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州华校发展史

吴德钊编著

前言

这部简短的《柔佛州华校发展史》，是因当年负责管理华校的马来亚副教育总监的建议而写成的。当时他建议各州管华校的副督学编写所在州的华校发展史，然后再整合成《马来亚华校发展史》。可惜只有柔佛州完成任务，因此《马来亚华校发展史》也就未能编成。

由于全马各地华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系统是同质性的，这样，我们便可以假设，其他各州的华校发展形式，即使有所不同，也应与柔佛的相差无几。因而《柔佛州华校发展史》的编成，便可让读者推想其在别州的发展情况了，不过须注意在时间上或程度上会有差别。

撰写本书的资料是在得到各地校长、董事和热心华教的人士的帮助之下收集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访谈和收集校刊资料；学校的校刊一般都载有个别学校的校史。

非常幸运的是，在收集本书资料时，许多前辈和学校的创办人都还在世，如新山的黄振杰和黄羲初，笨珍的张江水，居銮的陈振潘和章文双，巴都巴辖的粘东生和赵平阶，利丰港的蔡敬三以及昔加末的谢兆棠和李尚三，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对所有提供协助，使本书得以编成的人士，我谨表示衷心感谢。

吴德钊
1957年4月30日于新山。

早期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要学生掌握足够的中文，以便能记账和读写简单的文牍；其次是人格的教育，培养孝亲敬老和端正的行为。家长从来就没有考取秀才、举人或进士以便到中国去当官的想法，只要孩子识字和会写信，他们就很满足了。

05 学校类型

华文教育史可以顺理成章的分成三个时期：方言时期（民国建立之前）、方言和国语并存时期（约1912年至1925年）和国语时期（约1926年至今）。

06 家塾

早在民国建立之前本地就有家塾。在某些地区，家境条件许可的家长聘请私家教师到家里教导其孩子，同时也顺便收别家的孩子到来就读；有收费的，也有不收费的。例如当年龟咯一位周姓港主便请其书记当他的家塾教师。

07 私塾

同一个时期，一些以教书为生的人也开办私塾。当时新山就有一位潮州人士开办私塾，到其私塾上课的学生都是潮州人的子弟。柔佛州可能还有其他私塾，但是缺乏有关的资料。

08 建筑和设备

早期的学校或私塾，通常都设在店屋里或是宗亲同乡会馆里。一般上除了桌椅凳子之外，学校或学塾便无其他设备。会馆办的学校其桌椅由会馆提供，否则由到私塾读书学生自备，因此桌椅的大小不一也就不奇怪了。

09 学生人数

一般学校的人数都很少，会馆办的学校约在20人到30人之间，家塾或私塾约10到15人之间。全都是混合学校。估计这时期的学校不超过15所，总人数不超过300人。

10 课本和课程

使用最广泛的课本是《三字经》、《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四书》和《五经》这些著名的经典，其内容涉及哲学、道德、孝道、礼仪以及君主臣民之伦理关系，即使对成人来说，这些课本所用的语文和其内容概念都是非常深奥的。

这些学校只教朗读、作文、书法和珠算。在读方面，教师教诵读和讲解课文，要求学生记诵。对作文方面的要求则是书写信件和文章。教学一般上都非常着重书法，教导学生临写名家字帖。那时没有钉好的练习簿子，都得由师生自己动手裁纸装钉而成。

12 早期学校的教师

当时，担任教师所需的资格只有一项：懂得中文便可；因为除了读、写、作文和珠算，便无其他科目。因此任何人只要中文程度差不多，便可以当教师了。通常是用一种方言教学，如福建话、潮州话、广州话或客话中之一。会馆办的学校当然用相关的方言教学。私塾一般也设在教师的同乡居多的地方，自然是用老师的方言教学。家塾通常也由东家聘请其同乡做教师，所用的教学媒介语也当然是东家的方言。

对一般的华人来说，“老师”相等于知识和道德，这使教师成为地方上最受尊敬的人。

14 收入与支出

由乡团会馆负责筹措经费办的学校，一般上所收的学费足以支付教师的薪金。教师的薪金每月约在15元至25元之间，很少超过30元。学生学费约每月1元至2元。支付教师薪金后所剩的余额则用于购买学生用的课本或练习本和支付其他杂项开支。当时新山的育才学校就是这么处理；其学生收费一律2元。

