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人生哲思录》这本书是偶然看到的，文人写的东西，确实有很多是比较有意思的思考。
这些东西往往都是散落在其著作中的各处，既然有文人自己把自己的这些“金句”摘录出来，那是最好的了。
这本书我是以随手看的方式读完的，也确实不用通篇阅读。
我又从这些金句中摘出来一些金句：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我孤独了。”啊，你配吗？
相思是一篇冗长的腹稿，发表出来往往很短。
一个人要达到这种无牵无挂的境界，上者必须大觉大悟，下者必须没心没肺，而我则上下两头皆够不着。
如果一种悲观可以轻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断定那不是悲观，而只是肤浅的烦恼。
一个人热爱人生便不能不执著，洞察人生真相便不能不悲观，两者激烈冲突又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超脱。
一个人热爱人生便不能不执著，洞察人生真相便不能不悲观，两者激烈冲突又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超脱。
但是，这并不说明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性格。
一个人历尽挫折而仍葆爱心，正证明了他在精神上足够富有，所以输得起。
可是，如果遁入空门，禁绝一切生命的欲念，藉此而达于对死亡无动于衷，这算什么彻悟呢?真正的彻悟是在恋生的同时不畏死，始终怀着对亲人的挚爱，而在最后时刻仍能从容面对生死的诀别。
人们举着条件去找爱，但爱并不存在于各种条件的哪怕最完美的组合之中。爱不是对象，爱是关系，是你在对象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心血。你培育的园林没有皇家花园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园林而不是皇家花园。你相濡以沫的女人没有女明星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女人而不是女明星。也许你愿意用你的园林换皇家花园，用你的女人换女明星，但那时候支配你的不是爱，而是欲望。
当你把异性仅仅当作审美对象加以观照，并不因为你不能占有她而感到痛苦时，你已经超越爱情而进入艺术的境界了。
“生命的意义在于爱。” “不，生命的意义问题是无解的，爱的好处就是使人对这个问题不求甚解。”
爱的给予既不是谦卑的奉献，也不是傲慢的施舍，它是出于内在的丰盈的自然而然的流溢，因而是超越于道德和功利的考虑的。尼采说得好：“凡出于爱心所为，皆与善恶无关。”爱心如同光源，爱者的幸福就在于光照万物。爱心又如同甘泉，爱者的幸福就在于泽被大地。丰盈的爱心使人像神一样博大，所以，《圣经》里说：“神就是爱。”
人大约都这样：自己所爱的人，如果一定要失去，宁愿给上帝或魔鬼，也不愿给他人。
大自然把生命孕育和演化的神秘过程安置在女性身体中，此举非同小可，男人当知敬畏。与男性相比，女性更贴近自然之道，她的存在更为圆融，更有包容性，男人当知谦卑。 在面临人生灾难和重大抉择的时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们同样悲痛难当，但她们能够不让感情蒙蔽理智。这也许是因为，男人的理智是逻辑，与感情异质，容易在感情的冲击下溃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觉，与感情同质，所以能够在感情的汹涌中保持完好无损。 也许可以说，男人站得高些，视野宽些，所以容易瞻前顾后，追悔往事，忧虑未来。但是，女人的状态是更健康的，她们更贴近生命的自然之道。当男人为亲人的去世痛心疾首时，女人嘹亮地抚尸恸哭，然后利索地替尸体洗浴更衣，送亲人踏上通往天国的路。
如果说男人喜欢女人弱中有强，那么，女人则喜欢男人强中有弱。女人本能地受强有力的男子吸引，但她并不希望这男子在她面前永远强有力。一个窝囊废的软弱是可厌的，一个男子汉的软弱却是可爱的。正像罗曼·罗兰所说：“在女人眼里，男人的力遭摧折是特别令人感动的。”她最骄傲的事情是亲手包扎她所崇拜的英雄的伤口，亲自抚慰她所爱的强者的弱点。这时候，不但她的虚荣和软弱，而且她的优点——她的母性本能，也得到了满足。母性是女人天性中最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唤醒，世上就没有她承受不了的苦难。
莫洛亚独能深入一步，看出：“女人之爱强的男子只是表面的，且她们所爱的往往是强的男子的弱点。”
男人凭理智思考，凭感情行动。女人凭感情思考，凭理智行动。所以，在思考时，男人指导女人，在行动时，女人支配男人。
婚姻的稳固与其说取决于爱情，不如说取决于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谐。具有艺术气质的人在后一方面往往笨拙得可笑，所以，两个艺术家的结合多半是脆弱的。 对艺术家的一个忠告：慎勿与同行结婚。 进一步的忠告：慎勿结婚。
偏偏愈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比起那些以传统伦理和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婚姻来，愈有其脆弱之处。所谓佳偶难久，人们眼中的天作之合往往不能白头偕老，这差不多是古老而常新的故事了。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人的内在的感情要比外在的规范和利益更加难以捉摸，更加不易把握，爱情是比世俗的婚姻纽带更易变的东西。以爱情为婚姻的唯一依据，在逻辑上便意味着爱情高于婚姻，因此，一方面，如果既有的爱情出现瑕疵，婚姻便成问题，另一方面，一旦新的爱情产生，婚姻便当让位。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永远不会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再好的姻缘也不可能获得终身保险。
