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昔日儿童跨国送养大国，中国在上周宣布跨国收养终止后引起国际国内社会广泛关注，人口学家指其新动向与人口危机现状有关，也有媒体表达对中国弃婴何去何从的关切。
在上周四（9月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明确表示：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今后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这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
毛宁说：“我们对有关国家政府、收养家庭希望收养中国儿童的愿望和爱心表示感谢。更多的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此前，在与美国驻华外交官的电话中，北京官员明确表示，除了例外条款所涵盖的情况，中国不会再处理“任何阶段的案件”。
在过去的30余年里，美国一直是中国儿童的最大接收方。
中国在1992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同年即有232名儿童被外籍收养，其中206名前往美国。在接下来的30余年里，据估计共有约150,000个中国儿童被外籍家庭收养，其中约有82,000被送往美国，数量远超其它任何国家。
目前，华盛顿正在寻求中方对此作出更多解释。
在社交平台上，有组织表示已经为多位美国家庭联系上可供收养的婴幼儿，但目前不知所措。
BBC中文联系多位国内负责国际收养业务的律师，截止发稿，没有收到回应。
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提出的“符合相关公约精神”，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表示所指为《海牙公约》。
中国在2005年加入《海牙认证公约》，根据《公约》倡议，跨国收养仅在孩子在原生国找不到合适家庭的情况下才受用，国内收养是更被提倡的收养方式，这样可以确保尊重儿童权益，防止诱拐或贩卖儿童。
黄严忠表示中国在遵守这一倡议上一直都“做得很好”，国内收养一直是最主要的收养方式。中国国际收养婴幼儿数量在2005年达到巅峰，中国全国共有5.1万例儿童被收养，其中，有13,000多名婴童被送往国外，仅占总收养数不足三分之一。到2020年，这个比例降低到不足0.6%。
人口学家易富贤则表示中国政府的新措施完全是“可预见地”应对人口危机的举措，他还对BBC中文表示国际收养在过去三十年里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石三鸟”的政策，这既减少了人口负担，减轻了地方政府抚养孤儿的财政压力，还能收到来自国际收养家庭的捐款。
易富贤表示：“由于可以从每个收养家庭获得数千美元，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将非法出生、甚至合法出生的儿童没收，供国际收养。在湖南省邵阳市，头胎也曾被没收用于国际收养。”
2011年，湖南省邵阳市计划生育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十多名被挂上“非法生育”的婴幼儿强行带走送入邵阳福利院，并统一改名，其中部分被收养在海外。“邵氏孤儿”震惊社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三十余年里，被海外收养的小孩大多为女性。根据美国国务院文件，从1999年到2016年，86%被美国收养的中国小孩是女性。
此外，跨境领养残疾儿童的比例相对较高。在中国缩紧国际收养业务后，根据中国政府官方数据，在2014年至2018年间，外国人收养残疾儿童共11468例，占涉外收养的95%。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跨国收养政策缩紧后，2020年，中国只有5.7%的孤儿被领养。2022年，政府监测报告指出，中国有约15.7万名孤儿，其中37%在福利院生活，另有10万余名无人供养的儿童。被收养儿童里相对较高的女性和残疾比例足以说明，在过去三十余年里，跨国收养在照顾弱势群体上起到了极大作用。
黄严忠指出，中国居民偏好收养年纪较小的健康婴幼儿，以1至4岁为佳，“因为担心年纪大一点的小孩养不熟”，这使得国际收养实际上成为了安置残疾儿童的一个潜在选择。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家庭领养轻微残障或已接受治疗的儿童，但程度稍重的儿童依然在社会视线之外。如唐氏综合症患儿和有智力残缺的小孩，“只能在福利院待到18岁”。
黄严忠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宣告有配套措施同步出台实施，没有对福利院加大投入或扩大规模，也没有提出要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来增强收养能力，这会使得很多孤儿最终只能自己依靠自己。”
被外籍家庭收养的小孩成年后回国内寻亲的例子不少。
1岁时即被加拿大夫妇收养的玛吉·麦克尼尔（Maggie Mac Neil）出生于江西九江。当玛吉在东京奥运会夺得金牌后，她收到大量中国网民评论：“如果她没有被遗弃，那么这枚金牌本应属于我们。”
对此，她公开回应将不会寻亲：“我是加拿大人，华裔的身份只是我生命里很小的一部分。”
2007年，中国收紧了国际收养，对收养方的家庭婚恋情况、收入水平、甚至生活习惯提出要求，尽管中国政府发文称“中国涉外收养政策没有变”，辩称只是对符合要求的家庭“优先办理”，但从数据上看，2007年后，中国的国际收养数量已大幅下降。
以美国这个中国儿童最大接收方的数据变化为例，2006年，中国有6,492名小孩被美国家庭收养；在2012年，这个数据跌至2,696人；2019年，仅有819人被美国收养；之后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暂停了国际收养业务。
易富贤认为中国缩紧国际收养政策背后是其严峻的人口问题，“国际形象只是它很小的一个考虑部分”。
他表示：“中国曾把人口当作废物，人口太多，它巴不得送出去。现在它认为人口是一种财富了，因为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
根据中国政府公报，2023年，中国出生率为6.39‰，自然增长率为-1.48‰，已连续两年负增长。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跌，从人口大国变成位列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低于人口学家提出的“生育更替率”，即维持人口增长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结婚率持续下跌，但在去年实现了十年来首次回升。为应对人口问题，中国自2021年起实施“离婚冷静期”政策，以期降低离婚率。
1979年，中国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国内家庭收养小孩的可能性极低，但弃养的概率极大。直到2015年才为应对人口拐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到如今更是鼓励生育、鼓励女性回归家庭“履行生育职责”。这样一来，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加持下导致的孤儿数量逐年减少，可供收养的小孩数量降低，国内家庭收养小孩的可能性增加，这在多个政府公报上均有明显呈现。“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希望自己的劳动力外流的”。
根据中国政府公开数据，2014年至2018年5年间，全国共办理收养登记97819例，其中，中国公民收养85581例，占全部收养登记的87.5%。
易富贤认为，为了缓解人口危机，中国下一步或将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按现行法律规定，男性结婚不得早于22岁，女性为20岁。这远高于国际社会普遍规定的18岁。
他说：“这将是一个正常回归的过程，从不正常的社会回归到正常社会。”
此前，丹麦以担心伪造文件为由，已经叫停其唯一负责海外收养业务的机构，使海外收养在其境内几乎成为不可能。今年5月，荷兰也已正式宣布禁止其公民领养外国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