90年代上半期就己完成。
在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所凭借的“资本”其实主要是权力。在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部门任职者、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善于攀附权势者，由于能轻而易举地将手中掌握的权力市场化，因而也就最容易在瓜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的过程中分得一杯羹，快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所谓“红帽子”，是中国经济改革期间企业界的一种特殊现象，主要是由于私营企业地位较低，不少私营企业为便于生产经营，挂着集体牌子，据权威部门测算，在乡、村、镇、街道一级企业中，约有70％是戴“红帽子”的企业。
中国自1949年以后，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所有的社会资源都由政府配置。而近年来的经济改革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也就是改变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模式是集权政治和模拟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体，存在许多体制方面的巨大漏洞，这种情况决定了谁掌握资源或者资源的配置权，谁就能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
世界历史上后发展国家曾面对两次力度非常强的挑战，亦即面临两次生存危机和两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以来欧美等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入侵，这一次机遇除了日本之外，其它的国家均未抓住，因此使自己沦为欧美诸国的殖民地。第二次是“二战”以后，面对这一次百年难遇的机会，各民族国家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成功程度各有不同。严格地说，中国直到1949年为止，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还处在一种未终结状态。而此后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虽说存在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效率低下这双重毛病，但在集中社会资源的能力方面却为市场经济体制所远远不及。所以在改革前的中国，一切社会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全体中国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人创造财富的才能严重萎缩，社会成员一无所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只能以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形式进行原始积累，舍此之外别无他途。既然不能通过政策对国有资产进行名正言顺的瓜分──这在中国根本没有可操作性，既得不到政治上的事前认同，又得不到舆论上赞成──就只能以这种极大地消耗社会资源的方式进行。对中国来说，这是历史宿命，无可规避。
伴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并没有产生权力多元化的格局。由于政府权力并未从经济领域退位，中国社会成员之间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反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已私利进行权钱交换，在这种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徵的“软政权”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各种分利集团，而这种分利集团事实上于90年代中后期已经形成。政治、经济两大利益集团的成员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取非法利益，而这些寻租活动又必然导致国家进一步软政权化。到9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俘获国家”（State Capture）。不少利益集团通过腐败等方式直接影响政府决策部门，用类似于“点菜”的方式向国家购买对其产权的个人化保护。1999年以后政府政策明显向利益集团倾斜，如电讯产业、房地产、汽车等行业政策的制订，都是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部门进行了大量寻租活动的结果。中国政府虽然也时不时地提出反腐败口号，但事实上面对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这两大陷阱的相互作用而无能为力。虽然人们寄希望于中国政府能以全民利益为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实上中国政府不可能进行人们希望的民主政治改革，因为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失去攫取财富的手段与工具。失去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约束以后，中国政府只能用经济利益将官员们凝聚起来，而目前的中国政治制度正好最大限度保证了政治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需要。
计划经济消失以后，填补制度空白的却不一定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计划经济固然已经瓦解，但来自政府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更加“随意”化。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并非由市场机制主导，而是一种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性干预的“双轨制”。
机构和干部们的行为方式自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是单纯听命于中央政府的“驯服工具”，可他们也不是真正受民众监督的公务员；他们既不愿意放弃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也不甘于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于是他们一方面代表政府执行公务，另一方面也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因为这是他们轻车熟路与最可能抓住的机会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这两句话就是当前中国政府官员们普遍的心态与行为动机。
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还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由于行政事业机构仅依靠财政拨款度日，一定会陷入“半饥半饱”状态。为了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当中的一员，绝大多数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都在精心盘算着如何借手中权力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转型期独特的制度性文化，即政治权力资本化与政府行为企业化，具体表现为相当普遍的“创收”活动，这在开始被视为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最后竟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屡禁不止的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短期“培训班”与巧立名目卖文凭、中小学卖学位（即学生读书的指标，并非高等学校的学位）、收“高价生”、出版社卖书号、医院向公费患者强行推销昂贵药物、搭售日用品等等。这样，税收稽查权、新闻播报权、学历授予权、出版发行权等过去与商业交换无关的权力机会都变成了“创收”的工具，其结果是将“市场交换”扩展进政府机关和公用事业，这种“市场经济”活动的范围比任何发达国家还要宽广，其必然结果是大大扩展了“寻租”活动的空间。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为了谋利，不断制造机会、增加对日常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并将这种干预变得更没有规则、更随机化。在财政支付能力缩小、而机关事业机构并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中央政府因此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但是从社会效果来看，这类活动却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活动秩序，瓦解了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肌体。当这类活动是由单位有组织地进行时，常常被称为“搞活经济的‘创收’活动”；如果是员工假公济私、个人单独进行，一经查获则被视为“腐败”。比如高等院校以集体名义卖文凭与学位，只算“创收”，教师员工人人拥护；但如有教师向学生卖分数赚钱，一被揭发则身败名裂。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在计划经济消失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体制会是一种与计划经济无关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这里讲的行政性干预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观管理，主要是指两类情况：一种是为满足个别利益集团而实施的政策，例如银行奉命向长期亏损、拖欠大量逾期贷款的国有企业继续提供新贷款，这样作既有损经济效率也有损社会公平；另一类是拥有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主要是为了满足干预者个人或小群体的经济目的，这样的干预不可能有明确、统一的规则，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难有效地控制，只能定期地发动“反摊派”、“反贪污”之类的“运动”加以遏制。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在计划经济消失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体制会是一种与计划经济无关的“双轨制”，即发育中的市场机制与行政性干预并存。这里讲的行政性干预不是指政府的正常宏观管理，主要是指两类情况：一种是为满足个别利益集团而实施的政策，例如银行奉命向长期亏损、拖欠大量逾期贷款的国有企业继续提供新贷款，这样作既有损经济效率也有损社会公平；另一类是拥有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主要是为了满足干预者个人或小群体的经济目的，这样的干预不可能有明确、统一的规则，因此中央政府也很难有效地控制，只能定期地发动“反摊派”、“反贪污”之类的“运动”加以遏制。