爱情基于幻想和冲动，因而爱情的婚姻结局往往不幸。但是，无爱情的婚姻更加不幸。
爱情仅是感情的事，婚姻的幸福却是感情、理智、意志三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因而更难达到。
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
婚姻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同一个异性身上把三者统一起来，不让习以为常麻痹性的诱惑和快乐，不让琐碎现实损害爱的激情和理想。
结婚是一个信号，表明两个人如胶似漆仿佛融成了一体的热恋有它的极限，然后就要降温，适当拉开距离，重新成为两个独立的人，携起手来走人生的路。然而，人们往往误解了这个信号，反而以为结了婚更是一体了，结果纠纷不断。
要亲密，但不要无间。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相爱的人也不例外。婚姻之所以容易终成悲剧，就因为它在客观上使得这个必要的距离难以保持。一旦没有了距离，分寸感便丧失。随之丧失的是美感、自由感、彼此的宽容和尊重，最后是爱情。
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恋人时，是我们的激情在呼唤。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亲人时，却是我们的全部人生经历在呼唤。
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爱，可是我们最擅长的始终是被爱。直到我们自己做了父母，我们才真正学会了爱。
凡真正美好的人生体验都是特殊的，若非亲身经历就不可能凭理解力或想象力加以猜度。为人父母便是其中之一。
偏见和利欲是智慧的大敌。偏见使人满足于一知半解，在自满自足中过日子，看不到自己的无知。利欲使人顾虑重重，盲从社会上流行的意见，看不到事物的真相。这正是许多大人的可悲之处。
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
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如同纪伯伦所说：孩子虽是借你而来，却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爱，却不可给他想法，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执意把孩子引上成人的轨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正是在粗暴地夺走他的童年。
看教育是否成功，就看它是拓展了还是缩减了受教育者的人生可能性。与幸福而有意义的人生这个目标相比，获得一个好职业之类的目标显得何其可怜。
成功有两个要素，一是能力和品质，二是环境和机遇；因此，对成功者的嫉妒也相应有两种情况，一是平庸之辈的嫉贤妒能，另一是怀才不遇者的愤世嫉俗。
既然嫉妒人皆难免，也许就不宜把它看作病或者恶，而应该看作中性的东西。只有当它伤害自己时，它才是病。只有当它伤害别人时，它才是恶。
我所厌恶的人，如果不肯下地狱，就让他们上天堂吧，只要不在我眼前就行。 我的嫉妒也有洁癖。我决不会嫉妒我所厌恶的人，哪怕他们在天堂享福。
法不惩恶，遂使武侠梦流行。
小市民聚在一起，最喜欢谈论的是两件事，一是别人的不幸，还啧啧地叹息着，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另一是别人的走运，还指指戳戳地评论着，以表示自己的正直。他们之热中于“同情”他人的痛苦，与他们之热中于嫉妒他人的幸福，其实是同一份德性的两种表现。
那么，不要肉体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们将不再能看风景，听音乐，呼吸新鲜空气，读书，散步，运动，宴饮，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爱情这件无比美妙的事儿。原来，灵魂的种种愉悦根本就离不开肉体，没有肉体的灵魂不过是幽灵，不复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比死好不了多少。
在一个功利至上。精神贬值的社会里，适应取代创造成了才能的标志，消费取代享受成了生活的目标。在许多人心目中，“理想”、“信仰”、“灵魂生活”都是过时的空洞词眼。可是，我始终相信，人的灵魂生活比外在的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更为本质，每个人的人生质量首先取决于他的灵魂胡说的质量。
无可否认，“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已经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信仰失去了大一统的威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中和“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是没有信仰的一代。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权威人生模式，每个人的命运都投入了未定之中，因而不得不从事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社会的商业化使人的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平庸化趋势，这种情形既使有高贵精神趣味的人感到孤独，却也异常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追求的紧张度。
如今调侃成了新的时髦。调侃者调侃一切信仰，也调侃自己的无信仰，在一片哄笑声中，信仰问题便化作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可笑的问题。
