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这批中国年轻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爷爷奶奶辈被饥饿支配的那段时光，取而代之的是教科书上苍白的陈词滥调——“发展过程中的弯路”，“七分功三分过”。不少青年甚至对毛泽东时代有好感，认为那个时代虽然贫穷，但很公平。
当代青年糊涂至此，主要原因是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从幼儿园便开始洗脑，长大后又不反思，狼奶未净；次要原因则是中国人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即使是在家族内部，亲人关系也呈现出散沙化的状态，上一代人对亲身经历过的那段黑暗时光闭口不谈，下一代人也从来不敢对长辈敞开心扉，长辈们犯过的错，晚辈们接着犯。
中国人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王朝更替无数次，却每次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像黑格尔说的，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国家。中国近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痛苦的根源便是中国的停滞与落后，以致鲁迅悲愤地说，“我翻开所有的书，满满写着两个字：吃人。”
鲁迅说的很对。与世界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东亚大陆上所谓的文明，实在不值一提。奈何中国人有发明历史的恶习，什么“四大发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类的称赞，全都不要脸地往自己身上揽。
俗话说缺什么就爱炫耀什么。中国人大概是最接近畜生的一个种族，却偏偏爱拿儒家来标榜自己伦理学发达。一个残酷的真相是，数千年来，中国人像畜生一样苟活于世，寡廉鲜耻，完全不知道真正的道德为何物。康德说，道德成为一种可能有三个前提：一是灵魂不灭，二是存在自由意志，三是有一位审视人心的造物主。不近鬼神的中国人没有经过像基督教这样的一神宗教启蒙，缺少稳定的道德评判系统，自然也发展不出一个稳定的社会，几千年来，中国人不仅肉体上饱经战乱，精神上也饱尝道德相对主义的苦果。无怪乎有人说，东亚大陆是一片被诅咒过的土地。
饶是如此，上帝仍然给了中国人第二次机会。清末民初，儒家秩序解体，清教徒带着爱与和平的礼物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被礼教束缚了数千年的中国人似乎有了第二次选择道路的权利。不幸的是，中国人又一次站到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以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发起了“非基运动”，旨在把基督教文化从校园里排挤出去。像所有运动一样，“非基运动”也扩大化了，敌视基督教的思潮蔓延到社会上的其他阶层，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大部分中国人都对基督教乃至其他一神教十分陌生。
诚如刘仲敬所言，我们通过选择神明而隐秘地选择自己的命运。中国人不愿意被上帝统治，自然要落入暴君的手中。令人欣慰的是，发起“非基运动”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代们的下场大多十分悲惨，也算是报应不爽了。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69年一个轮回，共产党建立的无神论威权统治秩序崩溃在即，生活在这片鸡形的土地上的人们似乎再一次面临选择命运的机会。中国人会继续跟党走，还是跟基督走，或者跟着安拉走，观察家们众说纷纭。
很多人担心以后中国人要被穆斯林统治，对此我倒不是太担心。伊斯兰文明无疑比所谓的“中华文明”高级出几个数量级，被穆斯林统治挺不错的，肯定要好过在共产党统治下当人肉电池。再者说，从当下的世界格局看，基督教是当前地球上最强势的宗教力量已经是个人人皆知的常识，像穆斯林这种侵略性稍强的宗教只会找比自己更强的力量挑战，而不是人尽可欺的费拉文明。正如当年满族人统治中国，乾隆皇帝对中国南方的萎靡风气十分不满，认为南方的士大夫风气在腐蚀满族人特有的优良品质。可见但凡有点上进心的民族和宗教力量，对费拉避而远之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有心统治，徒自背上包袱呢。
剩下的两条路——跟党走或是跟基督走，自然是全体中国人无法逃避的一次选择。拿我个人来说，我选择跟基督走。由此也会产生新一个问题，跟着党走的人和跟基督走的人该如何相处？
和平相处是不可能的，正如水火无法相容。跟党走的人就是继续选择一条奴役之路，奴役屁民，也奴役党员，绞杀屁民，也绞杀党员；跟基督走的则是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一条在基督秩序下的解放之路。毫无疑问，后者将在东亚大陆上缔造出一个新的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跟基督走的人该如对待跟党走的人？
共产党擅长解构，擅长寄生。跟基督走的人该对付这些类寄生虫生物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这些生物划清界限。选择跟党走的，便是自认是支那人，不跟党走的，则是认同诸夏国（或者认同粤国，沪国，吴越国，燕赵国等等）。
共产党对诸夏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比如说制造有毒空气，有毒饮用水，有毒土壤，有毒疫苗，有毒奶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支那人对诸夏人的肉体灭绝的一种，跟党走的支那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事实上，和支那人划清界限，也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对公义还稍有渴慕的人最后一次反抗。反抗成功了，失去的无非是脚镣，得到的却是全世界；反抗失败了，那继续如猪狗一般的生存下去吧，像东亚病夫一样的活着也许的确是我们应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