家塾老师的薪金由东家支付。外人的孩子所交的学费一般都归老师，作为其额外收入。私塾老师的收入全部来自学费，他也负责其私塾的维持费。

16 学校生活

学童初入学须举行简单的仪式，通常是由学童带糕点、花生和瓜子供奉在孔夫子画像前，然后向孔夫子画像行跪拜礼，象征尊重学习。供品然后由师生们共享。当然，这个入学仪式是自愿的。

和目前的学校生活相比，那时的学校生活是辛苦和单调的，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诵读经典；各用各的腔调，各按各的进度，尽量背诵老师教的课文，非常吵杂。可是对老师和家长来说，这吵声等于用功。学童通常读的第一本书便是《三字经》。这书一开始便谈哲学；起头两句是“人之初，性本善”。由此可想象其深奥和枯燥。教师通常也不要求学生理解课文的意思，只要求他们背熟课文。无法背熟或默写课文的学生便可能受鞭打的处罚。背书需要很集中精神和付出很大的努力，这是当时学校生活中最难受的部分。

当然，那时是完全没有体育和运动的，这些都被看成是无聊和不庄重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拘谨，因此剥夺了学校生活的乐趣。要不是因为家长关心子女教育和学生惧怕老师的藤鞭，是无法把学生的缺席率压低的。

学童少有的快乐时光通常都落在华人的节日里。农历新年和中秋节，学塾会举行庆祝会。庆祝仪式是在孔夫子的像前贡奉礼品，烧香，然后燃放炮竹。

20 教学质量

当时的教学当然谈不上什么质量。老师不知有教学法；一般的学校也未能提供有助于学习的更好条件。考虑到学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其学习用中文作为表达的工具却未达应有的效果。但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40年前，许多国家都尚未知道有教学技巧这回事，而中国也不过刚刚开始与西方接触。那时柔佛州和其他各地都依靠中国提供教师。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师很少愿意远度重洋到陌生的地方谋生。所以当时的学校对教师也无太多的选择，何况也很少人重视教师是否合格这回事，一般认为教学的主要目的仅在于掌握足够用于读信、写信和记账的知识，只要达到这个目标，办学者就很满意了。

21 清朝政府倒台的影响

满清政府被推翻和中国革命的短暂成功，为全世界华人带来了民族觉醒。华人当时热烈欢呼推翻满清皇朝，同时尽力团结全体华人，巩固辛苦得来的革命成果。他们因此采取了重组和改善华文学校的步骤。

22 乡会办学的合并

首先，大多数会馆办的学校同意合并。在麻坡，永春会馆、泉州—厦门会馆和潮州会馆的学校合并和搬到沙洋路（Jalan Sayang）的新校舍，改名为中华学校。在新山，广府人办的育才学校在庆祝双十节时表演了军事操，令其他方言族群印象深刻，产生了后来各个会馆领袖召开讨论设立“公立学校”的会议，结果促成了于1913年2月1日成立的宽柔学校。这是新山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新”是指使用“国语”教学和教导现在小学中所设的各种学科。广府人的广肇会馆关闭所设的育才学校，把学生都转到新学校。

23 新式学校的诞生

此后，更多新式的学校相继出现。在哥打丁宜，当地的矿家卢兰于1913年在中华书报社开办了所新式的学校，聘请黎文卿当教师。黎文卿是孙中山先生介绍给黄吉辰的，而黄吉辰是哥打丁宜华人领袖和国民党党员，他把黎文卿介绍给卢兰。孙中山曾经到过哥打丁宜筹款以进行推翻满清的组织工作。黎文卿除了教书，还在学生和人民之间为国民党宣传，同时也当中医。可惜他只在哥打丁宜做了两年便离开，那所学校也改为广府人的学校。1913年在昔加末巫罗加什开办了一所国民学校，其董事会由郑开彬先生领导，聘请了陈雨蕉任教。昔加末的中正学校也是一所新式学校，创力于1914年。后来，由于董事之间意见不同，对立的董事又在1917年创办了培正学校。往后数年又相继开办了励志、南华和中华三所学校。

24 新式学校的学制

第三，华校采用了与中国相同的学制，即小学六年制和中学六年制，学生分年级上课。不过为了节省，通常两个或三个年级合成一班，即复班上课。这种情况在乡区和小型学校尤其常见。但是，这比以前的方言学校把全部的学生集中在一班教学的方式，可说是进步了。教学用的课本也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白话文课本取代之前的古文经典；“国语”也取代了方言作为课堂教学媒介语。

