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说“空前”容易，说“绝后”难。如果一件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该是何等绝然卓世，孤峰突起，岂不成了世间奇葩，受举世追捧？这样的好事，一旦逝去岂不令追捧者无比痛惜，岂不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怀念与追忆！只是，这样的美事，恐怕难以成为世人的幸遇，该到哪里去搜索其踪影呢？幸而，我们的文明史上就恰恰有这样的幸事，它就是民国学人所受到的无以复加的优待。
中国学人
孔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人。孔子一生学通诸经，有人认为就是他创作了经书。他涉足官学两界，亦师亦仕，但终究以教师为其主业，在这一职业上达到了其成就的顶峰，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尽管如此，孔子一生也频遭困厄，甚至有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以孔夫子作为中国学人的缩影，或许正好合适。在孔夫子身上人们看到了：
一生追求学问，锲而不舍，造诣不凡；
颇受世人尊重，曾被赋予种种光环；
仍然不免困厄，常怀不得志的浩叹。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岂不正是中国学人最普遍的遭际？只是一般学人的名气与影响力远不及孔夫子罢了。但将一个学人看作一个“缩小版的孔夫子”，亦未尝不可。
以现代眼光看来，上面从孔夫子身上看到的学人形象，就须作一番修正。
首先，就整体而言，对传统学人的学问及其学术造诣，难以给予很高评价。最主要的是，传统学人的学识与学术兴趣，都片面到了偏废的地步：除了关于历代典章经籍的资料之外，对于世界几乎毫无了解且无意了解。古代学人几乎与科学无缘就不说了。就是对于他们涉足的国家、社会、人生，认知与兴趣都十分片面；极端点说，传统学人的所谓学问，就完全停留在“做人”二字上了。由学人刻意锤炼数千年的“做人”功夫，究竟造就了世间的顶级道德，还是炼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其次，传统学人的社会声望主要来自入仕的学人，而这完全仰赖于科举制。在任何时代，“学声”都远远不能与“官声”相比拟。一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学人，想仅仅以学问立世断难成功。对于这样的人，社会声望只是一种稀缺资源。
既然社会声望主要来自官阶，而仕途成功者从来都是例外，学人中的大多数并不得志，就是常态了。但这些人缺少必要的资源来表达其声音，因此留下来的文字肯定不占据历代文献的主流，从而进不了后人的主要关注之内。
民国学人
通常所说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恰好出现在清、民交替之际。这对于民国学人来说，究竟是幸乎抑不幸乎，恐怕有点微妙。但至少可以说，学人本身也经历了某种“大变局”。尽管“学人”一词依然承前启后地使用，但民国前后的学人形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民国学人的特点，不妨作如下综合：
就知识素养与学术兴趣而言，民国学人与西方知识分子已无根本区别。学人中的出类拔萃者——尤其是少数留学归国学人——已经具有一定国际声望，正是这些人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知识界及其精英的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华人不再是被轻视的对象。
学人的社会声望完全来自其职业与成就。科举制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学人进入官场只是一种罕见例外，而且进入官场的学人不再被视为学人！至少学人中的精英部分，在官员面前不再有任何自卑感。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信仰，在学人眼中已经不算一回事了。
除了特别得到优遇的上层学人之外，学人中的大多数仍然无财无势，常常不免艰难度日。但这种状况的主因是社会的高度不发达，并非源于学人的特殊身份；毋宁说，学人的困境只是普遍的社会困境的一部分；学人的特殊身份倒是适度缓解了他们的困境，让他们的处境明显地在大众之上。因为郁郁不得志而深怀怨望，在民国学人中似乎并非常态。
社会宠儿
不少人考虑过一个难解之谜：民国年间兵荒马乱，人民困苦不堪，但仍然有不可胜数的留学欧美学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归国任职，他们几乎占据了学界的所有重要职位。而与此相对照，1980年之后留学欧美的学人，却普遍选择了留在欧美，尤其是顶尖精英几乎没有例外。迄今几乎没有研究者全面解释这一现象，乃至成了一个谜题。
我相信此中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此处我只强调一个原因：物质待遇上的巨大差别。
关于民国学人的物质状况，手头并无系统的资料可用。但近年来已有大量文章涉及民国学人所受到的优遇。因为信息来源的多样性，这些事实的可信度应当没有问题。
今天学人的主要兴趣集中在教授的收入。下面这些事例颇能说明问题。
在1920年代，几个众所周知的名人的月薪如下：校长蔡元培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350元，教授胡适300元，图书馆长李大钊200元，图书管理员毛8元。胡适26岁刚入职北大时月薪260元，其中仅有9元用作伙食费；一个月后加至280元。胡适花了20元租了一个四合院，一共17间房子。1931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之后，月薪增至600元，谢绝了商务印书馆的月薪300元的新职。1920年代的大名人鲁迅兼职北师大讲师与教育部公务员，在北京买下了一个三进大院；倘若今天还在，其价值当已过亿。1930年代，鲁迅的月入合计近700元，他坦承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梁实秋教授的工资是400元，而当时江青只有30元。南京政府时期，教授月薪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当时北京四合院的月租金不过20元。当时的一个四口之家，每月开销约60元（北京）或100元（上海）。
使学人所受到的优遇显得不那么突兀的，是那时及后来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好事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1949年之后，教授们自然不会做梦，继续心安理得地享受高薪。高薪尽管没有立即全部降下来，但差距的逐渐改变已成既定趋势。
