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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私下里认为,如果你来成都,有三个人文历史景点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三个景点就是: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
成都武侯祠之所以值得首推,那是因为它独特的价值取向:全国唯一的君臣合享庙祠。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并不是四川人,他也不曾在四川长大,但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蜀汉王朝,甚至儿孙也战死在这片土地上。正因为如此,四川人民才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召,所钦佩,世世代代怀念他,以他为榜样。诸葛亮与刘关张虽然没有义结金兰,但他们的精气魂却早已一脉相承,融为一体了。正因为如此,四川人民也世世代代有这种忠魂,这种侠义精神。抗日战争就是明显的例子,四川虽然没有被日寇直接侵占,他们却有300万人奔赴抗日前线,伤亡64.6万,牺牲28万。这种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与牺牲精神,也或多或少受到诸葛亮精魂直接或间接的哺育。
成都武侯祠始建于章武元年,即公元221年,距今已有1801年,一开始是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后来才变成君臣合享祠。
这件事发生于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91),蜀献王朱椿对武侯祠和汉昭烈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缮和整合,废除原在汉昭烈庙西侧的武侯祠,把诸葛亮像移入汉昭烈庙内刘备像东侧,关羽、张飞像排列于西。后来,四川的官吏将北地王刘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和镇守关口格斗而死的傅佥也陪祀庙内,就基本形成了君臣合享的格局。
成都武侯祠在历史上进行了多次修葺。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由刘沅主持修缮武侯祠,将两庑(即今称为文武两廊)的法正、许靖、刘巴,以及于史无考的李彪、张虎塑像去掉。另在文臣武将每位塑像前增加了一块人物事迹简要说明石碑,文字根据陈寿《三国志》中记载加以提炼而成。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武侯祠的大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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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历史,不熟读《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甚至不了解这片土地的苦难与悲壮,你或许会觉得其实武侯祠也没什么好看的。无非几排宫殿而已,无非一祠一庙一坟几尊塑像几个碑牌而已,这样的建筑哪里都不缺少,也不见得比其它地方辉煌、壮观与奇特。只有真正了解蜀汉传奇、诸葛亮生平事迹、品行修为、高风亮节的人,才会对武侯祠肃然起敬。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的帝王、官吏才会这样重视武侯祠的瞻仰、修葺与维护,才是武侯祠两千年不倒的真正根基。因为所有忧国忧民、利国利民的仁人志士,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参照,找到了精神皈依,自觉成为武侯的信徒。
唐朝的杜甫就是显然的例子。杜甫的一生忧国忧民,与诸葛亮的精神气质几乎一脉相承。诸葛亮与杜甫都生于乱世,都有经天纬地的大志,不同的是,诸葛亮得遇明主,杜甫直至终老也郁郁不得志。
杜甫到了成都,第一时间拜谒了武侯祠,留下了那首经典名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这首诗写于公元760年春天,他因为安史之乱避祸来到成都。我们几乎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处境与心境,这首诗既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也表达了自己百感交集的心情。从人格上来讲,杜甫与诸葛亮的追求与品性是一致的,从处境上来讲,可谓天壤之别。但生命的最后,却是惊人一致的苍凉。
那一年,杜甫48岁,是入川的第二年。杜甫在四川断断续续大约呆了8年写了400多首诗歌,其中在成都大约生活了四年左右,写下了24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既有生活纪实和生活情趣,也有忧国忧民的倾情之作。正因为如此,成都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千古才子,给他留下了一座“杜甫草堂”。历史就这么神奇,多少达官贵人没人记得,多少高楼广厦化作了尘土,唯一这一祠一草堂,当真千古留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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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侯祠,我们读不到更多《三国演义》里的传奇与豪壮,更多一些平凡与惨烈。那些文臣武将,除了战死就是病死,一般生命都较为短暂。这也难免,从东汉到三国,从两晋到南北朝,其实更多的是战争与动荡,人们的生活不可能像和平时代那么幸福安康。所以,如果要以《三国演义》为评判标准,就难免有些失望。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它就这样平淡,琐碎,也这样波澜不惊。只是,每一朵浪花都折射着历史的苦难与璀璨。这或许,才是真实的历史。
三国年代蜀汉的后期,国力逐渐衰微,田地逐渐荒芜,男丁基本上了前线,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诸葛亮为实现刘备遗志,不断组织北伐,不但自己心力憔悴,病死五丈原,而且成都被攻破后,儿子诸葛瞻与孙子诸葛尚均战死,成为英烈。
无论诸葛亮在生的时候,还是死后千年,对他的是非功过的争论还是比较大的。武侯祠有一副“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据说这副对联是清代赵藩撰写的。赵藩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副对联?是警示他人还是对诸葛亮治蜀的反思?
赵藩其实是云南人,晚清学者、诗人、书法家,官至川南道按察使。1900年赵藩以道员衔分发四川候补,那时四川白莲教、红灯照起义方兴未艾。清政府派封疆大臣车岑春煊任四川总督。岑春煊残暴剿杀起义,并杀害了深得民心的廖九妹。赵藩不愿苟同岑春煊的妄杀,做此对联婉劝。与其说说这副对联是诸葛亮治蜀的反思,不如说是警示陈春煊。
当然,蜀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不管是诸葛亮与益州李严集团,还是与刘禅本人,这种矛盾的后果都逐渐显露出来。矛盾的焦点在于刘禅与益州集团都不想打了,但诸葛亮一心要蜀汉实现统一,执意北伐,执意实现刘备生前的愿望。从当时的三国格局上来看,无论是其它两方的势力还是实力,还是蜀汉自己的国力,其实都基本不可能实现这个宏愿。诸葛亮的“一意孤行”,无非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所以结局注定是悲壮的。
诸葛亮果真错了吗?从信仰与情怀上来讲,是丝毫没有错的;从实力对决上来讲,是毫无胜算的,所以也是违背他一贯的用兵法则的。
所以这注定是一个悲剧。
但人民不会从这个角度去审视诸葛亮的,他们只看重诸葛亮的人生气节与忠贞不二,所以立庙供飨他。而且,他们旗帜鲜明,不供飨刘禅,觉得他是个软骨头,不配。所以,武侯祠是没有刘禅的供位的。或许,这才是大浪淘沙后的“世道人心”吧?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劫难而不灭,之所以最终能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因为从来不信邪,很多时候都是从弱到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杰出。这中间,既有忠贞不二,也有坚贞不屈,还有是非分明。不若此,如何能有辉煌的明天?
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明天的太阳必须辉煌雄壮。
或许,这才是武侯祠要告诉我们的千古不变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