一切最高的奖励和惩罚都不是外加的，而是行为本身给行为者造成的精神后果。高尚是对高尚者的最高奖励，卑劣是对卑劣者的最大惩罚。上帝的真正宠儿不是那些得到上帝的额外恩赐的人，而是最大限度实现了人性的美好的可能性的人。当人性的光华在你的身上闪耀，使你感受到做人的自豪之时，这光华和自豪便已是给你的报酬，你确实会觉得一切外在的遭际并非很重要的了。
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说与哲学之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大致有三者情况：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本身成为生活方式；重视生活意义和精神生活的人，哲学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之一；不关注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哲学。
和哲学一样，宗教所关心的也是世界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要对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
哲学家有一个宗教的灵魂，却长着一颗科学的脑袋。
哲学家生活在永恒中，诗人生活在瞬时中．他们都不会老。
令人深思的是，希腊哲学家之受迫害，往往发生在民主派执政期间，通过投票做出判决，且罪名一律是不敬神。
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
柏拉图试图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藉此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这只能是乌托邦。康德后来正确地指出：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如果把哲学看作精神生活的理性形式，那么，它在商业社会的处境是矛盾的。一方面，追逐实利的普遍倾向必然使它受到冷落。另一方面，追逐实利的结果是精神空虚，凡是感受到这种空虚并且渴望改变的人便可能愈加倾心于哲学。所以，哲学既是这个时代的弃妇，又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人。
哲学是智慧，不可与技巧、计谋、权术混为一谈。现在流行营销哲学、卡耐基式的处世哲学之类，教人如何赚钱、如何公关等等。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毕竟是哲学，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哲学。哲学越是实用，哲学的含量就越少，就越不是哲学。
要真正领悟哲学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大哲学家的原著，看他们在想什么问题和怎样想这些问题。你一旦读了进去，就再也不想去碰那些粗浅的启蒙读物了。
一个优秀哲学教师的本事不在于让学生接受他的见解，而在于让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
由于经验总是有限的，所以真理总是相对的。
有一类解释是针对整个世界及其本质、起源、目的等等的，这类解释永远不能被经验所证明或否定，我们把这类解释称做信仰。
有一些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做思想领袖，可是当今的社会风气的确是越来越重实利，没有人认他们的账了。同时，比起那些发了财的人，他们又显得比较穷。这使他们感到很不平衡，于是聚而发牢骚说：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实，失落的不过是名和利罢了，精神怎么会失落呢?比方说，你在海边看日出，面对喷薄而出的旭日和绚丽变幻的霞光，你内心充满惊奇、感动和喜悦的情感，这本身便是一种精神生活了。然而，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们没有因此而赞颂你是一个欣赏日出之美的专家，或者没有因此而给你发一笔奖金，你的精神就失落了。对这种逻辑实在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宁愿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一个真诚的人生探索者可能会走错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一个只在书本里讨生活的学者也许不犯错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
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好的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远远小于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坏的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距离。
儒教其实是处世术，道教其实是养身术，儒道释合流其实是统治术。
过去的时代出伟人，今天的时代出偶像。伟人功垂千秋，偶像昙花一现。这是媒体时代的悲哀。
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艺术家便是呕心沥血要使瞬息的美感之快乐常驻的人，他在创造的苦役中品味到了造物主的欢乐。
每个人都有那种奇妙的瞬时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了，他们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有些人抓住了，但不能赋予形式，表达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形式。
