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做坏人

“敢做坏人”，似乎不是一个恰当的话题。什么是坏人，是否真有人敢做坏人，有人敢做坏人说明了什么——这些都未必很简单。但恰因如此，才使这一话题有了某种特殊吸引力与思考价值。

坏人多矣

“什么是坏人”这种傻问题，暂且将它搁到一边，先来见识一些古今坏人。总有些人是坏人是无人怀疑的。但只要具体说到某人，你立即就会发现，这件事并不好谈论。越坏的人越有人说好，致使你甚至怀疑：这个世界是否真有坏人？

最坏的皇帝——一开始就碰到一个难题，你敢回答吗？曾经普天之下都不怀疑：最坏的皇帝就是秦始皇！但后来有人不准这样看了，甚至将秦始皇抬到九天之上；秦始皇是否为坏人的问题就成了悬案。好在这个暴君早已断子绝孙——秦末那些起义者哪能饶得了赢家人——并没有什么后人来为其投诉，因此他的案子就无人提了。

最坏的现代统治者——多时以来就裁定是蒋介石，差不多定了铁案。尤其是陈伯达的书广泛流行之后，谁不知道蒋介石是独夫民贼，是与“宋孔陈”一起搜刮了400亿民脂民膏的最大贪污犯，是投降日寇的最大卖国贼……。只是，后来人们发现陈伯达的书并不靠谱，今天朝野都不好再提。最左的官方媒体，甚至差点承认蒋介石曾经是“抗日领袖”，原来戴的“卖国贼”帽子，就只好搁到一边了。

最坏的屠夫——杀人是一种可以计量的活，因而应依据统计数字来评比屠夫。只是统计资料缺失，这种方法就难实行了。不过如下事实还是被普遍认可：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史上著名的“长平之役”中坑杀了赵国降卒40万；流寇张献忠几乎杀光了川人，致使后来的“湖广填四川”成为一个历史话题；洪秀全以邪教祸害南中国14年，消灭了略一亿人口。这些屠夫肯定应当榜上有名。

最坏的汉奸——候选者就有一大串：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李鸿章、汪精卫……。石敬瑭是无足挂齿的宵小之徒，不去说他。也不妨将汪精卫押入专关汉奸的历史大牢，此人离得太近，不关他不足以平民愤！至于其他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似乎都有一定的理由，今天恐怕也不容易取得共识，大可放在一边搁着，反正不是当务之急。这样，“汉奸”问题就不能不留下一堆公案。

最坏的贪官——这就更难说了，不是因为难找，而是候选者实在太多！魏忠贤、和珅这些人固然史留大名，但今天早被超越了。周永康、徐才厚应该夺魁吧？但他们的记录也一再被刷新。挖出的巨贪如此之多，其罪行如此之重，越来越突破人们想象力之极限，就只好搬出今天最流行的那句套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对于今日中国之大贪官，至少在民间，我没有听到什么辩护之声，或许真的到了“世人皆欲杀”的地步！

为什么敢？

说及坏人，或许更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敢做坏人？这类人其所以敢于我行我素，可能的理由是：误入迷途，积重难返；巨大利益诱惑，利令智昏，欲罢不能；心怀侥幸，误判形势；浊流裹挟，身不由己；朝中无纲纪，社会无品评，头上无神明，既无外部制约，又无内心约束，等等等等。

所有上述理由，都不无道理。但既显得琐碎，不得要领，也未能击中要害。这就不能不依据稍不同的思路重新梳理。

首先，我区分“观念上”与“制度上”这两类理由。前者说明为什么会有人将坏看成不坏；后者说明为什么有人明知坏而敢坏。

观念上的理由——在社会剧烈变动的年代，人们在观念上的分裂一点都不奇怪。在明清之际，改朝换代造成了士人观念的分裂：一部分人认为入仕满清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于国于人都没有什么不好；而另一部分人则恰恰相反，认定进入清朝官场就是背叛旧朝，是一种变节行为。晚清社会的新旧两派在观念上完全分裂：新派认定学习西洋是救亡之道，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旧派则认定卫道才是当世要务。1980年前后的观念分裂造成了新的好坏标准，两种对立观念分别以“改革开放”与“两个凡是”为旗帜。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于“坏”就失去了统一认识，直至尘埃落定，主流观念胜出，社会对于“坏”才重新获得确定无疑的判断。在主流观念超级强势的情况下，逆潮流者就成了举世鞭挞的“坏人”，敢做这种坏人需要超常的勇气。

