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中国"康乾盛世"的论述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国富论》的作者，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国富论》是一本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后人从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

《国富论》成书于200多前，那时中国正值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处于“康乾盛世”，里面有些关于当时中国的论述即使现在也还能感受到作者的真知灼见。

“在这种国家，如果劳动的工资能够在养活自己和家庭以外还有盈余，劳动者相互间的竞争以及雇主们的利益很快就会使工资降低到合乎一般人性的最低水平。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土地耕作得最好、人民最勤劳、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似乎长期停滞不发展了。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曾对它的耕作、制造业以及众多的人口作过详尽的描述，然而它们与今天到过中国的旅游者的描述还几乎相同。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达到的程度。各个旅游者的叙述虽然在许多方面不一致，然而有一点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劳动工资低廉，一个劳动者难以养活家庭。如果在田地里耕作了一天，所得报酬在晚上能买上少量的大米，他就满足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工匠的状况就更差。他们不像欧洲的工匠在贫民救济院里懒散地等待雇主的召唤，而是随身带着自己做工的工具在街上不停的奔走，提供服务，宛如乞讨工作。中国下层人民的穷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穷国家中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的邻近地区，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所，长年累月生活在河港的小渔船上。他们能找到的食物极端贫乏，以至于任何一条欧洲轮船上扔下的最肮脏的残余食物都成为了他们渴望打捞的对象。任何动物腐烂的尸体，例如一只死狗或死猫的尸体尽管已经腐烂发臭了，他们都是如获珍宝，好像其他国家的人民获得了最有益健康的食品一样。结婚在中国是受到鼓励的，但是它不是由于子女有利可图，而是由于他们有杀害他们的自由。在所有的大城镇里每晚都有几个婴孩被抛弃在街头，或者像小狗一样溺死在水里。进行这种可怕的工作据说竟是一个公认的行当，有些人以此为生。然而，中国虽然可能是停滞了，不过似乎还并未后退。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城镇，也没有曾经开垦过的土地被荒芜。因此，每年必然仍有同等或几乎相等的劳动力在继续劳动。用于维持这一劳动力的资金必然没有明显的减少。劳动者的最底层虽然生活贫困，但总还是有这种或那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下去，使他们的种族能够保持一个通常的数目。
一个国家所获得的财富，如果已经达到其土壤和气候以及与其他国家相关的位置所许可的限度，它就不可能再前进，但又尚且末处于后退之中时，它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可能都非常的低。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已完全达到其领土可以维持，或其资本可以运作的程度，工作岗位的竞争必然会十分激烈，导致劳动工资下降，降到仅足以保持现有劳动者的人数。这时国家人口已大大增长，就业人数却无从扩大。一个国家的资本，如果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还绰绰有余，那么每一行业将投入的资本将大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因此，各地的竞争将十分巨大，结果普通利润将降到尽可能低的地步。
不过，也许尚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等富裕的程度。中国看来早已停滞不前，也许在许久以前它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国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许可的程度。但是如果将其法律和制度加以改变，其土壤、气候和位置的性质所许可的限度可能要比该国已达到的限度更大得多。一个轻视或鄙视对外贸易，只允许国外船只进入该国一两个港口的国家不可能经营在具有不同法律和制度下的国家所能进行的那么多的交易。同时，在一个富人或大资本家享有极大地安全，穷人或小资本家却享受不到任何安全，而且还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员借口正义而掠夺和抢劫的国家里，国内所经营的各行各业中，所投入的资本都不可能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限度。因此，在每一行业中为了压迫穷人必然要建立起富人的垄断，富人通过垄断整个行业而获取极大地利润。因此，据说12%在中国是常见的货币利息，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以支付这个巨大的利息。
在劳动的货币价格上，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比这两个国家在口粮的货币价格上的差异更大，因为在欧洲劳动的真实补偿比在中国高。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是停滞了。 ”

意思就是一句话：当时中国的农耕社会，已经长期停滞不前，劳动者生存压力大，贫富差距悬殊，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早就已经达到了饱和，除非科技发展和制度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