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余光中？（转自知乎）

昨天看了很多关于余光中先生的悼念，有所思。余先生刚刚逝世，水正沸，毁誉都难免过度，转载一篇，多一个视角，有助于平衡。欢迎台湾的朋友点评

本文转自知乎，版权属于原作者 司马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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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大陆的“余光中热”让台湾的左翼文坛感到可笑，我想补充的是，“余光中热”让我们大陆稍有台港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齿冷！也许余光中应该与我们一道忏悔，余光中忏悔的是他隐瞒历史，“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李敖语），而我们应该忏悔的则是对于台港历史及文学史的无知。

“余光中热”诚非虚言，只列举近年的几件事即可明了其“热度”如何：2002年9月，福建省专门举办的“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余光中诗歌研讨会”、“余光中诗文朗诵会”、“余光中作品朗诵音乐会”等等；2002年10月，常州举办“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诵音乐会”，朗诵会分为《浅浅的海湾》、《等你在雨中》、《壮丽的光中》三部分，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台湾的艺术家、演员现场朗诵了余光中不同时期的作品，余光中先生在这里幸福地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 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煌煌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开奖，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北大教授温儒敏为担任奖项评说。近日的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吹捧余光中的文章，什么“文化乡愁”，什么“中国想象”，什么“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溢美之辞让人头晕目眩。《新京报》（4月21日）一位记者撰写的一篇“采访手记”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况且曾相见并有过一夜谈呢？”将余光中比作托尔斯泰，并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师而感到幸运万分，这段“惊艳”之笔将大陆的“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

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于隐瞒历史，顺应潮流。举例来说，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臭名昭著的被称为“血滴子”的反共杀人利器《狼来了》。但在行家眼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恶名”，开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文坛开始对于一统台湾文坛的“横的移植”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其标志是唐文标先生的系列批评文章，如他在1972和1973年间的《中外文学》、《龙族文学评论专号》、《文季》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等文章，批评台湾现代诗的“西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这一系列文章在文坛引起了震动，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在这场论争中，余光中当时是维护现代诗的代表人物。关于论争的是非本身，这里无需加以评判。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不厚道。在《诗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过其实地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更不应该的是，他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反共大陆”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左倾文艺观”的帽子。当时就有论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一文中指出：“这样祭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

但这样的批评对于余光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施展了他的陷人于不义的攻击手段，并且与国民党官方军方配合申伐左翼乡土作家。在这场乡土文学论战中，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反共”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强调“爱国反共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阶级斗争’的歧途。”紧随其后，余光中在8月20日《联合报》发表了《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余光中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并且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接着，他从攻击大陆的共产党文艺统治谈起，抱怨台湾的“党治”未免过于松懈，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指台湾——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际，竟然有人提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过巧合了。

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镇压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今天大陆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余光中这篇文章在当时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台湾所起到的政治迫害的恶劣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愤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的阴恶。徐复观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在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尉天聪差点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却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会”在台北剑潭反共救国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多未受到邀请，余光中却高坐在主席台上，得意洋洋地倾听“党政军要人”作关于“坚持反共文艺立场”的报告。

如果说余光中的上述“公开告密”与其反共的政治立场有关，那么新近披露的余光中向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则只能归之于他的人格的卑下了。据陈映真在2000年《联合文学》9月号发表的《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中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将军，告密陈映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的台湾是“必死之罪”。因为特殊原因，陈映真后来得以侥幸躲过这场灾祸。陈映真还是厚道的，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披露此事，只是因为余光中后来又将此件寄给了陈芳明，而陈芳明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份材料，陈映真才在上面这篇与陈芳明的论战文章中说破了连陈芳明都感到吃惊的“告密事件”。为清楚起见，兹陈映真的原文引述如下：

陈芳明在他的《鞭伤之岛》一书中，收到一篇《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其中有这么一段：

隔于苦闷与纳闷的深处之际，我收到余光中寄来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

事隔多年，而且因为陈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这里说一说。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材料，当时是直接寄给了其时权倾一时、人人闻之变色的王昇将军手上，寄给陈芳明的，应是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据说王将军不很明白“新马”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达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将军对之执师礼甚恭的郑学稼先生，请郑先生鉴别。郑先生看过资料，以为大谬，力劝王将军千万不能以乡土文学兴狱，甚至鼓励王昇公开褒奖乡土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对乡土文学霍霍磨刀之声，戛然而止，一场一触即发的政治逮捕与我擦肩而过。这是郑学稼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为谨慎起见，我专门与现在香港客座的陈映真先生取得了联系，陈映真不但允许我引用这些材料，而且答应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向我出示郑学稼先生回忆的原件。陈映真对我说：人在历史上可能有错，但事后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世人有个交待，而余光中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对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有过悔过。他的做法首先涂抹历史，隐去这些文章，而在遇见还能记住历史而又有正义感的人的公开质问时，他仍然顽固地为自己辩护，比如在最近的一个场合，一个青年责备他当年假借权力压迫乡土文学，他语无伦次地回答：他当年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艺”。“显见他至今丝毫不以当年借国民党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径为羞恶”。