制度上的理由——落马贪官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痛悔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贪官的逻辑是：资产阶级认为可以贪腐，而无产阶级则反对贪腐！实际上，自古至今贪腐都没有合法性。贪官岂不知道，他所干的事情在任何时代都是无耻败行。其所以明知故犯，是因为没有约束力的制度保护了他，他深信不必担太大的风险。那些悔恨自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不仅文不对题，而且十分虚伪，企图将一个清清楚楚的违法问题，淡化成一个认知问题。

上述两方面的理由都可能使人敢坏，但其明显区别却不容忽略。前者是认其不坏而敢为之，后者是明知其坏而敢为之。前者之敢，是误认为正气在身；后者之敢，是欺别人奈何他不得。这两种敢都不可取，但后者似乎更令人愤恨。

最坏的情况是两种理由同时用上，这就真正碰到一个希特勒了！希特勒肯定认为，真理就在他那一边，即使在内心深处，也不会承认他之所为有什么坏。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得了他，他就是史上最无法无天的人。在希特勒这类人心中，好与坏，观念与制度等等的区分，成了不必考虑的痴人说梦！

无人敢坏

一个无坏人的时代离我们尚远；但指望“敢做坏人”者尽可能地少，则不无现实性。“海晏河清”曾经是无数华夏先人的追求，而且不少先人也真的相信，曾经有过海晏河清的时代——有人认为尧舜之世就是，这只能姑妄听之。所谓文景盛世、贞观盛世、康乾盛世，也被认为是海晏河清，尽管史家也未必全信。

当代人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力量才使得无人敢坏？对此问题或许答案多多，但究其大端，不外乎两类办法，这与前面论及的“敢坏”的理由恰相对应：一是依靠改变观念；二是依靠约束机制。前者看重观念的力量，后者重在制度的约束。

对于改变观念，至少有两种不以为然的理由。其一是不相信观念能起多大作用。确实，对于相信观念的力量，常识提供的证据似乎不多。其二是人们难以相信有什么好办法足以改变观念。以上两种理由都有表面上的合理性。我要说的恰恰是，与表面上的印象相反，观念的作用十分巨大，只是对于改变观念不能操之过急，那是一种和风细雨、潜移默化的过程。
“制度约束”无疑是更值得强调的方法，在“制度决定论者”看来尤其如此。此处不去一般地评价“制度决定论”；但是在当今社会中，真的不妨当一回“制度决定论者”，至少是利多弊少吧。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没有制度、没有纲纪约束坏人的局面久矣！一定要在人们完全失去信心之前，改变这一局面。完全不守章法，公开藐视制度建设，已经有整整70年了！我完全无法理解，国家的奠基者为什么会公然藐视制度，这是从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袁世凯——这些人肯定算不上制度建设的楷模——那里大幅度后退啊。

大人物就是敢公开说：我从不相信宪法，也不相信法律；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铁了心剔除所有约束自己的制度，快意则快意矣，但积数十年奋斗所建立的那幢大厦，还能长治久安吗？不要任何制度约束的人或许有足够的自信，敢做的是圣人而非坏人；但除了制度约束力之外，这个世界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圣人蜕变成坏人！更何况，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圣人呢。

既然“改变观念”与“建立制度”两者都不太有希望，那么期待“无人敢坏”就有点渺茫了，只能寄望于未来。

文明标尺

文明是什么？不就是良序公俗、温良恭俭、谦和礼让？不就是坏人敛迹？这些或许都是，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文明恐怕不足以使坏人敛迹。对文明的更现实的要求毋宁是：无人或者几乎无人敢做坏人。倘如此，就不妨将文明的标尺界定为：

