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没落

30年前在中国还几乎无人知晓的公知一词，今天已经流行到妇幼皆知了。最激进的人每天都在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公知，或许还在其默祈中盼望公知自绝于人类。我现在就要告诉这类人一个好消息：无需默祈了，公知就要消亡，或许现在就已开始消亡，至少已经没落了！公知的讨伐者们不该额手称庆吗？

何许人也？

我经常在一些最没有知识人涉足的地方，看到一些最不可能了解知识人的人，包括市井小民、妇孺稚童，用最不堪入耳的言辞咒骂公知。每当此时，我就不禁想问一句：你能告诉我公知是什么人吗？不过，我最终还是将快出口的话咽回去：对这些人问这种问题不仅没用，简直就是文不对题！况且，咒骂公知者多半很无辜，那样多高大上的主流媒体，每天都在他们耳边喋喋不休地咒骂公知，怎能叫小民不有样学样！小民怎能明白：公知到底是何方妖孽，是否就该挨骂？

我好歹还算勤于阅读，至今都不能从官方出版物上找到公知的出处，你叫那些更欠阅历的人，如何能清晰说出“公知何许人”！或许根本无需什么定义，知道谁是公知就行。郎咸平是公知吗？司马南是公知吗？金灿荣是公知吗……，对于很多明白人来说，答案不说自明。今天的问题是，明白人恰恰不愿说出其心中的想法，而糊涂蛋则最爱扮演明白人！那么，大家就随其所便去适应这种社会生态吧。

指望此处写出公知定义的人，想必会十分失望。我不打算遵循从定义入题这种套路。况且，在一个泰斗、天王、巨星辈出的年代，背诵教科书定义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写出如下表述，它肯定不是抄自任何教科书：

公知是对公共议题坚持系统意见、且执意要告知大众的人。

不满意这一表述者肯定大有人在，其中首先就包括我自己。我根本就不相信，对于公知这种内涵变化不定且绝不简单的概念，谁有本事用一句话作出清晰而全面的表述。

对于我的上述表述，不妨作一些预防性的自我辩护。

首先，怎么能连“公知是否为知识分子”这一基本问题都不交代？理由很简单：结论已在其中了。我不相信，在当今世界，没有系统知识而能形成系统意见；而拥有系统知识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了，无论他拥有什么样的文凭！

其次，怎么就不明确评价公知的意见，例如判定其意见是正确的、深刻的、有理论高度的、饱含正能量的呢？理由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要判定一种独立意见的对错或者价值，肯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从来没有什么现成结论。能肯定的至多是：公知的意见并非平庸肤浅之见；一种“系统意见”多半也不至于平庸肤浅。我更不会用“正能量”这类不知所云的新造词汇。至于“系统意见”的价值，多半得由历史来裁定，人们没有耐心等待历史结论，而识别公知则是高度切近的现实问题。

还有，怎么就不明确告知：公知的道德面貌如何、他宣讲意见的动机如何、是否具有善意、是否有社会责任感？所有这些对于公知当然都是重要的，也是今天人们的关注点。但这些不必也不能包含在对公知的表述中。这些都得由历史裁定，而人们等不来历史。更主要的是，这些根本不重要：“意见”本身已是一切，稽查意见主张者的口碑、背景等等干嘛？况且，一个关注公共议题、执意要说出自己的意见、不惜承担风险的人，不比保持沉默者更有责任感吗？

如果认可上面所述，就不难从芸芸众生中识别公知了。由于你能理解的理由，我仍然不愿意在此指名道姓。能够明确告诉你的只是：孔夫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公知，而且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公知。说历史上的公知比较放心，先秦的诸子百家、汉代的扬雄、张衡、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明末三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说到近代公知就要小心了，不过至少该提出鲁迅，虽未必众所公认，大概也会得到相当普遍的赞同。

