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正常化为不断更新的抵抗方式打开了空间。最后，本文质疑将“抵抗”浪漫化的表述为通往“解放”的道路。权力和抵抗的政治影响是模棱两可的，需要在它们偶然的相互作用中加以探索。 本文探讨了国际组织在克罗地亚的安抚和同化方法中的就地治理机制，以及当地政府的抵抗方式。在克罗地亚，国际组织制定了围绕民主和人权习语组织的主体化过程，并部署了纪律和政府方法来监测、改造和指导国家行为。这些做法还划定了抵抗领域，完全不同的地方政府选区利用这些领域来适应、竞争或劫持国际议程。本文提供了有关冲突后时代的国际实践制度通过相似但重新分配的正常化过程运作的见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追溯了这些政权与当地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鉴于治理理论，本文还为将权力概念化为人类互动的结构以及将阻力概念化为战略变革行动提供了实证支持。受阿甘本印象深刻的对治理的批评将权力概念化为统治，而抵抗则完全拒绝其铭文。欧洲国家的案例表明，国际规范化的实践制度并没有产生统治的总体效应，而是永远遭到抵制的监禁制度。国际制度导致监测、评估和指导行为机制的扩散和强化。然而，这些政权的结果并不是政治生活的消失。相反，标准化为不断恢复的抵抗方式开辟了空间。最后，本文质疑将“抵抗”浪漫化的表述作为“解放”的途径。权力和抵抗的政治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希望在它们偶然的相互作用中加以探讨。
在本文中，我使用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性概念来探索在克罗地亚的安定和欧洲化过程中部署的实践制度。联合国促成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为保护少数群体权利而设立的监测机制以及欧洲联盟（欧盟）向克罗地亚提供的政治和经济援助以及对克罗地亚施加的条件北约证明部署了多种多样、分散但分散的纪律和政府机制。这些活动围绕民主、人权、市场经济和行政效率等自由主义习语进行组织。
近年来，将福柯式的政府分析（Foucault 1991a、1991b；Dean 1999；Rose 1999；Moran 2003）应用于国际动态研究的研究激增（Maurer 和 Perry 2003；Huysmans 2004；Larner 和 Walters 2004a、2004b； Lipshutz 和 Rowe 2005；Walters 和 De Haar 2005；Merlingen 和 Ostrauskauite 2006）。治理理论被认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独特的理论方法（Merlingen 2006）。这组文献侧重于对实践制度的分析，即权力的方式、习语、技术、多重和偶然的配置、当地的互动和影响。对于福柯 (1991b: 75) 来说，“分析“实践制度”意味着分析行为方案，这些方案既有关于将要做什么的规定性效果，也有关于将要知道的东西的编纂效果。这方面的相关问题是具体的习语和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如何转化为政府实践的，出现了哪些主体化形式，打开了哪些抵抗空间，这些开口如何被不同的行为者战略性地利用，以及什么政治过程中产生效果。调查不关注权力的合法性，而是关注其不断转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