文明的水平，无非是“敢做坏人”者少到什么程度。

更准确地说就是：“敢做坏人”者越少，文明的水平就愈高。

这条规律，可以用不同文明水平的社会来验证。下面的取例从最坏的情况开始。

自1990年代以来，对所谓“亚洲价值观”的鼓噪就一直响彻世界。亚洲也确实给世界贡献了不少奇葩样板，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维持时间不长的红色高棉，社会的文明水平如何，就不必评价了。实际上，那不是文明，而是反文明；那些能够与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城市、工商业、货币、学校、书籍、教育、医院等等，全被波尔布特给蓄意清除了！据说，这种疯狂举措的目的是要彻底扫荡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纯洁社会，这样的社会坏人将绝迹——但恰恰相反，这个社会坏人多多，波尔布特本人就是第一号坏人！他也不能不将自己的所有追随者变成坏人；否则，他哪来力量赶走金边的两百万居民，哪能在柬埔寨土地上遍布“万人坑”，哪能拆毁所有的学校与医院，哪能强行拆散住在一起的夫妇——干了所有这些勾当的人，还能是好人吗？一个有如此多的人敢做坏人的社会，就不再有文明可言了。

相对于红色高棉社会而言，你当然有足够的自豪宣布，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是相当文明的社会。如果认可上面提到的检验方法，就不能不验证一下：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人“敢做坏人”？现在你可以放眼四周观察一下了。你会发现：

最大的勇气属于官员。就有绝非个别的官员，敢将成吨的公帑搬回家去；敢用贪腐所得购置上百套房产；敢占有一百以上的女人；敢在境内外包养二奶、三奶……；敢用公帑在澳门、维拉斯加豪赌，一掷万金；敢将巨额赃款存入海外银行……。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唯一不敢的是：承诺公布自己的财产！

在豪气冲天的官员面前，中国老百姓确实胆小如鼠，毫无勇气可言。但说老百姓不敢有任何出格行为，却非事实。恰恰相反，今天的老百姓几乎不再守住什么“格”了。至少那些最大胆的人，就是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兜售伪劣产品；敢于短斤少两、作伪欺客；敢于违章驾车、招摇过市；敢于吐秽排污、毁坏环境；敢于霸占道路广场，骚扰他人……。所有这些，不过是些寻常伎俩，有什么不敢的！或许包括你我在内，没有谁真正当一回事。而且，说仅仅做了这些的人就是坏人，肯定大多数人都会反对；但你怎么能保证：凡敢做这些的人，不会敢做愈来愈大的坏事，并最终成为坏人呢？

观乎此，就不能不承认，“敢做坏人”在我们这里至少不是什么特别禁忌。既然如此，还能高估我们的文明水平吗？

那么欧美社会又如何呢？人们似乎早已将欧美与文明打等号了。此处不去直接评论此事，只是看看，那里的人是否“敢做坏人”。这种人不能说没有，意大利还有黑手党呢。但我敢说：在欧美“敢做坏人”必定不是常态。有两件东西管住了他们，其威力远胜如来佛控制孙悟空的紧箍咒，它们就是宗教与制度，两者分别管住了人们的灵魂与躯体。或许今天西方宗教式微，没有太大约束力，那么，制度仍然是无人可突破的铁笼！

克林顿无疑才智过人，但恐怕难称君子，在非法治环境下，或许就会是一个“张少帅”！但在美国的规制之下，他敢？川普无疑是雄心勃勃、想干惊天伟业的人，但也是放纵任性之人，他或许真想狠狠收拾新闻界那些毫无顾忌的冒犯者。如果没有法纪的严格约束，川普或许早就成了一个自行其是的独裁者！但在如山的法律面前，他敢？有了这许多不敢，他们治下的坏人总不致遍地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