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道歉

1960年代，陈毅元帅作为外长访问越南时，特地拜谒了某个庙宇，其中供奉着一个曾经抗击中国侵略的越南民族英雄。在那里，陈毅对自己祖先的不义表示真诚道歉。这种事情在今天的国人听来，想必会惊诧莫名！我不禁想：陈毅真的需要道歉吗？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有要求道歉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有道歉的义务——这都是关乎文明的大事。今天的国人在乎且明白这些吗？

道歉什么？

在人类的诸种文明行为中，“道歉”应算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它只能出现在文明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我不知道，原始民族是否懂得道歉。可以肯定，最粗暴的野蛮人是从不知道歉的。

道歉的前提，是对自己不义行为的真诚反省；而为此，首先就需要有对于“正义”与“不义”的清晰认知与准确判断。不要以为这些很简单。原始人就未必认为，“偷人之物”是不义的！实际上，“不义”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必定经历了比初看起来要漫长得多的发展历程。古人当然不必有关于“不义”的清晰定义；但肯定有某种大致的观念，据此得以辨别“义与不义”。

作为一种有确定内涵的人类行为，“道歉”包含如下一些构成要素：道歉者、道歉对象、道歉事由、道歉方式等等。核心的要素是“事由”，即“为什么而道歉”，它决定于对“不义”的认知与判定；依据认知的深度，道歉的程度亦有差别。

究竟应对什么道歉的问题，甚至比“什么是不义”的问题更加复杂、更难回答；它不仅取决于对“不义”的社会认知，还取决于当事者的认知水平、道德取向、行为风尚。举世皆知的典型事例是：德国人为他们在二战中的暴行反复道歉，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甚至在波兰人面前长跪不起。日本人为其战争罪行也作过一些道歉，但始终达不到亚洲各国所要求的那种程度。在1966年血腥的红八月，一群红卫兵残暴殴打北师大附中校长卞仲耘致死，宋彬彬等人为此作了正式道歉，而一些主要行凶者却至今都在装聋作哑！

一个多半被国人忽略的事实是：道歉有巨大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可概括为：彰显不义之耻辱，从而有助于消除不义；表达道歉者的真诚悔意，化解某些仇隙或者隔阂；缓解受害者的痛苦，让其得到某种慰藉或者补偿。轻视乃至拒绝道歉，是文明水平低下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不智。

在是否应当道歉的问题上，历史上与今天都争议不断，涉及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存在简单的标准答案。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对同一件事，当事双方的认知可能十分不同。例如，对于二战中的“核轰炸”这件事，日本人可谓刻骨铭心，而美国人则多半认为那是必须的，无须为此道歉。毋庸讳言，我就认同后一观点。

中国的道歉

在我们的传统中，至少可以说，“道歉”尚未获得应有地位，更不存在什么成形的“道歉文化”。一种未必十分中肯的解释是：我们缺少一种普遍信仰的宗教，而“道歉”似乎与宗教精神有关。但伊斯兰世界也不盛行道歉，宗教能起什么作用就不太好定论。在私人交往中，中国社会的道歉即使不盛行，也并不缺乏。而另一方面，公共生活中的道歉却十分罕见，而这对于建造一个高等级的文明，恰恰是最致命的！然而，国人至今都缺乏认识，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感忧虑。

不妨先举一些事例，看看公共生活中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道歉。

商家对消费者道歉——这是公众最关注、也是最熟悉的道歉。最近特斯拉对那个维权女道歉了，至于它是否真认为有此必要、维权女是否满意于这一道歉，恐怕都不能肯定。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只要消费者抱怨的声音有点大，商家赶快对不满者弯腰鞠躬就是了，何论理由是否充分，消费者是上帝啊！聪明的商家当然知道，坚持不道歉的商业损失有多大，这未必关乎真正的是非曲直。

政府对民众道歉——这才是当下主要的问题。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因其施政失误而对民众道歉，并不取决于问题的性质与政府成员的姿态，恐怕主要在于能否能突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障碍。从政府角度看，根本不存在对民众道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政治哲学，就是坚持“领导永远正确”，不可能有失误；一旦响起批评声，那一定是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因此，对民众道歉不是官员可以随意决定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为，几乎不被允许。1957年打了55万右派；1960年前后饿死了数千万人；文革中迫害了无数人——说一声道歉实在是太轻了！但谁曾道歉过？一方面，为南京大屠杀30万人受难，对日本的道歉声索不已；另一方面，却不知道谁应对大饥荒中3000万同胞丧生道歉，我们的后代能够一直生活在这种荒谬的矛盾中吗？

国家对某个族群道歉——国家能够对“前三十年”中所谓“黑五类”子女的不平遭遇道歉吗？能够对被不公平对待的志愿军战俘道歉吗？能对公社化运动中被无偿剥夺的农民道歉吗？能对“落实民族政策不善”的少数民族道歉吗？算了吧，就别指望这种事了！这一类的道歉，同样面临意识形态障碍：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领导永远正确”都是不容质疑的！道歉岂不否定了领导的伟光正？而且，还有超意识形态的利害关系。例如，如果为文革中砸毁某些喇嘛庙道歉，就会引起“藏区稳定”这种敏感问题，多少脑袋都担当不起！

国家对某个域外主体道歉——陈毅对越南人道歉就属这类问题。平心而论，中国遇到的这类问题真还不多。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高度内敛的国家，缺少深度的中外交往。只要瞧瞧我们的疆域历两千年之久都变动不大，就知道我们不可能在境外到处结怨了。被元、清两朝伤害的民族，是否应由现代中国去道歉的问题，恐怕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都是难题；在元清时代，中国自己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西方的道歉