25 学校董事会

第四，学校成立了管理学校的董事会。董事会负责筹募经费和聘请教师。学校的收入来自学生学生交的学费和当地商家的捐款。在一些比较大的市镇，董事会还抽土产特别捐作为办学经费。麻坡中华学校的财务状况就特别好；它为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一直到1924年为止，原因是开办中学使开支增加了。

26 教师

当时的学校都尽量从中国招聘资格较好的教师。麻坡中华中学当时就聘请了很多拥有中国和日本大学学位的教师。

27 新式学校的教育目标

新式学校的教育目标是扩大了。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学校教育目标包括了灌输爱国主义的精神；学校在这方面同时也不断获得中国政府的领事和特派员的鼓励，因此，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和他的主张都悬挂在学校里。由于课本是中国出版的，教师是从中国聘请的，因此基本上是达到了有关目标。

28 同时共存的方言学校和旧式学校

许多地区很迟才开办新式学校，其因素很多。在偏僻地区和小地方，人们感受到的民族觉醒的冲击，不像在城镇所感受到的强烈，所以并没有唤起多大的组织和开办新式学校的热忱。在这些地区，教育的目标仍然是诵读、识字、写字和做账，而方言学校可以满足这些目标，因此暂时也就没有开办新式学校的需求。其次，会用“国语”的教师比较愿意留在市区。再者，不同乡团之间的对抗和分裂、推翻清朝的激情效应逐渐消退以及缺乏热心新式教育的人士，都妨碍了新式学校的开办和延长了方言学校的生存。

在龟咯，由1912年到1919年之间便开办了三所这类旧式学校。一直到1925年，其中一所才改为新式学校；另一所则在1930年，最后一所是在1936年。

1912年，巴都巴辖中华商会开办的正修学校也是旧式学校；聘请当时的商会书记当教师。

在昔加末，富商陈云旋于1912年聘请潘嗣良当其私家教师，同时也接受交费或不必交费的其他学生。谢文祥也在他的胶园为客籍孩童开办启文学校，聘请谢慕文当教师。Tan Chak Sam则在其货栈为潮籍孩童办一所学校。

居銮地区于1919年也开办了一所旧式学校，但一年后便关闭了。笨珍地区于1922年开办了培群学校，它在当时也是旧式学校，到1926年才改为新式学校。

1923年，比咯地区开办了两所旧式学校，但于第二年便因为华侨学校的开办而关闭。华侨学校也是旧式学校，隔年之后才改为新式学校。

龙引地区于1925年开办的育才学校也是旧式学校，到了1938年才改用“国语”教学。1930年，龙引地区开办的另一所学校，育华学校，也是旧式学校。

1929年，阿依淡一位黄姓人士在宋秋枰的工人宿舍开办了一所旧式学校。

29 方言学校的消失

到了1936年，除了极少数外，所有的学校已经改为新式学校。这之后所开办的学校都是新式学校。人们已从实用和文化的观点认识到新式教育比旧式好。

马来亚出现华文报纸之后，本地华人便经常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7年到1919年，中国推行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以“国语”取代文言，其影响也波及马来亚。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认为，文言古书和日常用语差别太大，懂得文言古书的人不多；要理解和使用它，需要很好的旧学根底和多年的学习。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教授便推介将白话文使用于文学、报刊、小说和科学论文。这时期有人开始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方便懂得白话文者理解古文。

当时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倡议全面使用白话文，另一派只赞成在报章上使用白话文，而写作方面则建议用改良文言文，使其接近白话；此派认为白话文太过冗长和浪费纸张。马来亚华人都紧随这个运动的发展趋势，这是旧式学校在本地消失的主要原因。

本地的客观环境已经变得更有利于开办新式学校，因为人们的认识已经提高，合作共谋整体华人福利的意愿逐渐取代了乡团宗亲观念。各乡团已经结合力量办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语”自然成为学校的教学用语。与此同时，能应用“国语”的教师也已增加。这些都是造成方言学校无以为继的因素。

30 国语时期（约1926年至今）

新式学校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估计在1926年有120所学校，共有3,000名学生。约于1939年之前，学校已增至133所，一共有185位教师和5,500名学生。到了1939年，学校已经增加到254所，教师增至185位，学生共16,911 人。（根据柔佛州教育总监H.R.Cheesman的Johore School Report）

