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颇被看好的西为中用，与其说是西化派的主张，不如说更被保守派青睐。此时的保守派已经不便公开反对西学，宁愿认可“西为中用”，以之作为实质上拒斥西学的挡箭牌。只是，到后来时移世易，西为中用被代之以俄为中用，而且也不是装装面子，那是实实在在实行了的，而且进而发展到“以俄为师”。其后果就是：在命运攸关的20世纪，中国一度实现了相当程度的俄化。只是，俄化的利弊得失似乎不像西化那么明显，今天人们也不将以俄为师当一回事。而这正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俄人之徒
在1920年代最流行的口号就是“以俄为师”；后来就是“以苏联为师”。这也不是几个“被赤化”的造反文人喊喊而已，而是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公开主张，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确定为国民党的根本国策。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至今都还载于教科书呢。
今天的历史学者及一些关注历史的人知道，颇具战略眼光的俄罗斯人，于上世纪初在中国物色了两个徒弟，即国共两党；而且促成了两党的联合。只是，这兄弟俩却远远谈不上志同道合，出身、信仰、构成、行事风格都十分不同，几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最后终于分道扬镳。作为师傅的俄罗斯也不是一碗水端平，始终偏袒着中共；尤其是俄罗斯干脆拒绝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这样，国共的决裂就无可挽回。此后，国民党也不可能继续保留“以俄为师”这一口号。
既然当时居于主流的国民党人脱离了“以俄为师”路线，以俄为师似乎就难见成效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以俄为师”都大见成效。具体说来，就得依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表述。
在1949年之前，以俄为师的最大成就，是国共两党都从俄罗斯搬来了一件打天下的利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核心包括两大要素：集中制的权力结构；基于暴力的专政模式。对此，两位徒弟都心领神会。中共学得更到家，因此得了天下；而国民党则功亏一篑，尤其是未能完全依据列宁主义原则建成一个拥有铁的纪律的党——这本来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初衷——最终丢了天下。
1950年代是中苏——实际上就是中俄——蜜月期，中国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以俄为师”达到了最高境界。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将自己的全套看家本领都传授给了中国，最主要者可概括为：经典的国有制与计划经济模式；以军工企业为核心的工业化路线；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对于大众消费的严厉管制；在官僚阶层中实现系统而广泛的特供制度；精神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在国际领域全面对抗西方的冷战思维与冷战策略，等等。
1960年中苏决裂之后，如同1927年的国民党一样，中共也不便再提什么“以俄为师”了。从此，中国似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正是中国理论家竭尽全力要全世界相信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根本上说，中国并未真正离开“以俄为师”的轨道，而是继续奉行俄罗斯模式踽踽前行。其所以如此，理由之一是：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到哪里去搬来另一套呢？就是想独辟蹊径也急不来啊。理由之二是：俄罗斯这一套毕竟很对味——这恰恰是最根本的理由！俄罗斯模式的根本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在最大限度内使权力受益！已经尝到甜头的中国精英，怎么舍得放弃俄罗斯模式而改弦易辙呢？
改革开放之后，俄罗斯模式颇受质疑，也不可能再提什么“以俄为师”了。但说“以俄为师已经成为历史”，却未免太早了点。一方面，巨大的历史惯性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深入一些人骨髓的“俄罗斯情结”，已经凝结成某种基因了。今天，“以俄为师”的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中国人对于俄罗斯领袖普京的非同寻常的普遍崇拜。
当代的“以俄为师”，不折不扣地成了“以普京为师”！
俄化之路
学习西方的极致就是西化；而学习俄罗斯的极致就是俄化！真不幸，20世纪的中国人竟然必须在西化与俄化之间二选一！这对于一个以“五千年文明”而自豪的国家，究竟是机会还是屈辱呢？堂堂华夏民族，难道就不能“什么化都不要”，仅仅守着自己的“中化”吗？也不必明说什么“中化”，我们不本来就“中化”着吗？
清醒的国人早就知道，“俄化”已不合时宜，因为俄罗斯并不成功，它自己都已成了三流国家，几乎滑到了文明世界的边缘，又需要一个“彼得大帝”来力挽狂澜了。在愈来愈有吸引力的“西化”面前，“俄化”更成了自惭形秽的丑小鸭。今天，你绝不可能从中国精英的口中听到“俄化”二字。或许，最自信的那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在建议俄罗斯“中化”了！总之，在大多数中国人中，“俄化”不再是一个受欢迎的选项。
正因为如此，就特别不胜悲哀：今天还不得不重提历史上的俄化，而且也不能说，俄化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这是劫数难逃吗？
对于“俄化”问题的考察，离不开中俄交往史的如下两大特点：其一是，除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外，中俄关系并不亲密，甚至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形同仇敌。其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大多并不欣赏俄罗斯；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学术与精神渊源在西方，而不在俄罗斯。在中国，“俄化”既无道义上的正当性，也没有文化上的吸引力，根本不适于摆到桌面上来。因此，“俄化”从未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俄化”与其说是一种国家目标，不如说是一种既成事实或者某种若隐若现的潜流。
