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存在190年，在二十四史中却没有位置

永乐五年（1407），庆王朱栴住进了新王府。
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子，这位年轻的王爷原本担负着为家国戍边的重任，但自从四哥朱棣夺位后，驻封宁夏的他就失去了驻地军权。
新王府的日子百无聊赖，他决定编写《宁夏新志》，向天下人介绍宁夏的风景名胜及风土人情。
为此，朱栴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
一次，他来到贺兰山东麓，一座座形似白蚁堆的高大建筑映入眼帘。正当其不解眼前为何物时，一个路过的牧羊人告诉他，这是西山昊王坟。据说，为防盗墓，统治大夏的昊王死后，每天出殡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年，这些建筑正是昊王那真真假假的三百六十五座大坟。
宁夏土著居民，习惯把贺兰山称作西山，东边的黄土高原称作东山。昊王所指何人，朱栴很快有了结论。
在《宁夏新志》中，他写道：“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姓李，名字中带有“昊”字，且居住在宁夏一带的王，历史上有且仅有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一人。也就是说，朱栴无意间浅窥了西夏王陵的神秘面纱。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其最盛时，疆域包括今宁夏大部和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及内蒙古的部分。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它的存在，远没有同时期出现的宋、辽等国影响深远。但事实上，作为“第三国”，西夏的加入，成功地将同时期存在的辽/金、宋的南北对峙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三国鼎立”。
不过，与宋、辽等大国相比，西夏的确算“国小民寡”。在二十四史中，西夏国的历史也仅配作为《辽史》《金史》《宋史》的附属部分被记载下来。然而，如果将这些时间碎片整合起来，你会惊讶地发现，在与辽、宋、金三朝合纵连横间，西夏居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依靠西北贺兰山故地，享国长达190年。直到成吉思汗的出现，这个辉煌一时的王朝才在历史上烟消云散。
党项人自汉代起就大量移居河陇、关中一带，但其长期“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过着不知庄稼为何物的生活，从而错过了多次崛起良机。直到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的登基才让这群居无定所的党项人第一次找到了“家”的归属。
李世民的决定出人意料，他即位的第二年就提出了“朕以天下为家”的口号，昭告四海，大唐帝国将实施“夷夏一家”的羁縻政策，欢迎各部族首领率部众内附，实现各民族和平共处。
所谓“羁縻”，就是在忠于大唐帝国的前提下，允许部落首领率部众在辖区内自治。由于唐王朝很少插手党项部族事务，自“夷夏一家”的政策实施后，党项羌先后内附中原王朝的人口就达三十万。待贞观之治结束后，唐朝安置党项羌的羁縻州高达167个，党项羌离中原腹地也越来越近。这既为唐王朝边境安稳提供了助力，也为日后党项人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础。
契机，就在这样的跬步积累间骤然出现。
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积极响应唐王朝的号召，率数万部众不远千里赴长安城救驾。唐僖宗很感动，在叛乱彻底平定后，立即诏封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夏国公，并赐姓“李”。从此，党项拓跋部皆以“李”为姓，成为陕北银、夏、绥、宥一带有名的藩镇势力。而李思恭正是李元昊的祖先。