面对艺术作品，外行很容易不自信，谦称自己不懂。毕加索对这样一个谦虚者喊道：“不懂？你是要看懂啊！”他的意思是说，对于美和艺术，根本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人人都可以发言，没有人能够下结论。
艺术家常常是不爱交际的，他太专注于内心了。在一般社交场合，他可能显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因而在俗人眼中不是个有趣的人物。但不少人却把社交场合的活跃和有趣看作艺术气质的标志。
所谓艺术气质，其实包括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诗人气质，往往是忧郁型的。另一种是演员气质，往往是奔放型的。前者创造，后者摹仿。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回首往事，谁不缅怀童年的幸福?童年之所以幸福，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最纯净的感官。在孩子眼里，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样样事物都罩着神奇的色彩。孩子好奇的目光把世界照耀得无往而不美。孩于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的感觉尚未受功利污染，也尚未被岁月钝化。
但是，再往后情形就不同了。“诗意地理解生活”，这是我们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可惜的是多数人丢失了这件礼物。……概念取代了感觉，我们很少看、听和体验。唯有少数人没有失去童年的清新直觉和少年的微妙心态，这少数人就成为了艺术家。
音乐用天国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用人间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人痛苦了，因为俗人根据人间的事情来理解人间的语言，总是误解了诗人。音乐家可以免于此患，，反正俗人听不懂天国的语言。
写诗是一种练习把话说得简洁独特的方法。
作家是世界上最勤快的人，他总是处在工作状态，不停地做着两件事，便是积累素材和锤炼文字。严格地说，作家并非仅仅在写一个具体的作品时才在写作，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写作。
把简单的事情说得玄妙复杂，或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都是不寻常的本领。前者靠联想和推理，后者靠直觉和洞察。前者非聪明人不能为，能为后者的人则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诚实。
现代主义原是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崛起的，它的生命在于真诚，即对虚妄信仰的厌恶和对信仰失落的悲痛。
创造靠智慧，处世靠常识。有常识而无智慧，谓之平庸。有智慧而无常识，谓之笨拙。庸人从不涉足智慧的领域，所以不自知其平庸。天才却不免被抛入常识的领域，所以每暴露其笨拙。既然两者只可能在庸人的领土上相遇，那么，庸人得意，天才潦倒，当然就不足怪了。
天才三境界：入世随俗，避世隐居，救世献身。
一个青年对我说：“我就是尼采!” 我答道：是吗?尼采是天才。每个天才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你重复了尼采，所以你不是天才，所以你不是尼采。
人生有种种享受，读书是其中之一。读书的快乐，一在求知欲的满足，二在与活在书中的灵魂的交流，三在自身精神的丰富和生长。要领略读书的快乐，必须摆脱功利的考虑，有从容的心境。青少年时期是养成读书爱好的关键时期，一旦养成，就终身受用，仿佛有了一个不会枯竭的快乐源泉，也有了一个不会背叛的忠实朋友。
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倒不在于你读了多少名著，古今中外的名著是否读全了，而在于要有一个信念，便是非最好的书不读。有了这个信念，即使你读了许多并非最好的书，你仍然会逐渐找到那些真正属于你的最好的书，并且成为它们的知音。事实上，对于每个具有独特个性和追求的人来说，他的必读书的书单决非照抄别人的，而是在他自己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书单本身也体现出了他的个性。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在所有的书中，从最好的书开始读起。一直去读那些最好的书，最后当然就没有时间去读较差的书了，不过这就对了。 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如此。世上可做可不做的事是做不完的，永远要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
席勒曾说，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外界的激励，如一本好书，一次谈话，会比多年独自耕耘更有力地促进思考。托尔斯泰据此发挥说，思想在与人交往中产生，而它的加工和表达则是在一个人独处之时。
写作的“第—原理”：感觉的真实。也就是说，必须是有感而发，必须是你之所感。
怎样辨别它们有无艺术价值呢？我提出一个标准：倘若除去了具体的人和事，那些感觉和心情显得更美了，就说明它们捕捉到了人性的某种秘密，所以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价值；相反，则说明它们只是与具体的人和事纠缠在一起的凡俗心理现象，仅对当事人具有日记的意义，在艺术上却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