31 日治时期的学校

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所有华校都关闭了。1942年10月，批准恢复办华校；当时只有大村镇的学校开办。开始时是准许以中文授课的。1943年中，一纸通令把教学用语改为日语；每天只准上一节中文课。但是教师们都不会日文日语，不可能用日文日语教学，所以教学还是用华文华语。考虑到还没有解决办法的境况，日人只得只眼开只眼闭默许之。后来，他们设立了训练所，开办三个月和六个月的课程，试图教导教师日文。这类课程的目的是宣传多过教育，何况教师们也缺乏学习日文的意愿或动机。除了少是教师学到足够教导小学的日语文知识，大部分都未能掌握该语文。

到了1943年末，所有县级地区都委任了日人当学校督学。这些日人督学强制所有学校必须使用日文教学，因为学校已经几乎无华文可学，学生人数开始减少。当时经济的窘迫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在日本统治的最后几个月，很多学校是老师多过学生。然而，当时的日人政府教育机关还是继续开办学校，试图以此掩盖实况，不让其上级机关知道学校的实际数目和其糟糕的情况。日治时期华校的最高数目是42所；到日本投降时剩下31所，共关闭了311所。学生人数在1943年达到最高点，共有6,500人。

33 英人重回马来亚初期的华校

日本投降之后，英国人重新统治马来亚。当时，大多数学校破落失修；桌椅和设备都被偷或破坏，必须花费大笔经费维修之后才可重开。再者，当时的社会和政局动荡不安，许多战前的董事都不敢挑起复校任务。共产党在各地组织的人民委员会利用了这个时机，重开了大部分大型学校，并且任用共产党员当教师和职员。于是，学生人数开始上升。然而，人们很快便发现这些教师的学术知识并不比学生强，教学内容又多为共产主义思想。于是许多家长将孩子退学。虽然学生人数下降，人民委员会还是继续占领这些学校。这种情况拖延了几个月之后，战前董事会才把他们赶了出去。共产党人被赶出城市，退却到乡村地区时，他们仍然尽可能开办学校。他们共开办了不少过17所学校；通常这些学校都命名为平民学校，或民众学校，或义务学校。这些学校一直开办到1948年“紧急状态”爆发为止。当时，共产党人不是被逮捕就是走入森林。

34 复办学校

原战前校董随即募款修复学校和装置设备，学校于是得以复办。不久之后便发现市区学校提供的学额严重不足，不得不分上下午班上课。建筑材料和人工的费用昂贵，拖延了校舍扩建和建立新校舍。乡村地区学校的情况最恶劣；许多是用木板和锌铁皮屋顶盖成的。这些校舍经过四年被作其他用途或荒置，已经完全不适合使用，必须大修或重建。在出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之后，学校终于得以重开。1946年，学校的数目已增至211所，学生人数达27,574人，比战前还多了许多。

中国在二战中崛起为世界五强之一，在所有海外华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觉醒意识，就如当年推翻满清皇朝时期那样。这种意识伴同日治时期所经受的种种苦难，更使华人感到需要团结。

学校复办时，几乎所有会馆或宗亲会所为的学校都合并了。昔加末的中华、培正、励志、南华和中华合并成华侨学校。古来的英才、崇德和育文合并成中华学校。新加兰（Senggarang）的华侨和新生合并成中华学校。居銮的华侨、培英和中华女校合并成中华学校。华侨学校和士乃学校合并成中正学校。永平、龙引、文律和巴都巴辖的学校更为团结，各区内学校都将财力集中交由该区所成立的一个董事会统一管理。

到了1948年5月，即紧急法令宣布前夕，学校的数目上升达顶峰，共有358所，学生39,582人。紧急法令施行后，许多受影响的乡区小型学校都关闭了。到了1951年7月，学校减至231所，学生降到36,220人。当时的海峡时报对这一现象的新闻报道标题是“共产党人关闭学校”。

37 政府管制

马来亚英制民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对华校实行管制；在这之前是让华校自由办学的。管制是基于政治原因多于教育考虑，其目的是防止传授颠覆思想和共产党人的犯罪活动。这项任务先是交给华民事务官（Chinese Protectorate）办理。它规定学校和教师必须注册，教师最低须有初中三毕业资格，目的是保证学生可在健康的环境接受良好水准的教学。

二战后，这项管制工作由教育局接手。在开始的阶段，学校受的管制有限。除了注册学校和教师，还根据校舍和操场大小，发给学校数额由每生每年5元至15元的小量津贴。这笔津贴约等于学校开销的一成。

政府逐渐加强管制华校。二战前，由华民事务官（Chinese Protectorate）督察，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学校里没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二战后，教育部委任了一位专管华校的助理视学官，除了行政工作，这位官员还负责提供教学和行政上的专业意见。