李思恭家族定居夏州不到二十年，唐帝国就灭亡了。终唐一世，尚未真正壮大的党项人始终对这个伟大的王朝效忠，如今，它寿终正寝了，党项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历史在风起云涌间总会诞生英雄人物，这一次，党项英雄李继迁出现了。
李继迁是李元昊的祖父，也是当时党项首领李继捧的堂弟。自宋朝结束五代乱世之后，中原王朝将目光转移至“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党项李氏家族。为了更好地控制西北地区，防止党项人在边陲勾结契丹危害中原，宋太宗一道诏书要求李继捧放弃世袭领地，举家迁往汴京定居。
作为党项人的首领，李继捧对繁华的汴京向往已久。但，李继迁却强烈反对离开故土。他趁李继捧入朝觐见宋太宗之际，率部叛出夏州，并派弟弟李继冲、追随者张浦等暗中联络失意的汉人知识分子，打算与宋朝分庭抗礼。
在辽国的支持下，李继迁成功于数年内重新组建了一支完全效忠于自己的党项军队，从宋朝手中收复银、夏、绥、宥四州八县领土。同时，他率兵拿下了宋朝的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并以此为党项人的新都城，改称西平府。
不过，占据西平府并不是李继迁最终的目标。沿西平府一路向西，至祁连山脚下，是河西走廊的门户凉州城。自有丝绸之路起，那里就一直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控制了凉州，就相当于扼住了丝绸之路的咽喉。然而，争夺河西走廊竟最终导致了李继迁的丧命。在一次与吐蕃回鹘部落的混战中，李继迁遭敌人暗箭射杀，卒年42岁。
李氏问鼎大西北的家族事业，就此落到了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肩上。
与李继迁的勇猛狡黠相比，史书称即位之初的李德明为“弱子”，强调他不如其父那般锋芒毕露。但事实上，这只是李德明的伪装。据说在李继迁过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德明基本是不梳头的，连脸也很少洗，每天赤着脚，吃斋茹素。直到杀害其父的吐蕃首领潘罗支身死，李德明才恢复如常。
由于潘罗支死后西凉大乱，李德明趁势夺下甘、瓜、凉、沙四州，彻底掐断了中原与西域长达千年的联结通道。在西域强大的经济保障下，已占据玉门关及整个河西走廊的党项人很快成为辽、宋势力的拉拢对象。
辽开泰十年（1021），辽圣宗抢先一步册封李德明为尚书令、大夏国王。贺兰山下的平原，一个被后世称作西夏的政权，即将冉冉升起。
西拓领地提高了党项人的“国际地位”，但实力大增之后的李德明却十分苦恼。
一直以来，党项李氏家族都有称帝的梦想。李德明作为继任者，当为此梦想而继续努力。可如此一来，参考辽、宋经验，作为潜在的开国之君，李继迁应享有一座配得起自己身份的帝陵。
党项人早期以游牧为主，先人葬俗也多从火葬。要如何按中原“事死如事生”的规矩给乃父、自己以及后代王孙寻找万年吉域，成了李德明称王后的首要课题。
不过，这根本难不倒他。得益于李继迁早年聚拢汉臣的方针，此时，李德明身边便有一位精于建筑设计的汉臣贺承珍。
考虑到李继迁建都西平府只是临时之举，李德明此前曾让贺承珍在黄河北岸以怀远镇为基础，建设了一座新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据史书记载，这座兴州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讲求方正，但它的规划格局却借鉴了许多中原城池的章法。在这座新都城内，贺承珍规划出了宫殿、宗庙、政府衙署、市场、居民区等不同属性的功能分区，并依照宋朝在都城设置南熏门的定例，替兴州盖了一座缩小版的南熏门。
新都城的成功建造，自然加强了李德明建筑王陵的信心。
