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神圣？

在推倒无数神圣事物的废墟之上奠立的现代中国，实际上迎来了更多不可触碰的神圣事物：祖国神圣，领袖神圣，革命神圣，主义神圣，经典神圣，人民神圣，道路神圣，制度神圣……，这个清单还可以一直延长下去。其中，“制度神圣”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必处于备受尊崇的地位，因为正是新制度的奠立是现代中国最骄人的成就；而且，捍卫这一制度乃是当今治国者的头等大事。

制度之轻

刚才议论制度了吗？在大庭广众之中旁若无人地妄议制度，在我们这里绝不是什么无所谓的事情，想必已有胆小之人离场而去了。那么我得说，实在不必惊慌，况且此处又没有明指哪一种制度。制度本来就不一定是什么令人敬之如神的东西，对制度的评议乃至数落，古今中外都很平常。

制度本来就是一个外来词；我们的祖先什么时候说过制度了？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制度，没有与“制度”相当的名词。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些东西十分神圣、至高无上，绝不容许有最轻微的触碰，例如与皇权有关的一切就是如此。谁敢公然议论圣上、朝堂、宫廷、皇统？就是皇帝的姓名，别说直呼，提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是大不敬。至于制度，除了用词有别于今日之外，却不在避讳之列！古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需要树立“制度神圣”。

真的，古人在文章或者言谈中涉及制度，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儒家经典中与制度有关的文字无数；孔夫子本人就频频提到三代的制度如何、当世的制度又如何，且不惮批评当世不及三代。到了“诸子百家”时代，评议历代制度优劣，就更加成为时尚。那些目空一切、奔走于各国宫廷的策士，哪有什么忌讳？力倡节俭、抨击繁文缛节的礼乐制度的墨家；只欣赏“小国寡民”、不惮轻薄当世的道家；除了力推刑法之外睥睨一切的法家……，什么制度没有被这些人无情品评、彻底剖析过呢？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处士横议”的狂飙时代，实在值得后人庆贺！后世朝堂上还能讨论军国制度，例如汉代朝廷争论分封制度的兴废，宋代朝廷争论当时制度的变与不变，竟无人以“制度自信”为由加以阻止，实在是百家争鸣时代的遗泽！

至于西方人之不敬畏制度，就更不必说了。除了敬畏上帝之外，对人工建造的一切，西方人能够敬之如神吗？在这一点上说说英国人或许就够了。英国的贵族既然敢与国王讨价还价，在1215年制定《大宪章》，就不会敬畏“大宪章”之前的制度了。英国议会在“光荣革命”之后通过“权利法案”，奠定了英国的议会制度。这个制度此后几乎每届国会都有所修改，可见绝不被看作一种“不能碰”的神圣制度。仅仅是议会选举制度，其大修改就先后达6次之多，直到1932年才大体定型。在议会大厅里，如果没有哪个政客慷慨陈词、猛烈抨击现行制度的某个方面，那才是真正的奇观！

如此看来，无论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没有“制度神圣”这回事！

制度之重

但上述种种已经是老黄历了；今天还想漫不经心地对待制度，就等着瞧吧。
远在实际感受到制度之不可触碰之前，就实实在在地预感到了制度的神一般的威严。在我的记忆中，还在很早的时候，就小心地在任何文字材料中避开“制度”二字，仅仅是这两个字就要避开！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学会了一个新词：体制。我记不起这个词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只记得，自从有了“体制”一词之后，就将“制度”一词冷藏了。我至今都没弄明白，大人物究竟如何解释“制度”与“体制”的区别！既然可以在任何地方都以“体制”取代“制度”：国家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二者的不同又在哪里呢？我相信，这里的理论家一定能想出最好的理由，证明二者是不同的；那么你就姑妄听之吧。

儒家先人固然有神圣地位，但竟然没有制定出某个戒律，用以禁止批评儒家看重的制度，不能不说很使后人失敬。现代人就不会有这种疏忽了。现代的戒律产生于1956年，那一年正式公布了规范言论的“六条标准”，其中的一条就是：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将被视为毒草，因而属于“敌我矛盾”，也就是大逆不道！

我没有查阅过，以上禁令都载入哪条法律了。正如刘少奇所言：我们不靠法律，主要依靠文件、报告、领导讲话之类。因此绝对不应怀疑，以上禁令具有法律效力！这样，批评制度就成了犯法行为！有人敢以身试法吗？1957年的储安平、林昭，1964年反修运动的被批判者，1966年的张志新、遇罗克等等，据说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不知道这些罪行是否被正式认定，反正所有这些人都被严厉惩处了，因而给“批评制度”的后果，作了最不容置疑的注释。

完成伟业之后的70年，需要保卫的东西甚多：权力、道路、理论、制度……。所有这些东西，至少是其中的制度，似乎都是固若金汤，但依然需要奋起捍卫，是颇令人惊讶的。我相信，就是那些发起捍卫制度的理论家，也绝不会认为今天制度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否则，他们就不致郑重其事地提出并昭告天下的“四个自信”之说，而其中之首要者，或许正是制度自信！一旦有了“制度自信”，何愁制度危机之来？

现代中国的一条屡验不爽的经验是：一旦宣布某样东西被“自信”了，它一定面临某种危机。今天之频频宣示“制度自信”，不能不让小民一叶知秋：或许这正是 “制度危机”的信号！有了如此强烈的信号之后，小民们对于制度就更加唯恭唯谨了。

