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无论是褒是贬，都引发后人思考：真的能够以一本书治天下吗？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在伊斯兰世界，不是有人仅以《可兰经》“治天下”吗？另一方面，回答似乎又是否定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实例足以证明，仅仅凭一本书——即使是普世崇尚的《圣经》——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是否可能“一本书治天下”，看来就只能证诸史实了。
论语治天下
既然已经有人相信论语治天下，不妨就从这里说起。
如果是在古代，在士人中发下“论语能否治天下”的问卷，那么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回答“能”！谁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与其说是皇帝老儿有天下，还不如说是儒家有天下！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哪朝哪代不是依靠儒经、儒学、儒者治天下？而《论语》正是儒经之首，岂不就是《论语》在治天下？
且看《论语》支配历代王朝到什么程度：皇帝爷几乎自幼就诵读《论语》；在所有朝堂论政中，大臣们主要引证的是《论语》；几乎所有官方文告都以《论语》为其立论依据；朝廷在训示百官时主要援引《论语》；科举考试之命题大多不离《论语》；教育体系中的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主要也关联着《论语》；与域外番邦的往来多半也离不开《论语》……。如果你不笃信《论语》、不熟读《论语》、不透悟《论语》，在古代王朝的政治体系中，哪能有立足之余地？
如此说来，“论语治天下”岂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铁案？
但我要告诉你的恰恰是：论语根本治不了天下！
首先是，从未仅仅靠论语达到良治。无论朝堂上儒家高调如何弘扬，也无论普天之下诵读《论语》之声如何响彻云霄，现实政治中违背孔孟之教的行为仍然畅通无阻。皇帝本人仍然我行我素，绝不在意圣人之教，更不在意儒家规范的君道；官员们普遍蝇营狗苟、贪腐公行，将熟读的一肚子诗书抛却九霄云外！无论《论语》宣扬的君臣大义如何妇幼皆知，仍然是乱臣贼子、反叛谋篡无代无之……。这一切昭示了：《论语》管不住天下人的恶德败行，驱动恶德败行的是一种比《论语》更强大的东西：私欲。
其次，除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生之外，并没有人真正相信《论语》足以治天下；皇帝与百官尤其不会相信。历代的朝堂辩论，例如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之辩”、宋代的“和战之辩”，或许面子上多少唱一点儒家高调，但真正管用的却是实际得多的理由。为了决策之需要，君臣们手中都不能不同时备有多件利器，它们“杂王霸之学”。这就需要治国者具有更广泛的知识，仅仅读一本《论语》哪够？
可兰经治天下
“一本书治天下”这种治国格言，似乎是华夏独有的传统。其实不然，试图依靠“一本书治天下”者，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可兰经治天下”。
《可兰经》的历史深度既不及《论语》，也不及西方的《圣经》，但它一面世就爆发出的那种狂暴力量，却远远超过了《论语》与《圣经》，几乎是无坚不摧、横扫天下！伊斯兰教教主默罕默德及其继承者，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既创立了伊斯兰教这一世界性宗教，而且在现今的中东地区开疆辟土，建立起宏大的阿拉伯帝国。不能不说，这是世界创教史上的真正奇迹！
以《可兰经》立国的“哈里发帝国”，辉煌了数百年之后逐渐衰败，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几乎维持到近代。即使它最终分裂为一系列伊斯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仍然奉《可兰经》为唯一治国宝典。因此，“可兰经治天下”是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共识，即使在今天，似乎也没有穆斯林公然反对。尤其自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以来，“可兰经治天下”这种主张，又有普遍漫延之势；以“伊斯兰教法”取代带有西方色彩的现代律法，在伊斯兰国家广泛流行。
问题是，“可兰经治国”成功吗？
全世界的阿訇们会坚定地回答：完全成功！最佳样板就是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霍梅尼刚一上台，就主持了延续十年的两伊战争，即使血流成河，都没有伊斯兰战士退缩，这种狂暴力量能不让全世界震撼！40年来，伊朗几乎挑战全世界，直至民穷财尽，但其内部依然稳定如故，没有公开的反对派，没有异端的干扰。这种似乎坚如磐石的统治，岂不让全世界的专制统治者羡慕异常！
另一方面，几乎整个文明世界都坚定宣布：“可兰经治国”完全失败！其典型例子也是伊朗，或许还包括苏丹、也门等极端伊斯兰国家。伊朗虽然至今没有崩塌，但暴虐的伊斯兰统治已恶名远布。伊朗公然挑战现代文明，鼓吹由《可兰经》支撑“圣战”，煽动全世界的恐怖势力，让恐怖活动肆虐全球，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害之一。恐怖活动的策源地伊朗本土，也民不聊生，民怨鼎沸。这种局面还不算失败，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失败国家了。
民约论治天下？
在当今世界，并没有什么“圣经治天下”之说，也没有人认为《圣经》治得了天下。这样一来，在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性竞争中，基督教文明——亦即西方文明——似乎就败下一局。另一方面，如世人所公认的，西方世界的治理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样板。那么，这种治理是否有什么宝典支撑呢？
