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2019，我们会被温柔以待吗？

我身边的好多“兄弟”都“挂”了，就在2018年这一年。他们早在“双创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就“命比天高”进入了创业时代，就像当年的我一样。而在2018年这一年的最后一周时间里，我所在的大厦的街道两侧的店铺早已经没有了去年还有些繁闹的场面，寥寥几人在寒风中走过。而这个大厦的空置率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整层楼的公司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就连我一向喜欢流连忘返的那间咖啡屋，也不见了夸夸其谈的美女帅哥，尽管隔壁就是某家油画院——当初的三三两两的人们坐在咖啡屋里兴高采烈地聊着艺术作品和影视剧，但自从冰冰凉了之后，他们也跟着一起凉了。

朋友圈里充斥着各种“不好的消息”：经济下行，公司裁员，以及各种焦虑和不安——成都“失业潮”的信息已经在“疯传”。 人们似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2019年会好吗？人们对即将过去的2018年似乎都有着不堪回首的故事，但都在咬紧牙关期望明年能好一点。但现实依旧是残酷和苦逼的，刚刚定下“调子”的明年大经济形势表明依然挑战重重，或许更有无法预料到的“惊涛骇浪”。 谁能想到，去年和去年的去年乃至去年的去年的去年，人们都不由自主的陷入到宏大的叙事之中，并在此间“乐观地发出笑声”。准确地说，从2013年就开始了这样的笑声和故事了。包括我自己在内，得意忘形。各种的成功融资，上市敲钟，商业模式，资本大佬…以及中国故事，都繁华如歌般，就像诗和小说一样，让人身处其间，乐不思蜀。而当年的90后、小黄车创始人戴威以及从记者转型而来的摩拜单车创始人胡同学的“成功故事”励志了数不胜数的人——数量就像遍布大街小巷的共享单车一样，只不过前者“倒下了”，后者“逆袭了”。 除了这些，其实还有诸多我们不愿回首的记忆：昆山的“杀人案”，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件，鸿茅药酒的“跨省追捕”，长春的长生疫苗案…不一而足。当然还有俞敏洪的女人毁国论，刘强东的“仙人跳”被睡论，冰冰凉凉，当当叮当当...还有令人惊恐万分的“民企退场论”等石破天惊的奇葩说。至于“一个亿小目标”的前首富，也在忙着各种“救火”，连风清扬都急流勇退了，打不死的强子都渴女了，当当都毫不留情的在官微上鞭挞口无遮拦的创始人了，这个商业世界里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个最好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在宏大的叙事之中，无人能逃。人们太喜欢宏大叙事了，它就像兴奋剂一样，催发人们的荷尔蒙，并乐此不彼。

中国一向是喜好宏大叙事的国度，包括她的人民。但，宏大叙事其实并不关心个体的命运。恰恰相反，它会裹挟个体的命运，直奔“集体”——但这个“集体”是每一个个体都无法真实触摸到的。而个体的问题和命运，在“集体”之下，总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以及付出自己个人的代价。

互联网大潮的“宏大叙事”以及中国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的“宏大叙事”包括各种不一而足的所谓资本大佬们的教科书般的“训示”与“开悟”之语，都如雨后春笋般长了出来，鼓噪着你我他。伴随着美好的中国商业故事，我们因为“微信”等社交软件而“随时随地链接在一起”。我们为之疯狂不已，我们刷出了集体的“存在感”，尤其是在毛衣战、钟欣潼训、梦碗粥等事件上，更是“登峰造极”。我们集体“迷恋”我们自己，并随此而裹挟了自己的命运。

“在城市中人们彼此都不认识，当代类似的情形转移到互联网上几乎全是陌生人之间的来往，联想到卢梭在《忏悔录》中说他自己喜欢写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可以躲在人们背后而避免了当面交往中的手足无措——这三种情形中有什么共性呢？共性就在于回避了害羞情绪却没有丧失感受。这是一种危险的异化了的感受，是一些可以成瘾的感受。无论在写作中还是在互联网上。这里所谓危险的异化，就在于人们实际上是沉迷于一些转瞬即逝的精神替换品之中，这些替换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任何真实事物的代码，它们就是真实感受本身。这里所存在的不是什么精神代码的问题，而是精神能量或精神热度本身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们所迷恋的并不是世界上任何真实的人或事情本身，人们只是迷恋“迷恋本身”。人们欢喜自反的迷恋，或者说“迷恋”带给自己的热情，尽管事实上这些短暂的感受丝毫也靠不住，人们还是前仆后继、在所不辞。”