为了给贺承珍提供设计灵感，李德明罕见地上表宋朝，表示自己愿出良马500匹向宋朝称臣，并派人助宋修建章穆皇后（宋真宗第二任皇后）园陵。李德明突如其来的“好心”感动了宋真宗，而赶赴巩义搬砖的党项匠人亦收获不浅。
宋朝流行皇帝崩后营陵，且规定死后七月必须安葬，否则不能入神庙供奉。所以，宋朝陵墓皆以平地起陵为主，气势远不如唐陵“封土为陵”或“依山为陵”来得雄伟壮观。但，宋朝在营陵上还是大量参考了唐朝留下的宝贵经验，如在陵寝神道两侧安置石像生，在地宫内描绘写实壁画等。
唐、宋两代的营陵经验后来都被党项匠人学了去，故贺承珍与李德明一番商议后，王陵最终被安置在贺兰山东麓的一片冲积扇上。
参照唐朝依山起陵的形式，二人决定让王陵背靠贺兰山，同时以宋朝平地起陵的模式，精雕细琢每一座王陵。
与李继迁的命运类似，李德明也没来得及称帝，就于宋明道元年（1032）十月，薨逝于兴州，享年52岁。建国与营陵，自此一并系于李元昊一身。
一想到父、祖奋斗数十年皆称帝不成功，李元昊说什么也不等了。其父李德明的丧期一过，他就改名“嵬名曩霄”，号“兀卒”，并宣布升兴州为兴庆府，以示自己乃正统天子。随后，他集结党项文人，创制了一种用于记录党项族语言的西夏文字，并规定此乃党项“国字”，日后但凡纪事只能使用西夏文字。即便是给辽、宋的外交文书，除了其各自的文字外，西夏文也不可或缺。
宋景祐五年（1038），李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于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
对于李元昊而言，建筑王陵并非仅是为了提升父、祖的皇帝身份，更重要的是要让世人看到西夏文化的璀璨。所以，在相继确立李继迁、李德明的陵号后，这项“国字号”的庞大工程便被提上了日程。
为了让西夏王陵永存于世，党项匠人在满是黄土的陵区附近一遍遍用筛子过滤着沙子的杂质。之后，依照过去秦始皇修建秦直道时留下的“熟土”经验，他们又将沙子混入丝麻和糯米汁，用巨锤夯打，最后再放上蒸笼蒸熟，使土地彻底失去养分，这样就可以避免千年后遭风沙侵蚀的王陵有飞鸟衔子播种的风险。
但党项匠人的匠心并未减轻李元昊的忧虑，他规定，一名工匠施工时，需有一名士兵在现场监工。工匠每完成一道工序，士兵就要上前检查并在十步之外以弓箭试之。如果士兵的箭矢能轻松通过墙体，那就证明工匠不用心，理当处死。如果士兵的箭矢还未中陵体本身便已落地，说明士兵不合格，也该处死。通过这套“质检”制度，既保证了王陵的建筑质量，也使西夏兵丁的军事素质得以提升。
早在李元昊的祖母罔氏去世时，当时尚对宋称臣的李继迁就曾请求宋朝允许他派工匠前往五台山修建十座寺庙，以示对亡妻以及佛祖的感思。宋朝方面不但准允了相关请求，还从禁军中调拨一队人马负责供品的护送。
可见，至少自那时起，党项李氏家族就开始了对佛教的信仰与崇拜。因此，当后世专家看到每座西夏王陵的西北角都有一个八角单数层的夯土堆时，他们大胆猜测，这可能与西夏皇帝崇佛的信仰有关。
事实上，李元昊也有过类似表达信仰的方式。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西夏继三川口、好水川之战后，又与宋朝爆发了定川寨之战。尽管这些战役通通以西夏获胜告终，但大战过后遗留下来的战争问题对西夏的打击也是十分沉重的。
当时，宋朝主动关闭了边境榷场，并停止了对西夏的大宗“岁赐”，就连西夏一向赖以出口赚外汇的“青白盐”也被宋朝禁止入口。为此，李元昊即便赢了战争，也不得不向宋朝低头。于是，李元昊仿照先父当年进献500匹骏马帮宋朝修陵之例，向宋朝敬献良马50匹，求宋朝赐佛经一藏，以此来试探求和的可能性。
没想到，宋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之后，李元昊又组织僧人翻译西夏文《大藏经》，并让译经经验丰富的回鹘僧人白法信和白智光等高僧组建研究团队。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到民安元年（1090），该团队利用53年时间完成了3579卷西夏文佛经的翻译。
由于西夏控制了丝绸之路，天竺的僧人进入东土传法，必须经过西夏地界。李元昊为了留住这些僧人，提前派人守住交通要道，待他们前来，极力截留。如遇僧人反抗，西夏士兵则就地将其羁押，好吃好喝供着。
