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注意到王者之怒与匹夫之怒的区别。那么，今天是否需要注意学者之怒与草民之怒的区别呢？如果承认学者对于社会还有某种特殊影响力，那么就不能不承认：学者愤怒与否，于社会有更大的关系。今天，没有人否认，使人愤怒的事情多多。那么，学者因何而怒、且如何息怒呢？
世需学者
老祖宗马克思自己最认可的身份，就是学者！至于他后来的门徒，以及门徒的门徒，要么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是学者；要么不太愿意承认他是学者——革命领袖不是一种更好的身份吗？在国人心中，学者是一种比国家政要低得多的身份。自从红宝书中的最高指示铺天盖地普及全国之后，学者的形象就更加一泻而下；在悟透红宝书的人士看来，学者似乎远不及老粗！
将学者地位之低下尽归于现代伟人的贬抑，也不完全合理。实际上，国家之不在意学者，数千年来莫不如此。天地君亲师——这种排序就很能说明问题：应当是学者的“师”岂不理所当然地殿后！官员喜欢学者吗？如果完全没有官方身份，学者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朝堂，也就没有了一个摇唇鼓舌的场所，哪来社会影响力？官员们凭什么要特别尊重一些毫无社会影响力的学者？
在天朝的两千年历史上，独立学者的社会影响力每况愈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孔夫子或许清苦一生，但其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力不能不令其后世门徒羡慕。但孔夫子所在的列国时期，还没有天朝，是学者们云游天下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学者无需讨好任何君王，倒是时时等待着君王们来求教！秦始皇肇建的天朝终结了这一辉煌时代，只是在汉代留下一点点余晖：在汉代还有“商山四皓”，还有“富春江观鱼”的严子陵。再往后，这些也没了踪影。
独立学者不可能存在于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也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君师合一”的国度。独立学者风行于世，实质上是一种西方现象，是古希腊学园风气培育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固然渐趋式微，但仍然薪火相传，火种被带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进而发扬光大，在近代尉为社会之常态。自从16世纪以来，在思想界星空中光彩照人的那些杰出学者——笛卡尔、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等，就是君王也不能不敬畏三分！这可看作古希腊时代的复兴，“智者”重新成了社会的先知与灵魂！
东方历史所遵循的轨道大不相同。囿于千年传统的孔氏门徒，就在近世的黎明期，都在蒙昧中眼巴巴地看着天朝的缓慢衰朽，直至天朝覆亡，都没有获得他们的先秦前辈曾有的地位。唯有到“西学东渐”之后，学者们才开始探出头来。最先觉醒的那部分学者：梁启超、鲁迅、胡适等等，开始向世界发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诸子百家”时代悄悄回归！
民国的学者经历了不可胜数的苦难：战争离乱、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疾病缠身……；却换来了一样东西：发声的权利！他们能够在讲台上、报刊上、著作里，多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发现、忧虑与愤慨，尤其是享受着发怒的权利。尽人皆知，民国学者是一群“脾气欠佳”的人。仅此，就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怒气难消
民国的许多人：学生、官员、政要、艺人、市民等等，见证了民国学者的“坏脾气”。这是一群爱发怒的人，仿佛，他们在不受待见的两千年中积累的窝囊气，一旦有了说话的机会，就要尽情倾吐而出！只是，一些学者的“一何怒”，还是不免让人心惊胆战。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的校长任上，竟然敢与蒋介石争锋，且不满足于言语冲撞，居然动起手脚来。这就没法在安徽待下去了，只好去北大做一名教授；倒是未曾担心性命难保。
张奚若、傅斯年固然是大牌教授，但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毕竟属于位卑言轻之辈，然而就是没表现出半点谦卑，竟然连连炮轰“总理”孔祥熙，也不给蒋介石一点颜面！
长时间待在国外的胡适，少了许多当面骂蒋介石的机会，但在文章中却一点也不客气，没给蒋介石留什么情面。当时的人或许以为蒋真是够有涵养，居然没有大发雷霆。其实哪里是这样！后来人们从蒋的日记中发现，挨了骂的蒋回到家里久久怒气难消，但也只能在日记中将胡适辈痛诋一番而已。他还能怎样呢？已经民国了，他还能如同帝王作态，将冲撞他的学者推到菜市口去？
岂止是对于蒋介石，对于任何权势人物，以及在学人相互之间，学者的坏脾气也没有什么收敛。鲁迅骂人是出了大名的。被骂者恐怕主要不是无名之辈——那样哪能让老夫子过瘾！被鲁迅骂过的有章士钊、林语堂、杨荫榆、郭沫若、周扬……。鲁迅好歹放过了同乡蒋介石，竟然没有照骂不误，也算是个奇迹。
对于民国学者的坏脾气，各界评价不一。誉之者称为“傲骨”难得，今天还有不少文章持此论。尤其是对于“西南联大”的那帮个性张扬的大牌教授，更是颂扬不已。对于个性突出的学人有点偏爱，这是六朝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传统，只是上不了官方的台面。天朝的主流价值观，毕竟并不鼓励学人张扬个性。
从对后世的影响看来，以上所述似乎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民国学者的坏脾气真正种下了祸根。这或许不免令人惊讶，因此需要一点分析。
其一是，民国学者骂的虽然是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僚，但旁观者也听进去了；旁观者中尤其包括延安的要人。听者不免想：这些放荡不羁、肆无忌惮的人，既然敢骂蒋介石，难道就不敢骂别人吗？这才是真正危险之所在！后来，对于胡适、傅斯年这类追求独立的学者，大人物想出了一个名称：民主个人主义者。我不知道出于何典，反正很管用，1950年之后，就近于与妖魔同义了。
