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辛苦的爱好和不幸福的宿命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王寅丽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三章第七节《一个消费者社会》中说道“爱好的诞生”

 人们常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者社会中，既然如我们已知的，labor和消费只不过是生命必需性强加于人的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那么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社会中。这个社会不是出自labor阶级的解放，而是出自labor活动本身的解放，后者比劳动者的政治解放还早了几个世纪。关键不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者被允许进入了公共领域和获得了平等权利，而在于我们几乎成功地把所有人类活动都拉平到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质富足的共同标尺上来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谋生」；这就是社会的定论，而从事其他职业，特别是有可能威胁到这一定论的职业的人数，则急剧减少了。社会乐意认可的唯一例外是艺术家，严格说来，他们只是劳动者社会剩下来的最后的「工作者」。把所有严肃活动都降低到谋生水平的同一倾向也体现在当今的劳动理论中，这些劳动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把labor定义为玩的反义词。结果，所有严肃活动，不管它们的成果是什么，都叫做labor；所有活动，如果不是为个人生命或种群生命所必需，就都被归入玩乐之列。通过在理论层面上附和labor社会的流行意见，这些理论把这类见解推向了极致，甚至艺术家的「work」也不算作labor。艺术家的玩乐在社会labor过程中所满足的功能，就类似于打乒乓或追求业余爱好在个人生命中所满足的功能。labor的解放没有导致labor与积极生活内其他活动的平等，却导致了它几乎无可置疑的统治。从「谋生」的角度看，任何与labor无关的活动都变成了一项「爱好」。

在紧随其后的段落里，阿伦特继续论及现代社会，人们如何为了消费操碎了心：

 现代labor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当马克思坚信革命的目标不应当停留于labor阶级业已实现的解放，而必须最终让人从labor中解放出来时，他就已经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个危险。乍看之下，让人从labor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似乎是乌托邦性质的，而且也是马克思学说中唯一严格的乌托邦因素。从labor中解放出来，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说就是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也最终意味着从消费中解放出来，即摆脱作为人类生活根本处境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不过最近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所开辟的可能性，已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昨日的乌托邦会变成明日的现实，到了那时，在凡人的生命注定要陷入生物循环中固有的「辛苦操劳」，最终竟然变成了消费的辛苦和操心。  

最后，阿伦特指出马克思逻辑推理的一个致命错误，以及对于劳动动物想努力获得幸福而注定落空的命运：

  激励着马克思和各类工人运动中最优秀成员的希望——自由时间最終将把人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并让劳动动物富有创造性，建立在一个机械论哲学的幻觉之上，就是假设劳动力像任何其他能量一样是守恒的，如果劳动力在生命的苦役上没有消耗完，就会自动地培育出其他「更高级的」活动。在马克思那里，指引着这个希望的榜样无疑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而且马克思相信未来通过人类labor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城邦的理想不需要奴隶来维待就完全可以实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年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推理的谬误之处：劳动动物的空余时间只会花在消费上面，留给他的空闲时间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贪婪越强烈。这些欲望也会变得更加精细，以至于消费不再限于生活必需品，而主要集中在多余的奢侈品上，但这些变化都不会改变这个社会的本性，相反，它包含着更大的危险：就是最终没有一个世界对象能逃过消费的吞噬而不被毁灭。 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labor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134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幵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labor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福（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labor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labor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才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凡人是能够幸福的。  

当代社会 不幸，由劳动吞噬一切活动那一天就注定了，马克思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推手而已。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可谓是“劳动教”诞生前的大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