李元昊的崇佛之念由此可见一斑，但西夏人野蛮的行为还是给过路僧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们口耳相传，很快，丝绸之路在失去东、西方贸易的同时，彻底失去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
而李元昊强势霸占僧人的背后，是佛教成为西夏全民的普遍信仰。西夏境内的瓜、沙、甘、凉及兴庆府等重要城市，护国寺、感通塔、崇圣寺、卧佛寺、大觉圆寂寺等大型佛教建筑拔地而起。
佛教的介入，也让西夏的帝王们普遍相信，自己与佛的感应是无时不在的。所以，在修建帝王陵园时，西夏的帝王总会给佛祖让出子午线上的位置，在其右后方为自己建造陵塔，同时于墓室内大量绘制佛教壁画，以达到“事死如事生”的目的。
然而，佛教的兴盛对李元昊而言，却是要命的。
他生性暴虐好色，多猜疑，犹喜强夺他人之妻。当时，他中了宋朝大将种世衡的离间计，杀了西夏“台柱”大将野利遇乞，并将他的妻子没藏氏发配到兴庆府的戒坛寺出家。没藏氏婀娜多姿，李元昊管不住下半身，遂常常到寺中与她幽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二月，李元昊的幼子李谅祚出生。
为了让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将来能继承西夏皇位，没藏氏与兄弟没藏讹庞合谋，设计让李元昊霸占了太子妃。太子李宁令哥怒不敢言，后在党项权贵的怂恿下，才于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的元宵夜趁着李元昊酒醉之际，闯宫削掉其酒糟鼻，使西夏一代开国之君在惊吓中一命呜呼，享年46岁。
官方记载，李元昊驾崩两个月后，被群臣葬于泰陵。但，考虑到西夏王陵的形制与宋陵类似，这则史料的准确性至今仍被不少学者质疑。
自李元昊之下，西夏诸帝始终遵循汉人的规矩建陵，并形成独有的陵园形制，但历经数百年的风沙，待大明庆王朱栴造访时，那里却成了一座座巨型土锥。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在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朱栴在编写《宁夏新志》时也只能采信自己道听途说的内容，而没有继续探查下去。
直到朱栴去世五百多年后，这些巨型土锥的身份才第一次被人们重新定义。
1971年，兰州军区空军某部在宁夏贺兰山下修建军用机场。几个战士在挖掘工程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一些刻有不明文字的古代陶制品。鉴于当时黄河流域时常有重大考古发现，部队立即暂停施工，并将此消息层层上报，电请宁夏地质博物馆筹备处介入。
当时，宁夏博物馆原馆长钟侃刚被调入地质博物馆筹备处工作。接到消息后，他第一时间便和同事王菊芳、李俊德、邓乘浩等人赶赴施工现场。
在方圆五十八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钟侃等人看到了许许多多残垣断瓦上刻印着一种形似汉字却又不是汉字的文字。钟侃立即想起数年前在青铜峡108塔考古时，也曾发掘出写有这种文字的佛经。那时，在场的考古专家一致断定此乃失传多年的西夏文字。
所以，眼前出土的断垣残瓦，极有可能就是西夏遗存。
不过，考古学向来讲究证据。钟侃等人回到筹备处抓紧时间翻阅各类古籍，直到在《宁夏新志》中看到朱旃留下的记载，这些巨型土堆的考古方向才最终被确定。
1972年，在贺兰山脚下发现西夏李元昊墓及其他八座王陵的消息轰动全国。随后，在全国各界的共同支持下，考古学家借助电脑动画技术，初步模拟复原出西夏王陵最初的模样。
原来，这些建于黄土高坡上的王陵每座都由月城和陵城相连组成，平面呈“凸”字形状，陵园内单体建筑角台、阙台、碑亭、献殿、陵塔及附属于陵城门的门阙和角阙的平面分布基本与中原王朝相同，形成西夏陵园群体建筑的基本格局。