功罪难明

如果公知确如上述，那么他们应当被一个文明社会接受，或者还将有所贡献，至少不致被判为罪人。从任何常识看来，公知都应有不太坏的命运。

然而在现实中，公知却常常不太走运。

历史上的倒运公知，就占满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孔融、嵇康、李贽、明末三杰……。古人远去也，就不去说了。

近代公知沐浴了欧风美雨，思想取向与行为风格，都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古代先辈，其命运也有所不同。像严复、辜鸿铭、胡适、傅斯年这些人，完全可以说是运交华盖了。但就在公知旁边还站着赳赳武夫，武夫们也可能以容忍公知来树立自己的文明形象，赢得人人看重的政治合法性。但也未必一直如此，终究还是有勇猛武夫要了邵飘萍、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王实味等人的命。

那么现代公知呢？问题是现代还有公知吗？至少不妨说，现代还存在着潜在公知或者疑似公知，例如胡风就是。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理由是，一些人在民国年代就已经是著名的公知，但往往不善变通，甚至冥顽不灵，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仍然保持着过去年代的公知脾性，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那些与胡风有类似经历与脾性的人，例如梁漱溟、张东逊、张奚若等等，都不可能在新时代被敬如上宾。此中委曲颇不简单，毋庸细述。这些人只是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才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在新时代，知识人不应当做公知，公知这一身份就是罪过！

这一道理当然浅显之至，今天无人不懂。但当年那样多大老却大惑不解：难道仅仅独立拥有且说出自己的意见都不行吗？这种想法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实际上点到了关节点：能否畅通无阻地说出个人意见。你知道，这件事的经典表达唤作言论自由。

公知的罪过就在于：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有且理所当然地拥有言论自由。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种自由。“言论自由”这种异想天开的主张，从来都不是华夏先人的遗教，纯粹是源于西方的一种域外异端，却被最先开眼看世界的知识人天真地当做天经地义的权利了，乃至种下大祸。

就是在今天，还有一些人仍然执迷不悟，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不是明明白白写在宪法上吗？你就不想想：写进宪法而不能实现的事情还少了？况且，有不可胜数的“重要讲话”明确宣告了，许多话是绝对不允许说的。最著名的宣告就是1957年公布的6条标准。天真的人会说：很好啊，依标准裁判岂不万事大吉！但谁来裁判呢，当然是权力。权力认为你的言论是毒草，岂不百口莫辩！正是那些珍视独立而又天真的知识人，常常在不经意间坚守着自己的言论权利，他们终于成了众矢之的的“公知”。

公知或许不乏知识，其实并不睿智，最大的不智就是不知罪之所在。王实味在头颅落地之时，或许还在思考着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这个大知识分子就是不明白：其真正罪过不过是不该开口！

每况愈下

在1957之后，公知确实消失了。在文革期间，谁提到“公知”一词，肯定会被看作来自其他星球的怪物。也是世事难料，在1980年代，早已湮没无闻的公知居然又奇迹般地复活了，而且还一度红火起来。1990年代，竟有好事者编出了前100名公知的名单，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知识界人士。居然还有人敢就公知问题如此张扬，当时孤陋寡闻的我，不禁大为骇异：这不是明明招祸吗？

那时，自命为公知者与看好公知者都喜气洋洋，以为公知的春天终于来临。

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说，真有过这样一个“公知的春天”。确实没错，像笑蜀、于建嵘、贺卫方、李承鹏等“网络大V”一度获得了火爆的人气。即使认定这就是“公知的春天”，这个春天也非常短，在现代史上可以说就是昙花一现。随着言论空间的收紧，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很快消失，曾经的网络盛宴终于归于沉寂。曾经以为春天到来而欢欣鼓舞的那些人，很快尝到了寒冬的滋味。像韩寒、李承鹏这样活力四射的晚辈，仍然在网络上坚挺着艰难求生；而贺卫方、张维迎等人则被视为钉子干脆被拔除了。

这就呈现出一种奇异景象：一方面是对公知的狂野咒骂与讨伐，其炮火愈来愈猛烈；另一方面，则是公知队伍的迅速消散，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这就使对公知的规模空前的讨伐，成了无的放矢。我不明白，那些成天咒骂公知者，甚至不见公知身影，何苦瞎忙乎哉？就不能马放南山、乐得悠闲吗？