这样的“双轨制”可能存在相当一个时期，因为一方面它具有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功能，为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提供了市场规则，保证了经济活动的进行；另一方面，它不但承认和保留原有的权力结构，而且为原有的权力结构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巩固了原有权力结构的基础，使广大公务员群体成为改革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与中国“改革”的坚决拥护者。正由于这一点，中国政府根本不打算在短期内进行触动权力结构的政治体制改革。
对不公的道义张扬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这种战略理论在西方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而告结束，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
“历史负债”指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改革以前拿的工资非常低，仅仅只是维持吃穿的最低生活费，其他如医疗、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开支统统未计算入工资，而列作企业给职工的福利。国企改革以后，这些所谓福利全部作为企业“甩包袱”的改革项目，不仅以前的全部赖掉，还要工人再次为医疗养老住房及子女教育交费，实际上等于让工人承担改革的双重成本。
因为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却是等值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简言之，“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就是第六章所谈到的经济伦理恶性畸变。
社会改革选择从上到下有序进行的方式，是中国社会唯一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荡进行社会转型的机会。
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崩溃，使得以往社会整合机制中的非正式控制机制，即文化、道德习俗、经济、思想等“软控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恰好是非正式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比正式的社会整合机制机制（法律、政府、军警）更重要。因为“软控制”是利用说服、罚款和利益支配等手段，最容易导致社会成员思想的潜移默化。在旧的非正式控制机制丧失存在基础的同时，是正式控制机制的严重变质，在不少农村中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宗法组织和地方恶势力在农村起到了组织和控制基层政治的作用。
中国科举时代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靠“科举制”这种人才录用制度支撑的。1911年科举制衰亡以后，无论是官员队伍还是广大乡绅，这两种责任感都逐渐丧失。与科举时代相比，他们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堕落了。这一点，只要将明清时代及以前的笔记与其它史料都找来看看，再对比一下20世纪以来官员及乡绅们行为的记录，便可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些词对他们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并非诬称。
但社会革命却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失败而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中国迄今还未完成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这一政治转型。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进入农村社会再组织这一过程，再组织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重构。但核心还是围绕着人与资源的占有关系进行。从当时短期来看，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只延续了十年多一点，此后就是暴露问题与讨论如何解决的漫长过程。
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通过利益调整而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
中国改革中资源占有状态的改变走的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公平，这种起点的不公平是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形成的源头来看，正如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重要影响，……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
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九十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中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 掌握“总体性资本”的精英人数虽不是很多，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社会的支配能力极强。从他们致富的实际过程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是通过权力市场化，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大权以及借助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
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状态是在以往多年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而目前的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则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形成的，因此经不起社会伦理的检验。
若观察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精英更替模式，可以发现，在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过程中，党政干部里只有极少数人因退休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失去了权力，因而其社会地位有所下降，而大多数干部都通过原来拥有的权力和其他的社会资源，相当便利地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获取了机会和利益。 经济精英集团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由于中国的市场化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所以，在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成功地将自己改变成有产阶级的成员。换言之，他们原来的政治职务成了私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
70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出现，但此后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极大地依赖于政治环境的改变。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中共政府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不断变化，基本上表现为4个阶段。最早提出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接下来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令这种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营企业日益衰败，随着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难以维持其主要纳税者的地位，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背景下，私营企业才得以不断发展，其法律地位也逐渐提升。