敬之如母？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谁都知道需要敬畏很多东西。广被敬畏的东西包括：权力、领袖、组织、道路、主义、理论、制度……。一个最粗线条的分类是：实体事物与精神事物；前者包括领袖、党、国家等等，后者包括主义、理论、制度等等。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是具体的，直接联系着一定群体中的人，因而不免参入感情因素，对之表现出敬畏就离不开一定的感情投入。而后者是抽象的，并不直接关涉到什么人，通常无关乎感情因素，而仅仅联系着理解、信仰与遵循。

上述分野，对于表达敬畏的方法造成重大区别。简单说来就是：对于实体事物的敬畏可以适当地拟人化；而对精神事物的敬畏的拟人化，就不免有些牵强，甚至显得不伦不类。在我们这种东方国家，对敬畏的拟人化表达具有长久的传统，尤其是拟之于母子关系的这种传统。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将祖国比拟为母亲。或许会以为，这不过是一个俗不可耐的比附；实际上，这是现代中国真正得到巨大回报的重大发明！

“祖国啊，母亲”一类的调调，以及大量与之关联的歌词、诗作及绘画等等，大都鄙陋不堪，意境粗浅，登不了大雅之堂。但正是这些东西起到了预期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就在潜移默化之中，数千年来行之有效的那一套纲常伦理，就移植到了新时代的官民关系中。

既然你认可官民关系犹如母子关系，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反对：儿子对于父母的那种无条件的忠诚，同样适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而且，这种忠诚还要超出尽义务的程度，还要表现出家庭内部的那种情意绵绵！在当今社会中广泛流行的宣传资料，就正是以达到这种效果为标的。

问题在于，对于实体事物大见成效的粗俗比拟，如何过渡到制度一类的对象呢？你如何能毫不难堪地呼唤：“社会主义制度啊，我的母亲！”人们是否真的要如此娇滴滴地呼唤，其实并不是问题；要紧的只是，你仍然得有那种虔诚与敬畏，真正的诚惶诚恐，就如同在祖国、政府面前一样。实际上，在党面前已经完全驯服的人，做到这一点并无难处，所需要的不过是对制度的无条件信奉而已。

能改革乎？

谁都知道，40余年来中国现代史的主调就是改革。改革涉及几乎所有领域：改革工业、改革农业、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金融、改革医卫……。不过，如果你一时兴起，顺势延长上述清单，再加上“改革制度”，那么就要小心了：谁允许你改革制度？“制度自信”的震天口号还声犹在耳，谁敢提改革制度！

纵然如此，希望“改善制度”的小声嘀咕，毕竟一直不断。

不妨看看，今日中国制度的生存状况如何。曾经被自夸了70年的制度，今天的荣耀如何，就全在“制度自信”四字中了：景况堪忧啊；要不然，怎么会忽然想起“自信”二字来呢？似乎有一百条理由坚持制度自信。“厉害了，我的国”，因为制度的优越性；“高铁世界第一”，因为制度的优越性；又有卫星上天，因为制度的优越性；又一个大型工程剪彩，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人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制度优越性”的讴歌中；或许，正因为“制度优越性”用得太频繁了，不再意识到有必要去检验、证实、确认这种优越性，致使否定该优越性的事情越来越多，终于动摇了那本来坚如磐石的自信。当然，还不至于是什么“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恐怕也近乎危急存亡之秋了。

处置此类危机的方法甚多；至少，可提出如下三个备选的方法：

其一，继续高调宣布“制度自信”，而且反复重申之。只是，恐怕大半个世界不再相信这种宣示；我们也知道大半个世界不相信我们的宣示；人家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不相信我们的宣示”……。这都无所谓，反复宣示至少能使墙内人信心满满！

其二，引领大众千百遍地高唱“社会主义制度好，就是好！”。此中固然没有什么理性的成分；但在当下，感性的因素或许依然管用。至少，要让大众明白，必须以对待祖国的那种敬畏之心，来对待享受至今的优越制度。否则，还能算爱国？

以上两种方法都是传统上的方法，是从不受质疑的。

其三，不妨尝试着改革制度，这是全世界都在期待的。

就常识而言，改革制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这个世界上，谁敢说自己选择的制度绝对正确、永远有效、完全不能修改呢？改革开放不就意在、而且已经大幅度修改制度，并大见成效了吗？为什么就不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改革制度呢？

可惜，这样轻飘飘的理由并不能说服引路者；甚至也不能说服我——当然并非我不希望看到制度改革。只是，在我的思路中制度改革应基于更强有力的理由，尤其需要更现实的基础。当下，我确实不认为，改革制度的方法真有可行性。首先，它直接矛盾于已经深入骨髓的“制度自信”；一种让人自信的制度怎么可能经受改革呢？就是最不顾忌逻辑的人，都会看出两者之中肯定有一个错了：要么是“制度自信”错了，要么是改革制度错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你如何去说服那些甜蜜蜜地享受着制度的人——数量并不很小的利益攸关者——利益从来都是世界上最搬不动的东西！

如此说来，“改革制度”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倘如此，感知“危急存亡之秋”的那种紧迫感，恐怕就只能如影随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