但要正告世人：可能朝野都低估了俄罗斯的巨大影响。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从北方涌来的观念、制度、文化，可是一股不折不扣的寒流，早已冰冻了中国的社会与人心，而这就是“俄化”，只是国人不愿提到这件事、更不愿接受这个词而已。今天的国家架构、旗帜口号、政治仪式、党文化等等，哪一件不是前苏联的翻版？
苏联有党代会的宏大仪式，我们有两会的固定模式；苏联有覆盖全世界的宣传网络，我们有举世无双的大外宣；苏联有令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我们有令人敬畏的国安国保；苏联有高度集中的国家行为，我们有举国一致的大操大办；苏联有摧毁美帝的勃勃雄心，我们有引领全球的宏大目标……。
既然已经复制了如此之多的苏联制度文化，还不肯承认俄化，或者至少承认一定程度的俄化，就不近情理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真的欠了俄罗斯人一笔巨大的人情债！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素来重视“感恩”，对俄罗斯也该报恩啊。当然，那究竟是“恩”还是“怨”，就要看对“俄化”的得失评估了，觉悟的中国人是不会误判的！
不可为师
刚刚提到了对俄罗斯“感恩”的问题，此事非同小可，现在就不能不专门一谈了。不妨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人认为要感谢俄罗斯，我将第一个反对！我们不是俄化的受益者，而恰恰是最大的受害者！
真正认识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从来都不简单。正因为如此，对一些国家的看法才如此南辕北辙。相当多的中国人都极端地高估蒙古人与俄罗斯人，认为他们都是所谓战斗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建树了赫赫武功。此中有两重误区。其一是这两个“战斗民族”在军事史上的表现并非总很出色；其二是更根本的理由，对文明的贡献才是最重要的，而俄罗斯人对文明的贡献却十分有限，蒙古人就更不必说了。
我认同全世界的主流看法：对俄罗斯不能给予太高的评价。实际上，它在历史上主要以野蛮落后的面貌出现，就是在近代也没有跟上文明进步的步伐。下面仅仅指出俄罗斯野蛮落后的几点主要表现：至今都未摆脱来自蒙古人的那种抢劫习性，随时窥伺着四邻的“家私”，不放过任何机会抢夺四邻的土地、财产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以致到毫无廉耻的地步。主要受害者恰恰就是最大邻邦中国！在世界主要民族中，俄罗斯的凶悍残忍都很突出；而俄罗斯的专制，则堪称欧洲的顽固堡垒。对此认识最透彻、批评最激烈的，不是别人，正是中苏都奉为“老祖宗”的马克思、恩格斯！如果引用马克思的原话，那就太伤害俄罗斯人的颜面了，我只能略去不提。
就是不考虑野蛮性，俄罗斯的文明等级也不高，至多只能算刚刚跨入文明门槛。对于许多标示文明水平的指标，对俄罗斯的评分都不高。例如，俄罗斯的司法体系在当今世界能有良好口碑吗？一个不断让媒体人“从人间蒸发”的国家，那样的文明是不会被文明世界认可的。还有，在诚信方面，俄罗斯肯定不足为世界的榜样。
然而，对于所有这些事实，大多数中国人竟然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了这一切，还能以一边倒向俄罗斯为荣吗？
求师之道
现代中国人非常乐于告诉全世界：他们从历史学到了许多东西，并经常用“以史为鉴”教训全世界，敦劝他国吸取历史教训。既然如此，我想世界人士一定乐于知道：在“以俄为师”这件事上，中国也吸取了些许教训吗？
在这个世界上，借用任何人的文明成就，应当没有任何预设障碍，这意味着持完全的开放心态。满清当然谈不上是什么开放的政权；但在1840年之后，至少其中已有一些人士认识到，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只是它“师夷”做得不好罢了。无论如何，现代中国人总不至于比满清更不开放；“师法他人”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情。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提出如下问题是很自然的：师谁？师什么？师法他人欲何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有一些历史经验可用。下面依据相反的顺序来回答上述问题。
师法他人欲何为——这就是“师法他人”的目标。满清人的目标十分明确：用于“制夷”。只是今天听来此说有点令人骇然：我学习你就是为了制服你！我不知道，闻此言的洋人会相信这种话出自“礼仪之邦”吗？不过说真的，国人多半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就是在今天，恐怕仍然会有许多人坚定持此看法。不妨作个实验：让你在讲台上大呼：我们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用以彻底战胜美帝！我敢断定会赢得掌声一片。是否战胜谁的问题，当然不必回避，但此处不论，因为那太小家子气，是胸无大志者之言。比如，学一路拳术怎能仅仅是为了击倒某某呢？因此，满清的“师夷制夷”之说不可取，更不能用于今天。心怀大志的中国人一定会说：师法他国就是为了文明进步，或者为了实现现代化，这才可登大雅之堂。
师什么——这就是“师法他人”的选项，总不至于什么都学吧。即使什么都学，也该有轻重缓急之分。满清“师夷”的选项是明确的：“长技”而已。历史已经证明：满清的“师夷长技”同样不可取，但说来话长，此处不论。那么，现代中国应向他国学什么呢？此处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要颠倒问题的次序了：学什么的选择基于学习目标。既然学习他人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当然应当学习他人的现代化经验才对。如果意不在此，而是要学“钳制言论，弹压小民，集中权力，整肃异端”等等，那些东西或许很有用，可以当做宝贝搬回来，但与现代文明的宗旨就风马牛不相及了。
师谁——这就是你“择师而从”的那个师。百余年来曾被我们选为师者，可以排成一个长队了。晚清曾学日本、英、法、德、美；北洋政府先后学日本与英美；国民政府先后学俄、德、美；随后就是“一边倒”；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改弦易辙，重点学习西方，同时也兼及日本、四小龙等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俄罗斯有点特别。至于其他国家，则都达到了一定的现代化水平，也具有相当的现代化经验。就此而言，择之为师并非完全不可取。
至于俄罗斯，前面已经说到了“以俄为师”的教训。现在不妨重申：俄罗斯本身就尚未现代化，更不是现代化的榜样。因此，依据已经确立的原则，无论是今天和最近的未来，都不应当选择俄罗斯作为现代化的标杆；如果取法这样的标杆，那就只能另造一个俄罗斯！那合符中国人——包括历代先贤——的理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