孤陋寡闻如我，轻言公知敛迹恐怕也难；现在至多只能说：公知看来确实在每况愈下。

难免没落

谩骂、围攻固然使大量公知一时退隐，但能使其从此绝迹吗？

今天的现实似乎是，公知看来真的光景不再了。我的判断有点悲观，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公知难免没落，事实上正在迅速没落！没落的表现并不隐蔽，很一般的观察就容易发现，下面就是其大端：

公知的声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小。这或许是因为一部分人被迫退隐之后，发声者大大减少了；或许是因为基于种种考虑发声的分贝显著降低了。如果不是竖耳细听，你甚至不能从众声喧哗的嘈杂声中分辨出公知的声音来，可能以为所有公知都已屏声敛息了。如果公知的大面积的沉默还没太引人注意，那么，人们心中那些偶像的失声，就不能不引来声声叹息，让人感叹今夕何夕！

与此成强烈对照的是，那些围剿公知的斗士，尽管被普遍鄙视为脑残，其声音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喧嚣，几乎盖过了所有其他声音，直让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沉沦，普遍的反智，一遍遍地扫荡着世间最后一点能称为文化的东西！

在历史上似乎最暗淡的年代，在邵飘萍最后一声呻吟消失之后，人们都不乏信心，注视着新一代继承者奋起，而奋起者也确实接连不断。今天再也没有这样的景象了，几乎看不出公知或者潜在公知存在的任何迹象，或许真没有人愿意做公知了，人们只能默默地静候，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代公知沉没于历史。

催生这可悲一幕的，仅仅是权力的空前强势吗？仅仅是人们的恐惧与怯懦吗？如果是这样，你总可以指望怯懦者不再怯懦，任何时代都不缺拼命三郎啊！

实际上，公知的没落另有原因。至少，主要的原因不是怯懦，而是兴趣、关注点的转移。恰恰因为如此，公知的没落才具有最终的悲剧性质，因为它大概再没希望起死回生了。

要理解这一新的形势，不妨细心观察一下今天的互联网。互联网沉寂了吗——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喧嚣；互联网仅剩下一种声音了吗——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杂彩纷呈；互联网完全窒息了创意的萌动吗——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时时在花样翻新……。无论如何，今天绝不是互联网死寂的年代，恰恰是一个举世骚动的蓬勃年代。今天在互联网上写手之多、目空一切的网络写手点评一切的气概之大、对社会人生关切面之广，不仅昔日官民两界的文人墨客望尘莫及，就是曾经风光无比的公知也不能望其项背！

今天的网络写手，多半仍然遵守着“莫谈国事”这种戒律，却未必是出于怯懦，而是出于不屑——世界之大，人类生活领域之广，何处不可下笔，何必局限于区区“国事”！仅凭这一点，这些人就绝不可能做公知！即使仍然有一部分人继续关注国事、指点江山，多半也不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今天恐怕不再有这种人了；他们事涉国事的文字，多半不过是兴之所至的随意之作。不会有人将他们当做公知，他们也不会以公知自命。

今天的网络生态、乃至社会生态就是如此！一旦明白及此，就是再乐观的观察者，也不会相信还存在产生公知的土壤。既然不再有潜在的公知，公知这一群体的没落前景就无可怀疑了。这种没落并非出于风雪摧残，而是出于网络世界自身的逻辑。唯其如此，这种没落才绝对无可挽回，是真正的劫数难逃。

只是，围剿公知的斗士们仍然在奋战不已，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公知营垒已经人去营空了！对于公知的自行消失，围剿者能够快意于心吗？他们大获全胜了吗？这就得让他们知道：一个无公知的时代，也将是普遍追求自由独立的时代——毋宁说是普世皆公知的时代；这对于那些执意寄脑袋于旧时代的人，肯定是更坏的消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