中国现在虽然也出现了资本积累过程，但并未具备一般市民社会的特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社团组织的严格控制使得社会中间组织（包括中介组织）无法正常地发育成长，因此也就没有代表这些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团体在社会活动中发生作用，唯一的例外是代表私营企业利益的全国工商联。
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迅速的变化，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会越来越明显，一些昔日的同道很可能在今后几年中会成为政治社会理念上的论敌。在发展中国家里，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从拉美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来看，一旦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将会出现社会的全面腐败与彻底堕落。这种情况将严重伤害国家与民族的尊严，那种向发达国家说几句“你们也有腐败问题，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的辩解，实际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的观感和评价。
200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可说是重大转折点的事情，那就是江泽民发表了“七一讲话”，这个讲话的核心是承认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共同统治中国的利益格局。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只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条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结合，就构成了所谓“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共将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
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只可能通过“血缘继承”的方式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权钱交易而产生。
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其解释则又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应以国有企业数目逐渐减少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标准，还有人以为应该以政府审批经济项目的权力逐渐减少为标志。这当然都是皮相之谈。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在中国凡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各种垄断性资源的配置，迄今为止仍然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由这一根本特点观之，只能说中国到现在为止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走上目前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制度根源，因为这种改革路径最容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中共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象北韩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但中共高干群子女除了享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继承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佳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必然成为首选。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正反对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且实际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方便之门。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如此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泛滥成灾，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以“猫论”与“摸论”鼓励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论指导，实际后果就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
中国底层社会的不满早在1992年后就开始了。“六四”事件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动乱，关键在于当时的工人还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还在享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余荫。中国民众历来有如一盘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还能保住，就对别人的受压制与受剥夺熟视无睹，少数不良分子甚至还幸灾乐祸。
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等，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改革”除了为政府官员创造了暴富机会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为现有政策与法制体系根本无法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状况必然迅速导致权钱交易泛滥成灾，并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承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正因如此，毛泽东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规的个人权力，并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但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就不得不部分服从制度的惯性；此后的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来越为现存制度的惯性所支配。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笔者不否认自己在90年代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时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本阶级的长期利益着想，将狼与羊的关系维持在一个能够让羊群维持再生产的临界点上，因为双方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为了民众利益着想，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创造了两个前景灿烂的神话：一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会促使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进步会带来资讯的自由传播，有助于打破中国的新闻封锁。前一个神话只能说是持此论者一厢情愿的美好希望，因为WTO不过是国际社会的经济游戏规则，不可能期望通过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的预期利益未能实现，这个神话正在西方社会逐渐退色。第二个神话则被中国政府无情地击碎了，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投资几亿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正在为中国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强社会控制贡献力量。
这本书之所以抓住了千百万读者的心灵，是因为作者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分析在政策作用下中国的政治权力怎样进入市场成为可交换的“商品”，阐明了在政治权力市场化的作用下，寻租活动与“灰色分配”决定了社会财富的流向及资源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起制约作用的经济社会后果，如地下经济的泛滥、黑社会组织的兴起、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极为显著。作者最后指出，23年改革的结果表明，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底层占大多数的金字塔结构，只有掌握权力者才是改革成果的真正受益者，而占总人口83%的广大中下层人民则在为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