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封城76天之后，武汉重启。这座遭遇重创的工业重镇，正在逐渐恢复元气。
“保卫大武汉”是抗战时期的一句嘹亮却又悲壮的口号。在危机存亡的时刻，武汉的失与守，不仅关乎一城一地的命运，甚至关乎国运的转折。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保卫大武汉”以另一种形式重现。这座中国大陆腹地的工业城市，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
武汉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为什么是武汉？
美国学者罗威廉在研究汉口之后，认为相比北京、上海这样，因为政策干预或者外来影响而形成的城市而言，武汉代表着自然生长的，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它的优势与问题，皆是中国城市的最大公约数。武汉的未来，就是中国城市的未来。
在中国，武汉是除了上海之外，唯一被冠之以“大”的城市。两江交汇，九省通衢，曾经为武汉带来“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繁荣。当水运便利不再决定城市的命运，重工业被赋予强烈的贬值意义时，武汉不得不忍受“中部塌陷”的气馁与憋屈。
老工业基地怎样焕发生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在21世纪初的20年里，这座在主流叙事上显得沉默的城市，一直在寻求与历史相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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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9日，武汉春光明媚。武钢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大型招聘会，武钢工人穿曾引以为傲的黄色制服求职，出现在现场。他们大多40岁以上，因为裁员，不得不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钢铁王国，另谋生路。
不久前的当年全国两会上，时任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人民网访谈节目中公布了武钢大裁员计划，规模之大令人震撼：“在去产能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炼钢，那么只能有3万人炼铁、炼钢，可能有4万人、5万人要找别的出路，这就是武钢现在在做的事情。”
靴子终于落地——宝钢与武钢在一起已成定局。
2013年7月，马国强“空降”武钢，被任命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武钢原董事长邓崎琳落马之后，他被“扶正”为一把手。在此之前，这位擅长资本运作且财技了得的高管，在上海工作了18年，历任宝钢集团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以及宝钢股份总经理。在更早以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他，曾在喻家山下度过了四年的青葱岁月。
在去产能的背景之下，马国强开始操盘全世界规模最大钢铁集团重组案——宝钢与武钢联姻。它们合并之后，将诞生一家总资产超过7000亿元、年产能达到6000万吨、规模位列全球第二的“巨无霸”。
这位人狠话不多的新高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破除“大集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裁员、减产、调整产品结构等。三年之后，武钢走出亏损泥潭。随后，武钢并入宝钢，成立宝武钢铁集团，5万武钢工人下岗。
如果不能理解武钢对于武汉的意义，就不能理解为何马国强能凭借这起并购案，最终官至武汉市委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这场世纪疫情，他将是一个政绩可圈可点的地方主政者。
在武汉，一直流传的一句话：“武钢一咳嗽，武汉就感冒。”武钢在武汉国税中的收入，一度占到了20%。
1955年，武汉偏僻的青山区，武钢正式动工。3年后的9月13日，武钢第一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当日，毛泽东从汉阳门上船，去看武钢出铁。船到江心，他说：“我要游到武钢去。”说完便下了水，游了半个小时他才上船。本地报纸详细地报道了这一事件。版头的漫画上，火红的铁水从一位胳膊强健的工人手中的铁钎上滴落，砸在美国第七舰队上。有意无意之间，它记录下那个特殊年代的遗影。
武汉的命运，是被挑选的，不由得自己做主。作为中国工业基础中最重要的一环，武钢是建国后中国开建投产的第一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巅峰时期，它的生产规模居世界第4位，和其他钢厂一起，为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原料。
数十年的时间里，武钢几乎再造了整个青山区。这里不光有以“武钢”命名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电影院，还有自主品牌的冰棒和汽水。“家有武钢，心里不慌”，几乎是一代武汉人的共识。在婚恋市场，穿武钢制服的男青年，甚至更容易得到女孩的芳心。
