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组织你想到什么？街头抗议、工会、反对党、NGO，没错，其实包括线上的聊天群组都算，理论上可以 O2O，将虚拟社区转变为现实中的组织，也是为什么中国当局很警惕群聊问题，并且弄出了啼笑皆非的“群主承责”规定。他们的警惕是多余的，中国人很难组织起来。
对于 Novak 这种中文爱好者来说，混迹中国人中最令他感觉困惑的一点就是，人们之间关系之微妙，即便在互联网上也是如此。一个热闹的大型群组没过几天就变得冷清了，因为出现了另一个新的群组，其中排斥掉了旧群组的部分人。接着这个新群组继续分化，继续排斥掉其中一些人，变得更小，然后再继续，最终解体。
人际粘性基本取决于互利关系，基于金钱或者社会资产的交换，而不是基于共识的凝聚。在 Novak 看来，如果你无法在第一时间让对方感知到你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利益，关系基本很难维持。或者说你很可能无法通过某个精神需求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但这不是全部，物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都是如此，对于中国来说，比较特殊的或者说微妙的，在于以下几点。
1、观念意识形态
“傻逼”这个中国人发明的词如今被不少中国人所厌恶，为什么？因为它被过于泛滥的使用了。当一个人不认同另一个人的只言片语时，就可以直接称对方为傻逼。甚至不想理解你的完整意思，只按照自己的感官就做出了否定判断，由此给你贴上傻逼标签。Novak 认为这已经不限于给讨论造成的障碍。
没错。这个词并非仅仅是情绪化表述，而是中国人组织不起来的原因之一。
人们在利用观点分歧为下意识的社交关系疏离做辩护。看起来是个挺好用的借口，“嗨那个傻逼，怎么可能和他联合一起？”没有人会去想想不同的观点并非意味着错误，“傻逼”之论则是预设了自己完全正确聪明无比的前提。好吧，人们不会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但否定自己还有不知道的事，这可是一种很狂妄的行为。
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达往往会造成荒唐的判断。这种现象很常见，我反对美英法在禁止化学武器调查组尚未进入调查的时候就开始轰炸叙利亚，当时就有人指我“支持阿萨德”，可笑吧，他们只给你留下了两个选项：要么支持北约要么支持阿萨德，没有第三种。
仿佛反战本身不存在，对叙利亚多年来肮脏的代理人战争之性质的认识也不需要存在，人们只是希望看到你选边站，并且选的要和他们一样。就如甜豆腐脑咸豆腐脑之争，它是个隐喻而不只是笑话，难道我喜欢不加任何调味品的原味豆腐脑就是值得批判的行为吗？
政治极化、舆论场部落化，虽然这些名词被学界不断地叨念，但它们都没能充分反应这一问题的全部。人们只是在借此掩饰人际梳理的本质，观念冲突其实并没那么重要，当你面对强烈的共同利益需求时。
最近五十多天内，twitter有两个运动：#1TweetADay4JA 和 #FreeJulian，呼吁释放 Julian Assange。你最经常能看到的一句流传甚广的动员帖就是：“不论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只要你支持人权，捍卫民主之根基人民的知情权，那么我们就站在一起”。这就能形成最大范围的联合。与此相反，中国的几乎一切舆论运动都存在明显的观点一致性追求，很难基于一个眼前的目的先把更多力量连接起来，其结果往往是由于迅速的分化而失败。
我不想说中国社会与他们的政府具有潜在的同构性，但对一致的高度追求绝非民主社会之特征。必需知道，那些引起你不快的低效元素恰恰是民主和社区的根基。有效的民主文化必须包含某种混乱和尴尬的不期而遇，社区也一样，人们必须能接触到一些他们本心并不想接触的东西，必须能听到并不愿意听到的话题和观点。然而这是个有点尴尬的时代，你需要花点力气、在意识的推动下去主动寻找，去努力，否则稍不留神便会滑入个人中心主义的黑洞。
高度细分的社会是无法联合的。并且，对意识形态队形的追求还会压制你对事实的判断，更糟糕的是，很多时候你需要为此撒谎，因为世上并没有完美无缺永远正确的党派和团体，对于解决具体问题来说，不同的派系各有优势。如果你必需保持对其中某一方的支持，或者干脆说对其他派系的打击，那么肯定需要你回避部分事实，否则难以自圆其说。其结果就是，你变成了谎言的媒介，而不是你捍卫的正义。
所以，下次再遇到假借观念意识形态为理由拒绝联合的人时，你已经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2、阶层
中国没有那么“阶层固化”，如果对比英国那种出生决定一生的社会来说，那才叫真的固化。但在英国，除了王室之外，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并不大，除了一些生活习惯上的细节之外，比如中产只是意味着勺子上有花，而吃的东西和底层没什么不同。
然而在中国，阶层之间差异颇大，也因此交流很有难度。不仅是不同阶层之间很难接触到（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的资产如何，除非你拥有比较著名的企业公司，且实名上网，但这并不耽误判断一个人的阶层状况），更有不同阶层之间无法协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先说说为什么差异颇大。这或许是每一个经历过运动式“均富”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被迫与所有人一样穿“三原色”和回力鞋的历史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植入了一种别样的憋屈，所谓的“改开”之后，最先涌现的就是暴发户景观，巨大的金戒指、比拇指还粗的金链子、名牌服饰不剪标签，等等这些如今被人们所嘲讽的炫富行为，其实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变得更为隐晦了，中文社交媒体上那些晒生活的人们不言而喻的情愫，恰恰就是那条金链子所陈述的东西。
