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解决党内的腐败问题。一个不受监督的政党，一个绝对掌握权力的政党，不应验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吗？中共也逃避不了。以上一个个中共各级官员贪腐的生动例子，赖小民、周本顺等之流能如此惊人的贪腐，形成自己的小王国，就是无人能监督的结果，权力一到手，就大贪特贪，还有什么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别说自我监督，光相互监督，上下级监督都出大问题，笔者发现中共高级官员手下的得力助手往往就是腐败分子：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时的得力左右手徐才厚、郭伯雄；朱镕基的心腹爱将朱小华；胡锦涛的亲密管家令计划；甚至连被誉为“反腐败沙皇”的王岐山自己亲信干将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也因贪腐于去年落马。这不是与中共宣传标榜有自我监督、自我净化能力形成反差，简直是世界反腐的大笑话，中共的这种谎言，等于不准广大人民监督我，实际就是中共垄断权力为了自己搞腐败，并且自己腐败无人能管。不然，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非要到贪污几千万甚至上亿才发现。所谓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必定是自欺欺人，根本解决不了中共自己的严重腐败。
二，官员财产公开不适合中国国情。官员财产公开是一条国际通用，行之有效的“阳光法案”，已被公认为反腐最有效的举措。早在 1987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但三十多年过去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总是“只闻雷声不见甘露”，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已经连续 7 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的决议，全国人大一直没有作出回应，中纪委、监察部给他的答复也只是“正在积极展开工作”等等，而一直以来中共各级官员对财产公示的怪论是“不适合中国国情”、“时机尚不成熟”、“引起社会混乱带来不稳定”。其实，面对日益腐败的中共，人们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等，已基本达成共识，只有财产公示，真正让监督权力回归民众，才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最有效途径。官员们众口一词反对财产公示，就足以证明其财富是见不得光的非法所得。什么“不适合中国国情”，难道教育、医疗产业化就适合国情？什么“时机尚不成熟”，难道延迟退休时机就成熟？什么“引起社会混乱带来不稳定”，难道让大量工人下岗；贱买国企；非法侵占农民耕地就不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可见中共的无耻与自私。更令人心寒的是公民自由表达这个反腐败的方法却被认定为犯罪，前几年南京有一位 70 岁的老太太，因为在自己的车上贴了一张“官员财产公开”的字幅，结果被警方诉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九个月。如果你强力打虎拍蝇已有七、八年了，并宣称“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宁可得罪官员，不可得罪十三亿人民”，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却交白卷，这些“豪言壮语”就显得苍白无力了，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反腐等于白忙一场，如果现在七常委能带头公开自己财产，上行下效，那么反腐才真正有意义，如果现在整个官场是廉洁奉公的，那么一个自信的政党何惧“阳光法案”，不公开就是因为许多官员家庭财产严重与家庭收入不相符，难以向人民交代，一党私利造成的恶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官员公示财产时有这样的论述：“谁不愿意公示财产，就一定是贪官！一定是禽兽不如的东西！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公示自己财产。”这样精辟的观点简直打脸中共，大谈什么一定要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没有“阳光法案”的实行，腐败的土壤只会越来越肥沃，反腐败无论力度有多大，都难以走出愈反愈腐的怪圈。
三，借反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体制产生贪官，还说这是个好体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晒反腐成绩单，揪出的贪官越多，成果越大，越能体现中共自己更伟大、光荣、正确；越能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越能证明中国共产党能清除腐败。这些论调完全是侮辱十四亿中国人的智慧，整个社会贪污遍地，还以腐败为荣，荒唐极致。把自己的劣迹当做政绩来歌颂，这是中共一贯欺骗和愚弄百姓的手段。就如新冠病毒由于中共早期隐瞒疫情，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病毒扩散，致使新冠肺炎在武汉大爆发，后来更令全世界大流行，中共自己闯下弥天大祸，却反过来自我表功什么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战胜疫情，为世界作出榜样。这是一个（题外）最生动实例，同样在反腐问题上中共也耍这样的花招，岂有将反腐抓大量贪官作政绩向民众宣扬，因为无官不贪是制度性的原因，而腐败是社会最黑暗、最丑恶的现象。按照中共的逻辑是颠倒黑白，等于官场不是越腐败越黑暗，反而是越腐败越光明，这是中共最邪恶、愚民的一面，也是中共顽固地维护这个腐败性体制的借口，这种政治腐败比经济腐败更可怕。