39 中学教育

中华民国成立后，马来亚的华文教育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小学毕业生人数也跟着增加。为了满足学生升学的需求，于1924年创立了第一所中学，即麻坡中华中学。1929年它增办高中。麻坡华南女子中学也在1929年创办。居銮的中华女子中学和巴都巴辖的华侨中学也分别于1925年和1940年创办。

英人于战后重新统治马来亚后，麻坡中华中学和华南女子中学合并成为中化中学。这期间增加了6所中学：1947年创立的居銮中华中学，1949年创立的利丰港培华中学和1950年创立的昔加末华侨中学；另外还有因橡胶椰干好价、董事会易于筹款和禁止新加坡的中学招收马来亚学生的措施而催生的新山宽柔中学、笨珍培群中学和龙引中华中学。后三者都是创立于1951年。

41 学校行政组织的改变

因为学生增加，校长的责任也加重了。大型学校为增强行政效率，分别委任三位教师当主任；即教务主任负责分配教学工作，训育主任负责管学生纪律和体育主任负责学校的体育。校长负贡管理全校。

42 学校董事会

学生增加和学校的壮大不仅使学校行政结构改变，也使学校董事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当时，大多数学校的董事会采用“总理制”，学校的管理权控制在三四名理事的手中。学校变大以后，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多成员的董事会来管理其事务，结果便成立了更大的学校董事会。

学校董事会的主要任务是筹款和聘请教师。虽然董事会每年都进行选举，但大多数董事都获选连任。也有每半年进行选举的董事会。这样短任期的董事会是难于作长期计划的。为了改善学校董事会系统，1948年，教育局建议延长学校董事会的任期至最少两年一任。

学校董事都是区内的知名人士，有比较好的地位向公众人士劝捐。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劝捐的反应通常都非常可嘉。著名捐款人有已故虎标万金油的胡文虎，1939年，他捐了13,000元给麻坡中华中学。义兴公司，一个推翻满清政权的组织，于1918年捐了20,000元给新山宽柔学校和6,000元给麻坡中华学校。许多地区的树胶商公会和米商公会都是长期和固定的捐款人。南益树胶公司的各分公司，在受要求时，都慷慨捐助学校的建设开支。学校董事都是固定的捐款人。如麻坡刘筑候、郑文炳；巴都巴辖赵丽生、粘东生（Chiam Tong Seng）和赵平阶；笨珍张江水；利丰港蔡敬三；居銮至陈镇潘和章文双以及新山黄振杰和黄羲初。为了提供孩子们教育，他们贡献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和精力；这些是连政府也觉得艰难的工作。我们社会欠了他们很大的恩情。

45 教师和其服务条件

由于马来亚没有中文大学，也很少高中毕业生，因而本地无法为华校提供足够的教师。各校都招聘中国的教师来解决这难题。在大部分州属，高中毕业或同等资格是注册成为教师的最低条件，只有柔佛州仅要求初中毕业学历。相对来说，柔佛州是比其他州落后；其学校分散在乡村地区，居住条件也比较差。资历比较好的教师，容易在市区找到教职，不愿到乡村任教。这是柔佛州大量教师仅有初中毕业资格的原因。虽然降低了要求，柔佛州还是找不到足够的教师，因此这项最低要求也未严格执行。

二战前不缺教师，那是因财力的限制，实际上学校所聘的人力是不足的。日治时期，本地培养和中国南来的教师都中断了。战后因限制中国人入境，造成严重缺乏教师。学生人数急速上升更加重了这种情况。结果，许多学校教师不足，作为暂时措施，只得录用资格不足的人员，并为他们开办师范班，提升他们的中文程度和教学水平。

二战前，一般教师的薪酬为每月50元；没有其他津贴，也没有年功加俸。英人到回来之后，薪酬逐渐增加到每月100元。教师的待遇从来就是偏低的。只要学校还是由私人机构支付开销和管理，这种现象还是会延续下去。由于薪酬低，逼得教师课余兼职。几乎所有学校都提供教师免费住宿，通常是一家一房，水电免费。学校也聘人在学校的厨房为教师煮食，费用由教师们分摊。

当时盛行教师一年一聘制。教师的服务让人满意，则会受续聘。但由于种种原因，教师的流动性非常大。在这样的制度下，教师对其职业感到毫无保障，时时都在另谋就职的机会，因此难免怀疑他们会全心投入工作。公平地说，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仍然有很多具有献身精神的教师，非常自觉地为教育作出贡献。