其实，宏大叙事是政治学与哲学的逻辑。就像某学者所说，“宏大叙事”与历史观相连，其相应的价值观望造包含着合理化和合法化的过程，甚至是一个形成权威、神话的过程，还伴随强有力的宣传和组织动员，以及一整套围绕社会终极想象而设计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规则。所以,宏大叙事不是单纯的论述方法，是有宣传鼓动性的想象运动。
我很认同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的这个观点：在多样性与差异性意义上，“宏大叙事”是错误的。“宏大叙事”是一个大概念，它掩盖了在其下面的小问题。但正是这些小问题，对处于个体地位的思想及其个人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从理论上说，这里涉及究竟什么是概念以及如何理解差异的问题。“宏大叙事”只是一种被世俗化了的说法，其本质只有在哲学高度上才能被充分地揭示出来。 所谓通俗方式，例如：每当我们听到类似“众所周知”、“无人能够否认”、“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套话时，便知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极有可能是一句经常以口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谎言性的废话。这些话在效果上是空洞的，在修辞上是乏味的，因为它们以同样的语法和调式强加给我们千百次已经“被知道”了的事情。 以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为例，伴随它的是在近代政治文明中起着极大作用的启蒙时代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一些非常诱人的美好字眼，但也是像“宏大叙事”一样的大字眼。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字眼在词典上的含义本身是错误的，而在于如何才叫自由、平等、博爱，这要在显微镜下面才能看得清楚。 换句话说，自由平等博爱绝不是一个样子的，你不能先给它们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定义，然后强加给“我”（无论是作为哲学家还是作为文盲的“我”）。 尚杰说，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就起着社会代言人的作用，他们被说成是社会的良心。即使事实曾经是这样，在理论上它也是可怀疑的。20世纪后期以来，知识与专业获得世界范围内的空前普及，人与人之间在文化知识上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了。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社会代言人的功能正在渐渐丧失，知识分子们经历着失落感甚至精神危机。

衡量一个时代有多坏，一个是看这个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语言”是不是坏了，甚至是否没了勇气和良知，另一个则是看这个时代是否还给人们提供希望和可能。

从每一个个体的焦虑到一个年轻人群体或中年人群体的焦虑再到一个所谓中产阶层的焦虑，甚至是全民焦虑，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宏大叙事”，而是“我们到底解决怎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和什么时候能解决”。
诚然，个体命运的起伏，离不开时代的宏大叙事，或好或坏，由自己决定，但也由不得自己决定。这个时候，恰恰需要哲学启蒙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利奥塔对传统哲学叙事方式的一种概括。所谓宏大叙事也称为“元叙事”，就是把所有的叙事方式都纳入一种唯一和统一的叙事方式之中。法国启蒙叙事和德国思辨叙事是“宏大叙事”的两种传统模式。洛克的经验论是法国启蒙叙事思想的基础，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法的精神，同样卢梭主张的“自由”也包含了追求话语统一性的思想。笛卡尔的唯理论是德国思辨叙事思想的基础，康德在其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使科学的普遍必然性从此得到了证实，康德的话语构成了宏大叙事的德国表现。 宏大叙事错了吗？错了，但也没错。只不过，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对于我们普罗大众而言，我们只想活下去，并且能够活出“快乐”出来。2019年就要来了，我们会被温柔以待吗？

愿我自己不再有“亏欠感”，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们，包括鄙夷和远离我的人们。愿2019年我们都能各自安好，不再陷入宏大叙事的想象之中，回归现实，努力赚钱。这个冬天，陪伴最长情。阿门。

本文图片来源：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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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又称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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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韦三水）：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2019，我们会被温柔以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