武钢投产之后，武重、武船等一众武字头大央企相继落户武汉。武汉一跃成为的全国第四大重工业城市。计划经济之下的重型化运动，既让武汉的工业完成了早期的原始积累，但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掣肘。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春风从南向北，势如破竹。计划经济色彩浓郁的武汉，显得粗、笨、重，步子迈得迟缓。1990年开始，在GDP排行榜上，武汉被抛出了前十，走上了漫长的落魄时期。
21世纪初的几年，武汉一度被一些机构认定为”中部塌陷“的缩影，以武钢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备受诟病。
武汉将向何处去？如何make Wuhan great again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是困扰城市的主政者的首要问题。
千禧年之后，中国加入WTO，城市与经济战略进一步向东南沿海倾斜。武汉的衰落加速。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武汉市长李宪生当着温家宝的面，发出灵魂拷问：“武汉在哪里？”这个看上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武汉的命运再次被摆到台面上。
李宪生是一位历史学的博士，曾在宣传系统任职，言辞机敏。在一次采访中，他自己剖白，对比上海、成渝，武汉地处中部地区，原来是‘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地方，明确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优势，简而言之，“做自己”就变得很重要了。
那么，武汉是谁？武汉在哪里？李宪生的问题，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问题”。
在任何时代，谈论武汉，地理位置和水运资源，永远是两个无法绕过的话题。武汉有上千条射线状的道路，通往中国的东南西北。在历史上，九省通衢的便利与两江航运，曾给武汉带来“驾乎津门，直逼沪上”的繁荣。
一位学者做过如下分析：沿着长江，武汉可以通达上海、重庆。黄河水运条件受季节影响大，而长江航运非常稳定，所以即使是战争期间，长江流域也比较繁华。而汉水从长江中游地区向秦巴地区延伸。湖北省和陕西省的主要城市基本是沿汉水而兴，比如湖北十堰、襄阳，陕西汉中、安康。汉水向西北地区的河南、陕西延伸1000多公里，北方地区小麦、玉米等经济作物，得以与湖北鱼米之乡的经济作物相交换。与此同时，这条水道也成为煤、木材等资源的交换通道。武汉因此具备成为商业都会的潜力。但新世纪之后，两江水运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早已式微。
如果枕着历史的繁华旧梦，是行不通的。
那么，武汉手里有什么？从外界看，武汉是“中国最大的县城”，破烂的街道，脏乱的环境，张口汉骂素质不佳的市民，可以说除了武大的樱花之外，这座城市一无是处，来过就只想离开。武汉市民之间，则流传着一个老梗：众所周知，武汉是由汉口市、武昌市与汉阳县组成的，市民隔江相望，没事的话能老死不相往来。两江阻隔，交通不便，三镇“割据”的格局，让武汉堪称真正的“散装省会”。
另一方面，武汉高校众多，7所211两所985，在中国城市中属于顶配，惟楚有材并非虚言。但是，武汉又是著名的人才漏斗，很长的时间里被称为广东省的职业培训中心。
如果将千头万绪的现状抽象简化，武汉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抛弃历史的困惑，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的城市竞争，提升武汉的区域地位和城市形象；二是寻找武钢的替代产业。
这并非易事。主流城市叙事中，重工业城市被赋予强烈的贬值意义。在美德等国家，那些因为工业衰退而衰退的城市，被称为“铁锈区”。如何让老工业基地焕发生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没有人相信武汉会是个例外。
武汉的优势与劣势，就像它的天气和人的脾气一样，鲜明而突出。武汉想要走自己的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争议不断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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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武汉市长找武汉之后，2004年，李宪生提出“武汉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随后，他再次抛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论，并对媒体声称，武汉找到了“自强不息的道路”。
然而，造势归造势，武汉的步子迈得却并不轻快，甚至错失了诸多机遇，国企改革很慢，创新力与活力明显不足，人才流失加速。媒体的冷热讽从未止息，从这个角度上，武汉起初可以说是一个造概念与PR驱动的城市，走的还是黑红路线。
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在21世纪前10年，武汉赶上了第一波大基建的浪潮，并且在2009年迈入高铁时代，逐步找回昔日的枢纽地位。
