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胜败

读过《杨家将》的人，都不能不感叹宋代边塞英雄之多。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年代，边塞英雄或许没那么集中，亦不少见，李广、霍去病、班超、李靖、戚继光等等，即使在民间也都耳熟能详。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边关从来都不是和平宁静，而是连绵不绝的铁马金戈，主要战事都发生在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那些被我们的先人驱赶至漠北不毛之地的游牧民族，不正是华夏民族威烈神武的见证人吗？华夏文明的连绵不绝，不正是华夏民族对于域外异族拥有优势的雄辩证据吗？即使不论人口、经济、技术、文化，仅就赫赫武功而言，能不说我们的先人保持着常胜的记录吗？

不幸！这并非事实。此处要告诉你的恰恰是：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游牧民族面前，在军事上我们并无太多自豪感，实际上几乎留下了常败的记录！这种千年屈辱，对于中华文明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对此并无清晰认知；这对于今天和未来，都有不可忽略的负面后果。

屈辱记录

对于任何民族——更别说强势民族——来说，言败从来都不是易事，说连绵不绝的失败就更难了。而《二十四史》所告诉我们的，却恰恰是惨不可言的千年失败。

在横扫六国的史诗般征伐中，秦始皇何其英武，岂不所向无敌、气盖山河！如果你生当两千多年前的秦皇时代，不会坚定预言，秦始皇的威武大军，在征讨四夷、开疆辟土的进军中，将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吗？但事实上，“常胜”的秦军还是被阻于阴山之下了！秦始皇并没有将匈奴人远逐至西伯利亚，而仅仅满足于用一堵墙勉强守住边界。让中国人至今都无比自豪的长城，其实，并不是常胜的证明，而恰恰是军威受限、无可奈何的证明：一支真正所向无敌的军队，根本用不着将自身限制在一堵墙内！英雄神武如秦始皇，大概也明白了：在他的时代，彻底征服北方游牧民族，并将其远逐至塞外，是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这一点，其后的王朝事实上也都认可；否则，就不至于千年不绝地去维护长城、加固长城；以致在华夏民族的潜意识中，长城就是一道不可缺少的自然边界。

由刘邦开创的汉朝，肯定不失为威震四方的王朝；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被称为汉人了。但汉代的军事失败记录却屡见不鲜，最屈辱的一次，就是刘邦本人的“白登之败”。刘邦想借“楚汉相争”的余威，一举击溃北方强敌匈奴。却没有料到，他的30万大军在白登陷入了匈奴人的重围。幸而皇天有眼，给了汉人脱身的机会：匈奴王后竟然中了反间计，接受和亲之议，放过了重围中的汉军。

汉武帝的赫赫武功，不仅一雪白登之耻，而且在北方开辟了大片疆土，版图直达朝鲜、大漠、西域。但后人却未能守住这些土地，其后600年该经历了多少令人不堪回首的失败！否则，就不至于直至唐初，汉人仍然几乎蜷缩在长城之内。

史上最强盛的唐朝，也没有结束对于北方蛮族的失败记录。让杨贵妃丧生马嵬坡的安禄山，给中国带来多大灾难，史有明载。但许多人不知道，安禄山所依仗的正是北方游牧人！自那时起直至元初的五百年间，蛮族势力就一直盘踞在长城沿线，让中原王朝吃尽了苦头，其中的失败记录史不绝书！最惨痛的失败出现在宋朝：北宋从契丹人手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屡屡失败；让北宋亡于女真人的1126年“靖康之耻”；让南宋亡于蒙古人的1278年“崖山之败”……。

数千年来，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积累着败绩之耻、亡国之恨，却仍然没有结束失败的记录。对于北方蛮族的最近一次失败——大概是史上最大的失败——发生在1644年：那一年，在吴三桂开关之后，数十万满清铁骑长驱直入，横扫全中国，让中国人再次沦亡于外族王朝的统治下。1644年之败尤其是奇耻大辱：这是近两亿汉人对于仅仅几十万满清人的失败！

见证了如此多的失败之后，倘仍然认为：历史留给我们的除了自豪感之外，别无其他，那么，自我陶醉的本领就真是举世无匹了。

胜败之源

当然，今天我们不妨将所有这些失败抛诸脑后，因为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关注历史且爱好深思的人，却希望弄个明白：怎么说都明显具有文明优势的华夏民族，在野蛮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面前，为什么会遭致那样多失败呢？你不觉得，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无趣味，而且亦不失现实意义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历代说书人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而需要求助于现代的理性思维。我的分析基于一个根本思想：

军事上的局部胜败可能与谋略有关，而全局性的胜败则一定决定于军事实力。

局部性的胜败乃兵家之常，就留给说书人吧，不予考虑；此处只关心全局性的胜败。那么，决定全局性胜败的军事实力，又决定于什么呢？对此的全面分析，就是写一本书也不够，当然不是此处所能深谈的。粗略地说，可以说军事实力最终决定于技术、经济、政治实力等等。但这样的泛泛而谈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此处要注意到，所要回答的是特定双方——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胜败，这种时空限制就大大简化了问题。