可是，当考古人员仔细对地面残存的遗迹进行测绘时，又惊讶地发现这九座高耸的土堆似乎并非简单的昭穆排列。在新测绘的图纸上，人们看到了一个类似北斗七星阵法的排列顺序。除此之外，依附各大王陵的陪葬墓也呈现一种众星拱月的姿态，似乎更证实了当年西夏王陵的设计不仅参照了中原帝陵的规制，更有自己独创的一套陵园制度。只是这一切的秘密，专家们尚未能从残存的土锥上找到确切的答案。
在整个探查过程中，唯一令人感到庆幸的，就是语言学家李范文借助苏联学者聂历山的《西夏语文学》、罗福成的《同音》写本等资料，汇编出了第一版《夏汉字典》。这是一本专门用于翻译西夏文字的工具书，借助相关研究，考古学家们终于在7号墓中找到关键性的记述文字：“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
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别称，圣德至懿皇帝即西夏仁宗李仁孝。也就是说，7号墓的主人正是西夏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李仁孝。
由于中国古代普遍采取“五音姓利”的理论埋葬先人，所以，考古学家在确定西夏陵的昭穆排序后，又根据姓氏结合五音、五行的做法，按辈分主观地将1号陵、2号陵陵主认定为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据此类推，3号、4号、5号、6号陵则分别被推测为李元昊的泰陵、李谅祚的安陵、李秉常的献陵以及李乾顺的显陵。
见证了一个王朝近两百年风云的九座王陵，只发掘出这么一点有用的信息，显然无法满足世人的求知欲。于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又被提了出来：究竟是谁破坏了这些王陵？又是什么原因把它毁坏得如此彻底？
不少学者将矛头指向了成吉思汗。因为，最终导致西夏国灭亡的，就是这个像大海一般的可汗以及他手底下打遍亚欧大陆无敌手的蒙古铁骑。
从1205年到1227年的22年间，因西夏挡住了蒙古铁骑西进的步伐，在成吉思汗的命令下，蒙古人与党项人之间爆发了六次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结局两败俱伤，成吉思汗在出征途中命殒大西北，而西夏军队在蒙古铁骑的压制下，战至最后一人。胜利者终归有对失败者的最终处置权，成吉思汗临终前，密令手下屠尽党项人——这一条“罪证”也成了专家们认定蒙古大军破坏西夏王陵的最佳佐证。
然而，目前并未发现成吉思汗下令拆毁西夏王陵的直接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在成吉思汗驾崩及西夏故地初平之际，大规模盗发毁坏西夏王陵的行为并不能消灭残存党项人的斗志。反之，因为陵墓的特殊性，蒙古军队做法还易引起被征服者的仇视。所以，蒙古军队破坏西夏王陵的可能性不大。
一种可能性的推论是，西夏王陵乃明朝军队破坏的。
根据史料记载，明代初期，驻守在宁夏的蒙古军队撤退到贺兰山以西一带后，王陵附近就成了明朝边防的第一线。那时，明代经济疲软，要想快速建成一系列攻守兼备的军事要塞，只能就地取材。如此，在贺兰山东麓沉睡了三百余年的西夏王陵就成了绝佳的建筑取材场所。
朱栴之子、安塞王朱秩炅的《古冢谣》写道：
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在朱秩炅眼中，这些古老稀疏的巨坟高低错落有致，依稀还能从形制中看出这是昔日王侯百年安居之所。如果这些王陵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被毁坏，这位王爷又怎能看出其中的门道呢？
西夏王陵被谁所毁的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但，西夏王陵留存的遗迹却未被遗忘。今天，进入西夏王陵博物馆前，游客们总要对着门前雕刻的四个西夏文字“大白高国”进行一番点评。谁又想到，曾几何时，那也是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对西夏文字传播天下的一种憧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