要举出这样一本书来，大概不可能。不过，若说在西方的治理中书不起作用，也不是事实。只是，起作用的并非哪一本书，而是一系列的书，它们首先出自那些“先知先觉”的启蒙思想家之手，其中贡献了不少治国利器，最强大、最核心的一件就是契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日之西方世界，就是依靠契约治天下。可惜，似乎挑不出一本专论契约的最权威的书，这就使得“一本书治天下”的坚定信徒不免深感遗憾。大体上接近于上述要求的书，或许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人简称为《民约论》——可算一本。但该书并没有众星捧月般地被尊为“治国宝典”，我岂敢公然说出“民约论治天下”这种话来？说不出哪本书治天下，在中国是很严重的事情，而在西方却不算一回事。不将“治天下”这样宏大的事情寄望于某一本书，正是西方文明的高明之处，这种取向恰恰符合契约精神。
为什么“契约”是西方治理的要旨呢？详细说来，关涉到整个西方政治史，远远超出此处的话题；简而言之，则不妨归纳出如下几点。
首先，已成为西方社会坚实基础的市场经济，完全立足于契约的基础之上，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不必多说。如果没有了契约以及维持契约的信心，市场将会在瞬间崩溃！现代史上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恰恰是对契约的信心动摇的结果。在这类危机出现之际，中国人多半习惯性地想到阴谋论，不太可能联想到契约问题。
其次，尽管中国人坚定地信仰“政治出于权谋”，但实际上，现代政治中的种种设计与构架：议会、法律、司法等等，无不依赖于契约；离开契约及对契约的信任，民主政治会在一天之内崩溃！
道德基于良心！并不全错。但别忘了，道德更依赖于契约！现代道德的核心就是诚信，而诚信首先就表现为始终不渝地遵守契约。
鉴于此，就不能低估《民约论》的价值了。但说它足以治天下，则不免过甚其辞。
红宝书治天下
就个人建树而言，能有自己的一本书成为治国宝典，当然是一种无上的成就。今天不少人相信，就是当今圣上，就孜孜乎抱有这一雄心！但古往今来，真有这样的伟大成功者吗？在全世界都普遍认为，孔夫子与回教教主默罕默德，就正是这样的大成功者。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无论“论语治天下”还是“可兰经治天下”，都并非真正成功。这样，寻找成功的治国宝典这一使命，就遇到了似乎难以克服的严峻挑战。幸而，东方的天际还有一宝典在闪闪发光，它就是整整鼓舞了一代中国人的红宝书！
真的，红宝书成了唯一的光辉范例！中国领袖以“红宝书治天下”而一举成名，在当今世界再没有可与伦比的了。
“红宝书治天下”的那种光辉景象，迄今不过一代人之久，今天肯定还有不少人记忆犹新，那可真是史无前例啊。在那个年代，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情、哪一个场合能够离开红宝书！每天上下班各有一个仪式：早请示晚汇报，需要红宝书；出席任何会议，需要手握红宝书，“御前大臣”林彪、周恩来尤其堪为榜样；政治辩论的双方都需要红宝书，没有红宝书者一开头就败阵了；文革受难者需要红宝书，手中没有红宝书肯定罪加一等；学术研究需要红宝书，在论文之前没有引用某条语录，那会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恋爱结婚也少不了红宝书，否则好事难成……。红宝书也并非仅仅管朝廷、管官员、管大政方针而已，它统管一切！那时候的流行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红宝书的全面专政！
红宝书统制天下到了这种地步，还去考虑什么“红宝书治天下”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此一举了。与其说是“红宝书治天下”，还不如说是“红宝书治理一切”，既包括天下，也包括天上人间、古今中外。这种宏图伟业，真正是“德配天地”了
书不足以治天下
“一本书治天下”这种宏图伟业，会激励多少天下人去著书立说，以激扬文字去统御天下人、驱策天下人！这种“为天下师”的甜梦，岂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且慢！当你雄心勃勃、意气风发，梦想着“为天下师”的辉煌前程之际，最应当做的就是：用一大盆冷水朝你头上泼去，醒醒吧！我绝不是看轻你，并不说你干不了大事；但我敢肯定，你干不了“为天下师”这种事！你会说，正是本文明明告诉你：孔夫子、默罕默德等人，都推出了治天下的宝典。可不要误读，我不是明说了：这些宝典最终都不足以治天下吗？
我要进而强调：不仅是已提到的那些书不足以治天下，任何书都不足以治天下！这样岂不断了天下著书人最伟大的梦想？
其所以如此，有两方面的理由，分别涉及天下与书。
难言治天下——有人或许觉得“治国理政”不过如此！别听这种昏话。治国的奥秘已被古今中外智者探讨几千年了，无论柏拉图、李世民、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福山，最终都不得要领。不是这些人才智不够，而是“治国”这件事太复杂、太宏伟，没有人能窥透其全部奥秘。纵观历史，你会看到：国家在顺境中就是被一些平庸之辈照管着，依然国泰民安，也无论治国者手持何书；在逆境下，就是经天纬地之才也无力回天。国家就是一匹捉摸不定、难以驾驭的马，任何人都不可轻言能驾驭它，哪能仅凭一本书就足以治天下！
难以评说书——书既可能造福世界，也可能欺世盗名、贻误世人！这两可之间，机缘万端，妙不可言，岂易评说？如果秦朝不是二世而亡，《韩非子》未必不成治国宝典，高踞《论语》之上；如果希特勒不轻启战端，自取灭亡，谁能断言《我的奋斗》不会是德国人的圣经？人们只是看到书创造了奇迹，而没有注意到真正创造奇迹的是时势；没有时势之助，任何煌煌大著只能被束之高阁，甚至被踩于足下。对任何书，尤其是君临天下者的书，都不能给予太高的评价，环绕于它的那道神圣光环，多半是权力为自身需要而精心营造的。
除了这种一般性的理由之外，具体的理由更能促人清醒：国事千头万绪，一本书怎么可能概括无遗？指望到一本书中去找治国秘方，实在是天下最荒唐的事情！古代人阅历有限，相信这种奇谈尚可理解，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也陷入这种迷误，就真正愚不可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