1946年，政府实行依据学生人数拨款给学校。有了拨款，政府便要学校给教师比较好的待遇；教师的服务条件得到了改善。从此以后，校方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才可解聘教师，否则便取消拨款。有三所学校因不遵守规定而被罚。聘请教师的制度近期也有所改变，董事会授权校长聘请教师。这样也有其优缺点；校长通常会聘用他的旧同事或好友，由于志趣相投，可以紧密合作和诚心诚意地为教育服务。反之，若校长换人，跟着便会是教职员的大变动。

从1953年1月1日开始，教师的薪酬由政府负责发给，这天可视为教师们最高兴的日子，因为他们的职业更有保障了；以往的担忧和不安都一扫而光。从此他们可以全心投入工作，学生、社会和国家也因而受益。

50 观点亲中的倾向

有很多因素造成教师影响学生采取亲中国的观点。首先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马来亚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为了维持其控制，英殖民政府便要确保没有人在人民群众中谈论政治。国籍和公民权问题更是禁忌。华人被视为勉强受容许居留的移民。因为公民地位不确定，华人都自然认为自己是中国公民，也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持着这样的观点。其次，学校用的课本都是在中国编写和出版的，并且由出版社在本地的分行销售；其内容多是有关中国的事物。第三，大多数教师是从中国聘请来的。虽然不是有意，他们的教学有偏向中国的倾向，那是他们的中国教育背景的自然结果。最后是因有中国领事馆与其特派的教育官员（emissaries）在幕后的影响。中国领事有时会受邀在大众华语班结业典礼上颁发证书。

51 重新调整观点

二战后，政府采取了措施来抵销上述不健康的观点。1951年，从美国请来了两位教育家，方博士（Dr. Fenn）和吴德耀博士，调查研究本邦华文教育系统和提出改善建议。他们的调查研究结果都写在《方吴报告书》里。他们发现这个教育系统过于倾向中国。他们建议：第一，检讨课本内容；包含更多关于本地的题材和删除不适合者。其目的是减少其中国色彩和强调马来亚的内容。

于是，根据其建议成立了华文教育技术与顾问委员会（Chinese Education Technical and Advisory Committee）来执行这项任务。如今修订过的课本已在华文学校使用。

其次，他们建议设立师范学院来培训马来亚本土教师。他们更建议政府负责全部华文教育的费用。除了教育费用一项外，其他建议都获得贯彻执行。虽然政府没有负担华文教育的全部费用，不过却增加拨款给华校。

52 华校的前途

华社非常关注《巴恩报告书》的建议。1951年8月4日，华校校长、教师、董事和关心华教人士在新山中华公会（Chinese Association）开会讨论《巴恩报告书》和《方吴报告书》，以便草拟一份提呈给政府的备忘录。

会议认为把华文小学改成国民小学将消灭华人文化。对于“不支持国民学校政策即不效忠，就不应该居留在马来亚”的观点，他们不同点意。他们认为，要铸造一个团结的马来亚，更有赖于合作、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对方的宗教和文化以及公平对待其全体公民，并举了加拿大和瑞士为例子。这个会议赞同《方吴报告书》的建议，也希望学校按其建议办学。

不管将来对华校的政策变得怎么样，所有真诚的马来亚人都希望它什助于促进民族和谐与合作，带动各民族人民参与创造团结的马来亚这一任务。

后记

这份柔佛州华校简史的下限至1957年4月，即当我离开柔佛州到联合王国去进修一项课程时为止。

在此之后，华文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不在学校的数目，而在学生和教师的巨大人数。目前有学生115,677人，而在1948年的人数是39,582人。

国家教育政策也经历了一些改变。政府已经负责华文小学的教师薪酬和维修校舍的经费。它继续让华文小学使用华语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它也可能取消授权教育部长将华小改为国民小学的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文；假如此事成真，则可消除华人社会对华小的担忧和不安。

剩下待解决的问题是，华文独中不接受国家教育政策有关媒介语的规定。独中要保留华文为媒介语，政府则明文规定必须用马来语。恳切希望能找到可平服这两种不同观点的解决办法。

吴德钊

1991年1月31日于新山

発佈人

Sook Jin GOH,
Community Manager 社群經理 @ Glitter.Finance ,
Regional Ambassador for Malaysia 馬來西亞區域大使 @ Nutbox.io ,
Chinese Community Organizer 中文社區発起人 @ Hive Blockchain,
CEO @ Nanyang Global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re 南洋國際科研中心

吴德钊：柔佛州华校发展史【Sook Jin G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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