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罪行累累的纳粹刽子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审判。这场审判无可避免地上升为犹太人对纳粹的控诉大会。
汉娜·阿伦特旁听了艾希曼的审讯后，以几乎冷酷的理性提出了她的质疑——艾希曼不应该成为所有罪孽和暴行的代言人，真正的灾难源头是纳粹政权的极权主义，艾希曼的错，在于“不思考”的平庸之恶。
她的质疑，批判了整个法庭审判的结果和走向，甚至动摇了长久以来西方民族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根基。她着眼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行为本身，她关心的不是复仇，而是正义。
如果说耶路撒冷审判是对战犯艾希曼的一次法律审判，那么，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是对催生和容忍纳粹暴行的德国、犹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场精神、伦理审判。
1942年，德国纳粹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欧洲陷入了最黑暗、最令人绝望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阿伦特开始计划写作这本书。作为一个犹太人，她亲身经历过严酷的极权现实带来的灾难和绝望，她遭遇过流亡和被捕，好在侥幸逃脱了纳粹极权的魔爪。在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历程中，从来没有离开或忘却的生存经验就是20世纪极权对人类的灾难性危害。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是她笔下极权主义的主要发生地，在那之前，生活在德国的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如此邪恶的时代即将扑面而来。大量的集中营被建立，上百万犹太人、刑事犯、政治犯、宗教反对派被关押在这里。
被剥夺一切、判刑、强迫劳动、服劳役，死亡集中营里更甚，直接通过饥饿和遗弃，有计划的分批消灭囚徒。带刺的铁丝网将他们与外界的活人世界相隔离，也将集中营中的他们彼此进行孤立。封闭在集中营的人类，道德人格与法律人格被摧毁殆尽，个体性与人的本能和力量随之泯灭。
它的恐怖无法想象，因为这种扭曲的生活已经处于生与死的界定之外。当几百万人毫无抵抗的走向毒气室，似乎他们发生的事情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似乎他们不再存在，作为个体的他们也早已死去。
遭屠杀的人如顺从的动物一般，而刽子手们则是执行任务的冷漠机器，折磨人者和被折磨者，尤其是外界的人，都不能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远远不止是一种残酷的游戏或一场荒诞的梦。
如阿伦特所说，“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世界和时代交织出的时空并非是永恒的，而是充满了荒诞，不确定意味着不可预知。只要你认同“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迫害和剥夺少部分人的权利的时候”，这颗“极恶”的种子就会萌芽生长。
经历重大危机的民族国家德国和俄国都沦为极权国家，纳粹德国奉行种族论，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借由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为主体。极权主义可能在任何时代或体制中卷土重来，表现各异，带上时代烙印的面具。
而在极权主义的施虐者与受虐者之间，存在着“无思状态”的恶的平庸性。平庸之恶构成了纳粹体制的可怕之处，它通过完整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将每个人的人格个性彻底消灭，让个人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把盲目服从变成最大的美德。
艾希曼是平庸之恶的典型。作为普通人，当看到犹太女人、孩子、老人被一批一批屠杀时，艾希曼的良心如何安放？传统的善如同情、仁慈被描述成了一种需要去抵制的诱惑，在黑白颠倒的世界，艾希曼不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在行凶作恶。成为杀人机器的他，只是在骨子里相信，为了伟大的目的，杀人根本不算什么。
艾希曼没有仇恨，也不癫狂，在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时，他不动脑子，就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他不负责任，也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缺乏对于善恶的分辨，缺乏追逐善和抵制恶的行动，将会使得每个普通的个体也能犯下滔天之罪。而当所有的普通人都在行平庸之恶却不自知时，无疑会将人类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阿伦特并不打算只将“平庸的恶”界定为极权时代的产物，她还倾向于认为这是当代人的普遍境况。当“劳动”吞没了“思想”，行动沦为了制作，每个人成为兢兢业业的麻木劳作的蝼蚁，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丧失，随波逐流成为价值观的普遍常态。玛利亚诺在《命运》的诗中讽刺道：“劳作吧，一如随意一根被制造的纤维，我们为何要抱怨？”而真正的思想则在主流压制下沉寂，饱受折磨和打击，直言不讳或冷嘲热讽都只能被禁声到沉默。
极权主义何止存在于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也许暗含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社群、组织、企业，一个团体、部门，或者直接隐藏在人欲望的本身。
韩国曝出的色情组织“N号房”事件席卷韩国26万人参与其中，不自知的平庸之恶发酵了人性之恶，当真相昭然若揭，所有人都无不惊恐，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竟然还潜藏着如此反人性、反道德的地狱般的恐怖，而且恶魔可能是身边的每一个人，朋友、亲人、同事或同学。这些曝光的性侵、骚扰、猥亵等社会恶事件，无不提醒我们正置身于这样荒诞的，带着极权主义色彩的世界之中。人云亦云的、不做思考的平庸的恶正把一切推向更深的深渊之中。
苏格拉底说：“未经检审的人生不值得过。”他主张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并用一生的时间与别人辩论、检审，当他被雅典同胞诉告入狱时，为了坚持他自己的内心信仰，最终放弃了可能的赦免机会甘愿赴死。
阿伦特从苏格拉底得到精神和哲学的养分，倡导世人想要抵制这种恶，就要依靠个体在孤独中保持判断力，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反省，进行自我批判和追问，这是一种自我与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唤醒并坚守我们内心的良知。
正是在思想极限处的极权问题，为阿伦特在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候提供了解读人的普遍存在意义的钥匙。
较于极权主义来说，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孤独、焦虑、不安全感、不确定都是危险的，他们的背后都指向了存在感危机，当人对个体的存在产生了疑问，在孤独、焦虑和无所适从的裹挟下，极权统治的未来世界蓝图才潜入人心。
在共同世界的公共生活中保持思辨，让“存在”描述我们的生存处境，提示我们积极生活。在荒诞之中，依然要在真实绝迹的世界中继续追索真实，在理性被践踏的生活中继续坚持理性，在意义虚无的生活中继续探求意义。
阿伦特想让人们从世界异化回归世界的本真。欲望与能达到的现实相匹配，让思考和行动建立联系，每个人都要学会思考，做正确判断，行正当之事。在她看来，只有与他人在一起的政治共同体，或与自己在一起的对话共同体，才是世界的真实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