2011年，辛亥百年，武汉迎来真正的转折之年。那一年，“复兴大武汉”成为城市明确的目标，阮成发被提拔为武汉市委书记，唐良智从襄阳调任武汉市长。“阮唐”组合之下，武汉“绯闻缠身”的十年拉开序幕。
阮成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不同的场合，他都曾深情表白“我是爱武汉的。”“不把武汉建设好，就对不住这个城市。”他为复兴大武汉开出的第一剂药方，是轰轰烈烈的城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导，2012年6月，武汉市正式启动“城建攻坚”计划。计划透露， 2012年至2016年，武汉将建成中部第一、国内一流的城市基础设施，主要指标赶超广州。2013年初，政府官方消息称，全市工地总数将超过1万个，这几乎相当于两个英国的城建体量。
那几年里，第一次来武汉的人，都会被这座城市尘土飞扬、遍地开挖的景象所惊叹。即使到2018年，我的一位朋友站在汉口一座普通的天桥上，就数出了8个工地。疯狂的城建，带来拥堵、噪音与污染，市民对主政者的抱怨从未停止，阮成发也因此得了“满城挖”的绰号。
“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十一五’在城区挖，‘十二五’还要挖到远城区去。”在一次政府会议上，阮成发公开回应。他当场笑着表态：“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挖下去。”
相比城建招致的骂名，“阮唐”更头疼的问题，也许是与城建如影随形的地方债。
2014年初，唐良智破例以武汉市长的身份，接受了BBC的专访。他和记者谈了三个多小时。几个月后，他在一家视频网站上，看到那则新闻专题片——“中国是如何愚弄世界”。他的采访只使用了不到3分钟，武汉则被作为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一个代表，被塑造成一个即将破产的城市。
一时之间，质疑甚嚣尘上，武汉的城市形象遭遇危机，据说一些准备来武汉投资的外商，临时取消了机票。有媒体报道，当时一位武汉市的领导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拍着胸脯说：“党中央国务院知道武汉市真实负债情况，我们绝不是负债率最高的城市。”唐良智也曾在接受BBC采访时叫屈：武汉的债务远低于北上广，甚至低于杭州，为什么媒体只关注武汉？
一些湖北的学者跳出来声援武汉。有人说，“宁愿遭遇吵闹的青春期武汉，也不愿相守死气沉沉的暮年武汉。”也有人直言“武汉城建，是在补历史的课。”戴着“中国最大的县城”的帽子，武汉无法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参与白热化的区域竞争。
城建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从长江边看去，两岸鳞次栉比的摩天楼勾勒出漂亮的天际线。地铁、过江隧道、环线及几座桥梁的通车，武汉三镇交通问题得到缓解。从尖锐的批评到理解甚至褒扬，舆论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武汉并没有像BBC预言的那样，因为城建破产崩盘。2010年，万达500亿押注武汉，计划在武昌打造首个命名为“中央文化区”的超大型文化旅游项目。万达之后，绿地、恒隆、越秀等地产商纷纷重仓武汉。武汉的土地交易量一度超过北京。
——在一线城市土地资源逐渐稀缺，存量趋于饱和之后，武汉终于等来了“房地产下沉”的机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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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仅仅依靠房地产而崛起。在声势浩荡的城建之外，2011年，武汉同时启动了一项事后看来无比正确的战略——工业倍增。
这是一项和城建一样，争议巨大的战略。那一年，烟台、宁波等十多个城市工业总产值纷纷迈过过万亿大关，武汉仍在六七千亿徘徊。与此同时，BAT的名字刚刚叫响，“去工业化“的呼声很高。
在武汉政府内部，反对的声量也很大。有人认为，“工业倍增”就是GDP大跃进，领导好大喜功。随着武汉人力成本的提升，制造业会进一步北上西进，向成本更低廉的地方迁移，武汉应该重点发展金融、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产业。武汉周边的小城市领导甚至在两会时质问唐良智：“你们已经够强大了，为何还要发展工业，抢我们饭碗？”
《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作为“工业倍增”计划的急先锋，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多个场合舌战群儒，为“工业第一”正名：从城市发展规律看，必须要通过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来保持和增强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从产业结构演进看，没有工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制造业就像粮食一样，处于根本地位。制造业不会被替代，没有夕阳的产业，只有夕阳的技术和夕阳的产品。