最后我们再看中纪委公布的中共最新反腐情况，是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于 6 月 28 日，在中共百年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姿态向全国亮出反腐成绩单。中共的反腐，是先由中纪委对有问题的官员实行双规调查开始，这叫自己人查自己人，也叫先家法处置，再呈送司法机关审判，这是中共特色的反腐，所以肖培代表中纪委在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系列反腐数据，比以上历年高院或高检的报告更具权威、更震撼。肖培给媒体的反腐数据有以下的内容：
在党中央领导下，截至今年 5 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 380 万件，说细一点是 380.5 万件，查处了 408.9 万人，反腐败力度相当大，我们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是 374.2 万人。全国纪检监察机构共立案审查省部级领导干部 392 人，厅局级领导干部 2.2 万人，县处级领导干部 17 万人，乡科级公职人员61.6 万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 453 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 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2.6 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1.7 万件，处理 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39 万余件，处理了 35.9 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28 万件，处分 18.8 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我们查处了 9.3 万个案件，处理8.4 万人。这样管党治党的力度、惩治腐败的力度，作家二月河曾经说，翻遍中国历史都找不到。在党中央领导下，谱写了新时代反腐斗争的新篇章。
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8%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充满信心，这比党的十八大前的2012 年的调查提高了 16.5 个百分点。我们党探索形成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路径。
这是又一份中共自我表功的官样之文，不过我们从肖培反腐介绍中的官方数据，更具体了解到中共腐败的程度是如此的震撼。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王岐山主导的这场反腐运动，确实打了许多大小贪官，反腐败力度之大，如肖培所讲的，中国历史未有、世界历史罕见。那么正好说明了中共这三十多年的腐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员更贪污、更腐败，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腐败，还有什么面目向国人炫耀反腐政绩，看看当年邓小平提出反腐败是“抓个一二十件”，到了现在所发生的腐败案是上百万件，经历了三十多年，中共这个反腐关根本过不了，也无法向人民兑现承诺，这是一个不打自招的自我表功，在肖培所晒的这份中共反腐成绩单上，我们又看到一个世界奇观式的中共腐败：
据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中共党员总数达9514.8 万人，这意味着在过去八年半以来，将近十分之一的党员（883.4 万人）被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其中近一半（408.9 万人）被查处，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这八年零 5 个月共有 3070 天，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0.5 万件，等于全国平均每天审查 1239 件，查处 408.5 万人，等于平均每天有 1332 人被查处，这难道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大犯罪集团吗？又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我们再看这一组数据，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 62.6 万件；查处涉及民生和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39 万余件，处理 35.9 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28 万件，处分 18.8 万人；在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中查处了9.3 万个案件，处理了 8.4 万人。这些合计有近 140 万件的众多腐败行为都涉及广大群众的实在利益，那“七一”讲话中标榜“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可耻的谎言，谁能相信？实际中共奉行的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什么资格声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中共的腐败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腐败世界各地都有，但别人是个人腐败，中共是制度性腐败，其严重程度和牵涉规模是大面积疯狂式腐败，虽然这份成绩单查出数以百万计的腐败分子，却只是冰山一角，因而习近平如此高强度的反腐也难言成功，他是一种运动式反腐，只要中共继续执政，永远每天都能抓到一大批贪官，所以目前习式反腐做到所谓“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已是天花板的上限。而且这份成绩单再漂亮，也有两大软肋为人诟病：