陈芳明何许人也？说起来也许让人吃惊，他乃是当前台湾文化台独的代表人物。陈芳明有一个让中国人特别难以接受的所谓的后殖民台湾史观，他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对于台湾的接收和统治是与日本统治者相类的“外人”对于台湾人的殖民统治，陈映真为此在《联合文学》撰文批评他对于社会性质认识的混乱，由此引发了与陈芳明来回数次的论争。笔者曾撰文从西学角度批评陈芳明对于后殖民理论的误用，并在台湾的会议上与其有过直接的交锋，此处不赘。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余光中会将他的告密材料寄给陈芳明？了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现在的文化台独代表人物陈芳明当年却是一个左翼青年。在乡土文学论战中，陈芳明因为对于余光中的《狼来了》这篇文章的气愤而与之决裂。这一点，现在的陈芳明也供认不讳。在对于陈映真《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的回应文章《当台湾戴上马克思面目——再答陈映真的科学发明与知识创见》（《联合文学》2000年10月号）中，陈芳明对自己有如下说明：“我与余光中的决裂，源自于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他发表了一篇《狼来了》。我认为这篇短文，伤害了自由主义的精神，我无法同意他的论点。”“在那篇长文中，我对于余光中的反共立场表示不能苟同；并且由于他的反共，使我对文学感到幻灭。”但为什么在多年后余光中又与其言归于好了呢？这其中的奥秘我们不得而知。陈映真说：“现在，陈芳明与当年与之‘决裂’的余光中恢复旧好，也有文章相与温存。这自然是陈芳明的自由。只是想到诗人庞德在一战中支持、参加了纳粹，战后终其一生久不能摆脱欧西文坛批判的压力和良心的咎责。”可与庞德相提并论的自然还有德国的海德格尔和美国的保罗·德曼，他们都因为自己历史的劣迹而使自己的名声一落千丈。于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便是，为什么余光中非但没有受到历史的追究，却在被他鞭尸唯之不及的大陆红及一时，被奉为大师和偶像呢？

陈映真还举例提到了余秋雨，卷入了文革“写作组”案的余秋雨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而劣迹确凿的余光中更应该这样。大陆文坛对于余秋雨一直追究不放，但与此同时却对余光中大加吹捧，任他大红大紫。有趣的是，在大陆文坛一致穷追余秋雨“文革案”的时候，余光中却出人意料地为余秋雨大抱不平，他对记者说：“我知道目前大陆对余秋雨攻击很多。但我认为，追索过去并没有很大的必要。”余光中的行为一直让人感到奇怪，现在我们终于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他自己的历史原来本不干净。还有一件巧合的事，1999年湖南岳麓书院举办著名的千年论坛，首先邀请的便是余秋雨和余光中两人。对于两者的表演，外界的评论明显地偏余光中而贬余秋雨，试举一例，王开林在同时发表于《书屋》和《中华读书报》一篇文章中，如此贬低余秋雨而吹捧余光中：“秋雨风度翩翩，身上颇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显得既聪明，精明，还很高明，实属社会活动家中那种顶尖尖的‘三明治’，……余光中吐属清雅，雍容平和，童颜鹤发，道骨仙风，彬彬如也，谦谦如也，真学者之典范。借用余光中赞美大诗人叶芝的话说：‘老得好漂亮！’”可谓一者踩在地上，一者捧在天上，如此分明的褒贬来自何处呢？从文章中，我们知道，作者反感余秋的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批评者的恶劣态度，他动辄将批评者称为“文化杀手”，作者王开林将此称为余秋雨的“血滴子”。原来余秋雨也有“血滴子”，但如果作者知道早在20年前余光中就已锻造出较余秋雨远为恶毒的“血滴子”，他恐怕就不会如此分明地褒贬了。

还是李敖对于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径直将余光中称为“骗子”，让我们听一听他对于余光中的评说“诗人你必须是有良知的，好比说英国的诗人拜伦，他赞成希腊独立运动，他就跑去参加，结果得了热病死掉了。换句话说，他是敢做敢当的。而台湾的诗人，像余光中这些诗人，他是骗子，他是弄文字游戏的。过去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介石，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这是什么诗人？歌颂当权者，这算什么诗人啊？可是这种诗人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 李敖对于余光中的诗歌水平也不买帐，他甚至说，“现在余光中跑到中国大陆又开始招摇撞骗，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余光中的诗歌散文的艺术性，本文暂不涉及。不过至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么一句话，现在大陆有一批人神话余光中，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知识有问题，至少是对台港这一块还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