阮成发和唐良智还定好了工业倍增的小目标：到201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5000亿元，五年工业投资累计超过8000亿元。
目标既定，武汉政府开足马力招商引资。2012年6月6日，由上海通用汽车投资70亿元兴建的年产量30万辆的整车厂，在武汉市江夏金口破土动工，并计划在 2014年11月量产。从项目签约到开工耗时不足100天。半年之后， 15家上海通用汽车的核心供应商集中签约落户武汉市江夏区，投资总额达37亿元。
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湖北生产了224万辆汽车，占全国的8.8%。尽管汽车产业几经周期沉浮，但经过了几年的沉淀，武汉及其卫星城市十堰一起，已经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车都之一。
除了汽车工业之外，武汉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芯片产业。2016年7月，长江存储在武汉成立，它是中国唯一一座3D NAND Flash芯片工厂。长江存储不仅要解决中国NAND Flash从无到有的问题，也同时肩负着整个半导体存储产业链国产化的重任。
任何电子系统都离不开存储器，在半导体产业的基本盘中占到1/3。作为战略性产业，它早已列入了美国的限售名单。2019年，长江存储32层3D NAND Flash进入量产阶段，接着在9月2日宣布64层3D NAND Flash投产。可以说是一抹曙光照进了令人心酸的中国半导体行业。
除了长江存储之外，提供卫星导航定位晶元的武汉梦芯和武汉弘芯同样值得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弘芯的总经理是台积电前共同运营长蒋尚义。
疫情爆发之后，全球闪存芯片市场和供应商都紧盯着长江存储，看它是否会停止运营。但是，即使身处疫情风暴中心，在武汉封城的日子里，长江存储从未停工，而是保持着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武汉解封的第五天，长江存储宣布128层QLC 3D NAND 闪存研发成功，业内人士认为，长江存储已经达到业界的主流水平。
除了汽车和半导体之外，经过几年的培育，武汉的光电子和生物医药也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
2018年之后，关于工业对于城市的价值已经无需赘言。特朗普上台之后，四处奔走疾呼“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从侧面证明欧美国家的去制造业化是值得反思的。抓住了工业，就是抓住了城市复兴的核心，没有工业骨架，一切发展现代服务业都是免谈。
早在几年前，一家民间智库筛选全国661座城市数据后撰文表示：“没想到居然武汉，是产业结构升级中最亮的那颗星。”传统优势产业被替代，过剩产能被压缩，新兴产业悄然升起。从这个角度上说，武汉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实现了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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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4日，曾为新中国炼出第一炉铁水的武钢一号高炉宣布永久停产。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
此时，操盘宝武合并的马国强已经被拔擢为武汉市委书记。整个城市正沉浸在迎接军运会的喜悦当中。没有人知道，灰犀牛已经潜伏在城市的某个地方。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武汉封城。试图封锁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在人类史上从未有过。武汉遭遇建国以来最大的的危机，危机不仅来自于疫情带来的创伤，以及城市停工，更在于防控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现代治理能力缺失。
4月8日0点，离汉通道正式开启。疑云盘桓在许多人心中：武汉将何去何从？疫情会不会直接摧毁武汉的未来？
解封前夕，武汉副市长胡亚波公开回应担忧：疫情短期内会给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改变武汉市多年以来持续向好、蓄势腾飞的发展势头，不会改变武汉市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使命，不会动摇城市人口向2000万跨越，经济总量向2万亿跨越，城市定位向一线城市跨越的坚定步伐。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与长江共生和搏斗的漫长岁月里，遭遇了无数的灾难，过去的每一次，它都展示出令人惊叹的坚韧。当然，武汉也是一座充满遗憾的城市，它曾经与诸多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易中天说，上帝造城时，给了武汉 “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坏的前途。现在，武汉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
祝福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