我不能不佩服领袖的先见之明，对于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警惕一点也没错，中外经验都表明，民主个人主义者最难驯服。今天美国的左派大佬乔姆斯基，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在美国养尊处优地当了一辈子教授，还是没有驯服一点点，依然在每天骂美国！不明白的只是：美国佬为何就没有一点点惩治他的底气呢？
其二是，被民国惯坏了的这群学者，坏脾气已经养成，一旦没了使脾气的条件，岂不惨了？他们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在1950年之后，许多民国学者喜气洋洋地留下来服务于新社会，但首先得过“思想改造”关。当然，思想改造的首要任务就是改掉坏脾气。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难：在目睹那些没过关的民国学人的悲惨下场之后，别说“坏脾气”，就是温和的脾气也没有了！于是，“学者之怒”的问题不再存在。当然，不是学者们不再有怒气，而是不敢有怒气了。就是那个曾踢过蒋介石一脚的刘文典，还不也乖乖地接受改造！从他后来所写的检讨看来，其态度也够谦卑了。
要说仅仅两三年工夫，就使民主个人主义者绝迹，也有点言过其实。不是哪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胆敢对抗，而是习惯性的旧毛病难免在无意中复发。典型的例子就是梁漱溟。1953年，也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梁漱溟竟然在国务会议上直接与毛发生争辩，以致被众官员轰下台去。当然，这位儒者还不致像刘文典那样动手脚。但他从此几乎忍辱一生，其境遇甚至还不及当年的刘文典。
说了不少学者发怒的例子，很可能造成一种误解，以为中国学者是一群特别生物，竟不能克制怒气。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中国学者还不是普通人，就如同历代读书人一样，岂止不特别有怒气，实际上比任何其他人更胆小怕事，从来都宁愿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中国学者随时都愿意息怒；尤其是在息怒可以免祸的情况下，更是无条件地收敛住怒气，接受任何下场。从根本上说，这完全是一个趋利避害的问题，无关乎个人脾气。
这就是为什么，还是那同一批学者，在1950年之前个个脾气火爆，而在1950年之后突然都有了好脾气！实际上，岂止是学者有了好脾气，各界人士的脾气都变好了。试想，连彭德怀这种性子的人，在1959年之后都没脾气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有人的脾气变好的代价是：有一个人的脾气更坏了！
学者还怒？
改革开放之后，学者的日子比以前滋润些，在社会上得到的敬重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不该脾气变好吗？但也可能相反：有几分得意的学者更加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岂不火气更大吗？这样看来，无论估计脾气更好还是更坏，都没有充分的理由。我宁可认为：学者们的脾气更具多样性了。今天什么人群都在分化，学者们怎么就不能分化成几群、各群的脾气都不一样呢？
至少，可以举出如下的几群学者：
官方学者——在王朝时代，科举出身者多半是官员而非学者；进不了科举者既不能当官员，也多半做不了学者。民国时代的学者不太可能当官，至多有个别例外。因此，“从前”的学者与官员是泾渭分明的。那么今天呢？学者成为官员的途径就多了。王朝时代的“学而优则仕”让一些拔尖的读书人成了官员，这些人一般不会再做学者。现代版的“学而优则仕”就不同了：国家不断从已成名的学者中，拔出一些有一定影响力且行为检点的人，充当智囊、民意代表、研究机构领衔者等等，这些人有某种官方身份，但不脱学者的本职，不妨称为官方学者。当然，这类官方学者的官方色调不一，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胡鞍钢、金灿荣、张维为那种地位。
官方学者脾气如何？才坏呢，数他们骂人駡得最多！骂谁？骂西方，骂美帝，骂所有中国官方不喜欢的人。每当有了斗争目标，他们就会在适当的媒体上发声。因此，他们是出镜最多的一群人，其形象已接近于明星了。
亲民学者——当金灿荣等人勤于跑官场的时候，另一些学者则勤于跑民间。其中有些人或许是专业兴趣使然；例如，社会学者不下去了解社会，还谈什么社会学？有些人则为使命感所驱使，他们就是心系民众，不能在一部分人境况不佳的时候置身事外。于建嵘就是这类学者中的佼佼者。
亲民学者脾气如何？或许更坏！他们经常接触基层，对于民间疾苦了如指掌，对于那些害民、扰民、残民的恶行，几乎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每到怒不可遏的时候，就不免“大呼一何怒”！他们的脾气能好得了吗？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学会使自己在必要时息怒，以免陷入危险境地。一旦进了局子，那就欲亲民而不得了。
愤世学者——学者无论“亲官方”还是“亲民”，都需要一定渠道，并非所有学者都有这种机会。更多的学者不过是蜗居斗室，即使“以天下为己任”，满腔报国之心，也不过心系国家、黎民罢了。常常有人抱怨中国缺少男儿，其实，这些人中就大有热血男儿在；只是没有表现机会，有谁识得？他们自身并无衣食之忧，属于养尊处优的中产人士，本来不应当有什么脾气。但到底不堪社会百态的刺激，逐渐愤世嫉俗起来，也不免牢骚满腹了，因而成了“愤世学者”。他们的愤怒在于，不能够忍受种种社会丑恶想象，例如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特权公行、渎职误国、营私舞弊、强取豪夺、弄虚作假……。当今之世，这些东西几乎遍地皆是，就当没看见，还不一样作快活神仙！但一旦成了愤世学者，就过不了这个坎，不免常常怒发冲冠。
愤世学者之怒，乃忧国忧民之怒。如果社会得不到根本改良，他们就只能一直怒下去，直至变得麻木，心如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