第一是《解放军报》在 2015 年 5 月 27 日，发表对两位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的落马评论：“高级干部位高权重，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政治上出了问题危害更大。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这就道出了习近平反腐败的真相，只不过是借反腐打击政敌，揽权独裁，只要你忠于和拥护习核心，腐败问题一般是不会追究的。习近平以反腐败作为权斗的工具，清除异己，震慑党内“双面人”，达到自己的个人政治目的，又是中共党内斗争的一大发明。
第二是红色家族与反腐败绝缘，纵观习近平反腐败这八年来，大批落马的官员，如周永康、郭伯雄、孙政才、赖小民等，他们都出身于平民家庭，而在打虎榜上，看不到有红二代、官二代的身影，是他们父辈管教太严，所以没有贪腐行为吗？非也，这些红二代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代表，高干子弟群体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那些垄断行业，无不是中共权贵所控制，搞腐败、豪取国有资产更是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大部分家族都是呼风唤雨，富可敌国的豪门族阀。红二代除薄熙来以外（上面已提到薄并非因贪腐落马，却以腐败入罪），其他红二、三代，官二代根本没少一根毫毛，说明习近平反腐只是选择性的，难以服众，缺乏正义感。这些红色权贵正是谁也动不了的“铁帽子王”，持有免罪“丹书铁券”的特殊群体。而“八九·六四”以后出台的“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的决定，则形同虚设，利益面前，高干们早把这个决定抛到九霄云外，从来没有谁去执行，只是哄哄老百姓罢了。中共当局是有意让高干子弟群体利用特权经商，肆意掠夺国家财富的。举一个与邓小平家族相关的案例：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浙江温州人，出身普通农民，从商多年，于 2003 年左右与邓小平外孙女邓卓苒结婚，成为邓小平家族的成员，之后在红二代、官二代幕后支持，创办并担任安邦保险董事长和总经理，安邦在 2004 年创办之初，注册资金仅 5 亿元，到 2014 年突然增资 499 亿元，达到总注册资金 619 亿元，投资规模超过中国人寿和平安，吴小晖当年背靠红色家族，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但后来不知道他得罪了谁，于 2017 年被警方拘留，并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由上海市第一中院一审宣判：吴小晖以集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105 亿元。随后在 2019 年 7 月 29日，上海第一中院又开出对吴小晖案的执行裁定书，除没收财产 105 亿元外，还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752.4851亿元。吴小晖被没收、追缴共计人民币 857 亿余元的财产令人咋舌，这又是一个破记录的数字。如果把这巨款存入银行，一天的利息就接近 1000 万元，或者相当于每天高中两次彩票大奖。权贵如此搜刮民脂民膏令人发指。
这件案件并非腐败案件，吴小晖掌握的安邦保险属于私企，他并没有任何官职，但符合高干子女经商的标签，最特别的是这个非红色血统、只是攀上红色贵族枝头的驸马爷吴小晖居然能违法敛财 857 亿余元，是赖小民贪腐17.88 亿元的 48 倍，反映出当今中国如果是真正的红色贵族、官二代他们巧取豪夺的财富更是天文数字了，因此高干子女经商的危害比官员贪腐更甚。而习近平不断强调的所谓的“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就是保他们自己的荣华富贵永续，为所欲为地收割人民的韭菜。
以上列举的一份份中共反腐成绩单、所报道的一系列反腐案件，正是这四十年来中共党内从偶然性微腐败走向全面疯狂性腐败的历程，已经是登峰造极、猫鼠不分、冠绝古今中外的境界，如果国际透明组织举办地球“腐败奥运会”，那么团体、个人、单项的金、银、铜牌，中共官员肯定是十拿九稳，奖牌大户，腐败成绩确实非常优异。中共一直这样评价自己：1949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70 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就让我们也来评审中共的这份答卷：毛泽东统治了中国 27 年，最后将国家搞到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这是中共自己对文革反思的表述），毛进京赶考肯定不合格，如果那个毛左有异议，请你自觉移民去北朝鲜尝试挨饿。如果谁将一个制造国家大浩劫的首领来称颂为伟大领袖、人民救星，肯定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之人。再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是大大改善了，可是却带来道德大滑坡，物欲横流，贫富悬殊，社会公平无法实现，而且腐败滋生蔓延、横行无忌，这份答卷别说是优异成绩，令人民满意也强差人意吧！无论中共自己自吹自擂，用中共自己公开的数据作分析就是最大的说服力。只要中共独裁体制的存在，腐败就是不治之症。习近平反腐打贪这么多年，腐败却永远打不完就充分证明一切，而且总结中共这三十多年的反腐斗争，已陷入一个难以言状的怪圈，每次腐败现象在被打击而有所收敛之后，又以数倍的疯狂在恶性膨胀。所以中共的腐败只能永远在路上，中纪委反腐只不过是抓倒楣的游戏。
《邓小平文选》刊有 1985 年 3 月 7 日邓小平论述中国改革的一段讲话：“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是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这段当时对改革充满信心的豪言，中共从来不敢搬出来以邓小平理论作宣传，邓小平可惜还未料到：如果发展经济，导致腐败遍地，权贵暴富，那就是在绝路上狂奔了。即使中国现在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但这个所谓伟大复兴的背后，是如此不堪的肮脏，腐败成为中共“亡党亡国”魔咒，还值得为这种“中国模式”狂妄自大吗？中国这场深刻改革的成败得失，邓小平早已一语成谶，恰似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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