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1949年之后的变化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分配制度”使然！如果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就将立即改观，回归民国学人的那种好运。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就是在真正资本主义的西方，也不可能出现民国那种局面。这就说明，民国学人的那种好运，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孤立形态，它真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这岂不意味着，民国学人成了空前绝后的宠儿！
官场上卿
后民国时代的中国学人，通常讲究两种待遇：物质待遇与政治待遇。所谓政治待遇就是：入团入党、升官晋级、授予光荣称号等等。那么，民国学人是否有相应的政治待遇呢？
民国时代的专业学术机构与职能部门，政治化程度并不高，“入团入党”没有什么吸引力。顺便指出，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局不得不采用集体征收三青团员与国民党员的做法，来维护执政党的利益。而这就留下了惨痛的遗患——被征收者49之后都成了被整肃对象，最倒霉者获得了“历史反革命”之头衔。
此外，国民党还从学人中选择少数人从政。这种做法兼用了中外两种传统。就国内来说，自先秦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制推行之后更不待言。在学人中发掘智力资源，是自古认可的一种有效方法。民国时期入官的学人不少有留学经历，他们自然继承了西方发挥学界智力优势的传统。
举出从政的学界名人毫无困难：
教育部长蔡元培（留德）是老资格学者；后任教育部长朱家骅（留德）是地质学家；驻美大使胡适（留美）是知名学者；行政院长翁文灏（留比利时）是地质学家；交通部长俞大维（留美）是工程专家；宣传部长张道藩（留英）是美术家……。
学者一旦成为职业官僚，原来的学者身份就悬空了，这是民国年代的学者所不愿意、且亦不被社会舆论看好的。因此，从学者队伍中拉出一个人来使蒋介石的行政院增色，并不容易。在政府为官，在民国时期始终没有多少吸引力。
如果是政界闲职，应召的人就会多些。但民国年代行宪的时间极短，民意机构并没有真正运行，即使愿意当议员也机会不多。只是抗日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才容纳了较多学界名流，包括胡适、傅斯年、张奚若、王云五、邹韬奋、晏阳初、冯友兰、左舜生、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张伯苓、马君武等。如果你想象参政会就如同后来的人大政协，只是一个喝茶聊天之地，那倒不是事实。与会者固然对发挥实质性作用不抱幻想，但也不情愿什么也不说。不少学界名人成了参政会上的大炮，其中特别要提到傅斯年。他们在参政会上对政府的激烈抨击，就让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政要十分头痛。
幸乎不幸乎？
民国学人所获得的优遇，在传统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上，绝对是闻所未闻。今天，那段辉煌历史早已远去，其余晖都已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甚至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去回望一眼。但在历史的观察者面前，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学人的一时幸运，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是幸乎？抑不幸乎？
当然，首先得区分一下，幸与不幸是对谁而言？这就存在两个不同的角度。
对学人个人而言——初看起来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总不至于，“幸遇”还会是一件坏事吧？确实，在一个民众还普遍贫困的年代，学人（至少是其中的精英部分）就幸运地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除了逃避战祸的那些艰难岁月之外，可以说是优哉游哉。不仅自己养尊处优，而且力有余裕，将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或者海外，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有了一个远远高于其他人的起点。能不说这些学人是近代中国的幸运者吗？
然而，现代中国世态诡秘，天翻地覆的变化常常就在转瞬之间；民国的幸运儿成为共和国的弃儿，不仅没有任何障碍，而且就是大概率事件！当他们经历了这一次过山车之后，眼望着自己与家人的遍体伤痕，再回首当年的如花岁月，能不感慨系之！如果他们当年少一些优遇，多几分艰辛，甚而至于坠入“无产阶级”，又该有什么命运等待他们呢？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回答这道难题！
而且，1949前后的对比如此尖锐、如此不可思议，并不能仅仅用社会政治的变迁来解释，而深深地涉及一些不可言说的人性纠结。实际上，后来的许多恶并非大形势使然——大形势是无法由个人负责的——而是大人物在嫉恨心驱使下的率性而为。在今天学界无人不知的一件事，就是“图书管理员的8元月薪”如何深深伤害了某人的自尊心。那些当年将高于图书管理员数十倍的月薪给予教授们的人，可曾想过，你们在无意中给受惠者带来了何等骇人听闻的恶报？
对社会与国家而言——首先我要说，礼遇民国学人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政，功在当时，泽被长远，实在是功莫大焉！试想，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家的未来全赖于尽快移植一种陌生的全新文明，而最接近这种文明的，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现代型的中国学人；如果没有他们，还谈什么国家的现代化！如果没有这些人，就没有民国时期的科技、教育、文化的坚实进展，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共和国时期的种种进步。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建设现代国家可以从零开始！
以上所述仅仅是一种实际的、可见的效果，还有更深刻的超越性功效在，而这就进入了制度与精神领域。简言之，
民国为优待学人提供了一个长期启迪后人、难以逾越的榜样。
今天，民国早已远去，但有关民国学人的旧事——他们的乐与哀、得与失、起与落——却仍然紧紧地缠绕今日学人的心，岂不正是上述结论的最佳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