是的，他们已经与他们的父辈 - 那代改开暴发户 - 有所不同了，但基本意识本没有太多改变，那就是，“我和你们，那些低阶层的人们，完全不同”。人们会通过其社交媒体秀生活总结一个人的阶层概况，以决定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之交往。
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形成强连接关系的群体基本是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人，要么有着类似的学历和名校经历，要么有着几乎一样的社会资源甚至资源结构（本网原始网站被关闭，多年前关于强弱连接关系的系列文章失踪）。这样便造成了社会运动最大基数 - 底层 - 极难获得高等阶层的协助。
对阶层标签的过度重视最直接导致的就是“排异”。就如你所知道的，排斥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必需说，高等阶层拥有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他们所能掌握的知识技能肯定比底层更多，如果联合性存在，不同阶层之间完全可以为了同一利益而合作，完善反抗的多方面资源需求。
在英国时有幸参与过一次反抑郁症歧视的地区社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各方面的技术人士和经验丰富的社运资深人士纷纷前来协助，他们完全不同阶层，合作相当融洽，整体进展非常顺利。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就是一个完美社运的模型。然而在中国，仅举一例，如果您稍有印象的话会能记得，“天津大爆炸”事件后的网络舆论倾向，很多人在强调受害者是“中产阶级”，以至于 iyouport 不得不发表了一篇从半学术角度上诠释这一问题的《中产心理和底层心理》，以令声援能摆脱阶层隔膜，进入合力向权力追责的层面（虽然一篇文章的效力太小了。网站没有，可以搜索“自由港+文章标题” 找到它的痕迹）。
相比下这还不算什么。如今更大的问题不得不重申：当局正在全面调用技术能力来控制社会，然而基数最大的底层政治积极人士对技术普遍生疏，懂技术的人最低是中产，这也是亚洲国家的共同特点（与西方国家相反的特点，在西方国家，技术人士大多是底层）。众所周知在这个国家的富裕阶层之财力来源为何，这就造成了真正拥有对抗当局之能力的这部分人反而不关心政治，没有能力的人由于不懂技术无法保护自己，而纷纷被捕出身未捷。
我们不是在强调阶层的重要性，但当局一直比这个社会走更快且远：事实显示中国当局已经在有意控制黑客 - 这一新精英群体（见下图），权力同样不甚信任阶层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期待的只是对这群技术精英的政治思想状态全面把控。
而与此同时，大部分底层（甚至包括45以上的人）至今尚未理解技术能力在这个时代对反抗来说意味着什么，更谈不上重视。这就造成了无法联合，以及无法互相协助。
作为民主根基的异议对威权国家却毫无用处，那是因为民主依靠不断修正错误不断更新而维系公平正义的原则，异议所能提供的就是对政权的监督和帮助，这是建立在改革可行的基础之上。而威权不可改革，异议无法也根本没有准备去撼动/挑战权力关系，应对威权需要的是反对派。
异议和反对派不是层次差异的问题，而是根本性区别，这些常识是本网一贯强调的，打破不重复常识的基本原则而强调它，恰恰是因为至今仍有很多人不理解这点。
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反对派，只有认知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更多更充分的技术能力、经验和战略智慧，然而在中国，由于拥有后者的人和拥有前者的人被隔离在不同阶层，以至于很难融合为一个成功的反对派团体。
3、不会使用互联网
如上所述，这两个月以来由于参与声援 Julian Assange，获得了别样的感慨。与任何一种声援、与对 Wikileaks 十年多来的遭遇中每一步的围观，都截然不同。原本打算总结一下，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了，已经有足够多的文章在不断阐述和分析，iyouport 博客翻译了其中一些关键文章。我们这里只说差异 - 中国式声援和这场声援的差异所在。
首先最明显的就是本文“1”中所提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联合，在中国很难做到。很多朋友认为我常挂在嘴边的看轻观念意识形态论“只是源于媒体经历的惯性”，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没错，媒体的原则如此，但这一原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很好地帮助记者更多专注于事实本身，更靠拢公正全面的呈现目标。这对于信息消费者 - 大众 - 来说同样重要。