不妨坦然承认：西方具有发达得多的道歉文化，这或许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有关。众所周知，基督教看重内心反省，“忏悔”是一种重要的宗教生活。

至少在近500年中，西方处于无人挑战的强势地位，因而造成受损害的弱者无数、在无情的竞争中留下失败的对手无数、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伤害无辜者无数、在遍及全球的殖民地遗留问题无数、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革中伤及民众无数……。对所有这些进行道歉，不能不说都有很强的理由；西方社会似乎也已经部分地道歉了。

下面列举的，或许是一些最具标志性的道歉。

对殖民地道歉——西方世界的海外殖民，绝对是世界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并不像官方理论家所说的那么简单，仅仅谴责“殖民者的罪恶”就可以打发过去。总体上讲，西方对殖民地的开发，极大地推进了近现代文明。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几百年的殖民，就没有今天这种文明水平的世界。就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殖民的利弊如何，就不可一概而论了。

今天的美加澳新，都是白人统治的主权国家，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不知道，英国该如何去向这些前殖民地国家道歉。对殖民地的原住民道歉，或许有较强的理由。在澳新等地旅游时，看到原住民高度融入主流社会，似乎觉得过分考虑道歉问题，不免有点庸人自扰！那么，对亚非拉那些至今尚不发达的殖民地道歉呢？我敢肯定，希望移民前宗主国的愿望，要远远胜过接受什么道歉的愿望！

对战败国道歉——在鸦片战争中英国赢了中国；在美西战争中美国赢了西班牙；在英布战争中英国赢了南非；在土耳其的战争中，列强赢了土耳其……。在那个强权支配世界的年代，这类事情多不胜数，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其中的是非曲直，相关的道歉问题就微妙了。

对受迫害者道歉——在今天的西方，已经没有“政治迫害”这回事了。但即使在近代，西方也未能避免精神性质的迫害，尤其是宗教迫害，这就遗留一些需要处理的旧案。16世纪前后，在西方曾经普遍发生对新教徒的迫害，在英法瑞士西班牙等国都造成大量受难者。英国清教徒大举移民北美，躲避宗教迫害就是主要动机之一。即使在今天这种普遍文明的气氛下，全面清理这种旧案恐怕也没有现实性。只有某些著名人物，才可能获得特别注意。典型的例子是：梵蒂冈竟然重审了伟大科学家伽利略的案子，撤销了500年前对他的处罚。只是，伽利略本人已经听不到今天教廷的道歉了！

道歉增进文明

原则上，世界上任何个人、群体、机构都可能充当道歉者。但在一个愈来愈注重公意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公共机构或者公职人员的道歉，这种道歉常常成为文明进步的标志。可惜，国人对这类道歉仍然深感陌生。“人家是大人物啊，怎么能向你这种小老百姓道歉呢？”只要仍然生活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就无望提升我们的文明。

任何人都有义务在给他人带来伤害时道歉，这基于已经联合国确认的人权原则：每个人都享有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一旦某个机构或者个人侵犯了你的基本人权，你都有权利索取侵犯者的补偿，其中就包括道歉。这与侵犯者权力之大小、地位之高低无关。这种道理，今天越来越成为地球人的常识，并不能以“我是中国人”为由而辩护自己的一无所知！鉴于此，现在你就该记住如下文明原则：

要求道歉是受害者的当然权利；道歉是侵权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背诵某条文明原则是一回事，而习得某个文明行为是另一回事！对于生活在低文明状态下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恰恰是事事处处去习得最基本的文明行为，而且最好从稚童开始！

如果一个幼童被家长打骂了，你不妨提醒幼童：你可以接受大人的批评，但大人无权打骂你，你有权要求大人道歉！

如果一个小学生被老师体罚了，你不妨告诉那位老师：批评学生没错，但无权体罚学生，必须为此而向学生道歉！

如果一个大学生遭到教授的当众羞辱，无论该教授于学生的前途如何关系重大，学生都有权利要求他道歉。

如果一个农民工因讨薪而受到刁难甚至遭遇暴力，司法仲裁中应当包括：责任方必须对农民工道歉，农民工拥有要求道歉的权利。

对于公然声称“老百姓算什么”的那个河南官员，被羞辱的老百姓有权利要求他公开道歉，因为他侵犯了老百姓的尊严。

被“电视问罪”的人有权利要求电视台道歉，因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电视台有这种权力。这样做侵犯了被问罪者的名誉权。

仅仅以“违背有关规定”为由就封号的网管应对网民道歉，网民永远都不知道，网管所依据的“有关规定”是什么，发布在哪里。
…………
如果真正所有人都这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都要求侵权者道歉，那么道歉就会成为一件平常事吗？我可没那么乐观，你看到的更可能是索取道歉者被粗暴拒绝的一片哀鸿。文明的起步就可能这样惨烈！但文明进步不能没有一个开端。我相信，在一百个失败者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成功者，那就是一束文明的亮光！只要有斑斑点点的亮光继续出现，文明之光最终就能照亮这个社会！

我相信，终会有一天，会对1957年的那55万受难者道歉；会对1959年被彭德怀牵连的那数千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道歉；会对文革红卫兵运动中的千百万受害者道歉；会对在北京大兴、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后人道歉……。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够真正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或许，今天在世的人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我们的后代一定能看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