也就是联合的力量。如果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一个人权迫害案例的合理解决，不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或者自由派，捍卫人权都是底线，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形态倾向与联合之目的完全无关。就算你的诠释逻辑在我看起来完全惨不忍睹，只要你的结论和我一样，我们就值得联合。在 Julian Assange 的声援中，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
并不是因为支持者群体缺乏力量，正相反，力量非常之大，它是一个跨国群体，囊括多个语种的观点联盟，人们之间并不介意对方是否使用和自己一样的语言，是否和自己一样的的逻辑立场，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你就是我的朋友。
它给人以很大的鼓舞。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支持更多中国人加入至少围观这场庞大的跨国运动，你能体会到很多在中国体会不到的东西，作为经验颇具价值。
其次就是对互联网之价值的认识。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是：在互联网上，愚蠢比聪明更有人缘。这句话之所以非常正确，是因为太多人用错了互联网。
互联网并不是用来获取智商优越性的舞台 - 浅薄和愚蠢之所以泛滥也正是由于太多人甚至媒体，存在严重的逐臭偏好，他们在下意识推高浅薄愚蠢的知名度。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种错误的用法导致互联网真正的价值被遮蔽。人们沉迷在骂仗和嘲讽中，流失了精力。
下图是在 Julian 被断网的次日，全球支持者守夜运动当晚的流量分布（仅 twitter），这就是互联网真正的价值 - 联合。不仅仅是舆论的联合，由此你能清楚的获知，至少在哪些地方可以形成街头抗议，也就是在日前组织的，此案所涉及的国家 - 瑞典、西班牙、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 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的数据参考（见下图 2）
我一直拒绝重复常识，虽然互联网上很多人在这样做，但在我看来那是一种主动的落后。互联网的价值除了广泛的连接能力之外，最突出的就是新和快，以传统出版物无法企及的速度传播最新知识。用互联网来讲常识纯属糟蹋东西。
总之，互联网最大的能力在于动员和连接，而不是个人主义表演。在 #FreeJulian 运动中有一个积极的群体，他们将所有支持者（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支持者）全部添加，以连接起来，互相促进，推高声量。他们并无所谓这些支持者现居何处、是否有能力组织和参与现实中的街头运动，这是一种颇具感召力的组织技巧。
我们可以不考虑成果，因为此案太过特殊，但是必需承认，其间所呈现的民主社运经验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如果能学到哪怕一半，在中国用已经足够。
4、焦虑
焦虑是一种情绪状态，它就来自于当局常年“维稳”的所谓战略之一：分化打散。以制造不团结为基本目的，通过渗透、公开奖励举报者等方式，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Novak 说，有中国人告诉他，“任何组织都会被渗透，监视无处不在”。
本网专门分析过这一问题，详见《他们为什么如此猖狂？因为你们互不信任》。事实的确证明过渗透的存在，但并不意味着组织就不可行。
我们早前的文章多次介绍过匿名者组织，那是全球最大的几个跨国黑客组织之一，也是最著名的，因为多次参与国际热点政治事件。他们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优秀组织模版 - 无中心的、所有人为了同一个基本目标自动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队伍。各尽其能。
互联网时代并不需要有明确中心的组织，人们也不需要真的在一处，技术完全提供了这个便利，于是渗透对这样的联合力量来说并无太大伤害性。因为人们的目标很单一，力量高度集中，任务完成后自动解散。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渗透是影响不到行动主旨的。
而夸大渗透能力的人很可能正在帮助当局制造恐怖气氛。除非渗透进入了关键的加密群组，基本上没必要过于担心。而最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内部人反水，而不是新人搅水。
上述模式完全值得现实中的反抗借鉴，也是为什么说被渗透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很可能一些人对组织的过程之理解与此相反，他们更熟悉传统模式，先形成组织，再策划行动。其实并不需要那样。互联网时代的无中心组织只需要更多人掌握最新资讯、具备正义感、以及随时可加入的技术能力。如果你关注过一两位匿名者组织成员就能发现，你的时间线上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语种，甚至还有日语。这是平日积累的连接关系。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互相学习的机会，中国人如果能打破封闭，尽可能借鉴全球异议的反抗智慧，反驳本文将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