与北方游牧民族比较，中原民族当然有巨大的文明优势；此处文明概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要素。但历史所教给我们的结论是：要将这种文明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战略优势，往往需要相当长时间。因此，文明优势根本不足以保证局部性胜利，也不足以保证短期内的全局性胜利。在文明优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格斗能力以及相应的尚武精神，就成了决定胜败的关键因素。在最后这一点上，相对于中原民族，游牧民族明显地具有两大优势：

马背上的民族具有难以超越的格斗力。文明人类常常对“只识弯弓射大雕”不以为然。从文明史的纵深来看，这有其道理。但在谈及一时一事的胜败时，就不是这样了。草原上那些在马背上度过了大半辈子的人，那些仅仅喝马奶羊奶而不知粮食为何物的人，那些成天见证鲜血而不知畏惧的人，那些除了“战斗”之外别无所爱的人，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中原农民，岂能轻易与之交锋！

惯于骑射格斗的游牧人具有无可比拟的心理优势。游牧人不仅不惧怕战斗，而且渴望战斗、不能离开战斗；这种尚武本能，是中原人不具有且闻所未闻的。在一个根本不在乎流血、拼死也要分出高下的游牧人面前，什么文明、智慧、谋略不起作用，就是臂力、武艺、刀法等等也不再有太大作用，起作用的纯粹是一种“动物性”的格斗本能！而恰恰就后者而言，一个文明但文弱的民族，绝对处于下风，是无需多言的。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一群斑马在一只雄狮追赶下拼死逃命时，不免想：如果那群斑马不再不顾一切地狂奔逃命，而是联合起来对付狮子，也许局面将完全改观。但我知道，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史上最惨酷的“嘉定三屠”之际，一个提刀的满洲士兵，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砍下一排汉人的头颅，似乎毫不担心汉人联合起来奋起反抗！这里上演的，不正是“雄狮与马群”的故事吗？

在这种情况下，清点双方的人数没有多少意义。明白了这一点，对于历史上我们曾经败于匈奴、败于遼、败于金、败于蒙古、败于满清……，你还会奇怪吗？

和战之争

战争的根本目的无疑是生存。就是消灭对手、抢占地盘、报仇雪耻等等，最终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生存。就此而言，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其实并无区别：生存竞争而已。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战争中的一方已经明显看到自己失去优势无望取胜时，他们如何去争取生存呢？他们就不能宁死不屈、放弃生存吗？这种情况也许有，但绝对是世所罕见。大多数情况下，失败者会接受苛刻的条件，以换来屈辱的生存。因此，和与战，都是战争过程中很平常的事情，这与动物社会并无两样。在这个意义上，和战问题并不涉及道德与价值。当然，道德与价值最终还是会参与进来。由此可见，言和战者首先得明白：

和与战的选择，实际上是“生存之道”的选择。

任何群体内部都可能出现和战之争。先秦时代就不说了。秦之后的两千年间，和战之争使我们的文明史既显得五彩缤纷，也变得光怪陆离。最主要的是，给历史留下了不少千年难决的公案。

汉初刘邦决定“和亲”时，朝廷并非没有异议，但不是很大的问题；在汉代就不曾有什么“爱国派”与“投降派”的争斗。就是唐朝这样的盛世，起初也经历了与北方强敌突厥议和。不过整个来说，唐代不存在和战之争的问题。从纯军事的角度看，宋无疑是最弱的朝代，自然和战问题也最突出。整个宋朝都纠缠着错综复杂的和战故事，其中最受关注、且成了千年遗案的，是秦桧与岳飞的故事，就是在旧戏舞台上，它也上演近千年了。

就是在今天，对于南宋的和战之争仍然远远没有理性的评议。据说，秦桧的后人至今都感到耻辱，这就大可不必。如我前面所说，本文的观点十分明确：和战问题首先不是什么道德与价值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之道”的问题。根本的目的是要生存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和与战哪一个更具有现实性？南宋可能与金国一直战下去吗？倘不能，又取“不战不和”的态势，岂不是亡国之道？

一些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坚决不回答最现实的问题，只是同时坚挺着两个明显地互相矛盾的选项：既不能和，也不能败！这就变成晚清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了！

不幸的是，不惜冒亡国风险而空谈和战的恶习，至今犹存而且更进一层：不再是和战之争，而是“爱国”与“投降”之争，“爱国者”与“汉奸”之争。至此，关于生存的任何理性分析再无存在之余地。既然“生存之道”都不要了，还谈得上爱国吗？

热兵器时代

和战之争从来都最容易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以致不能自已。现在还是回到原来的关切：千年胜败的事实与原因。不要忽略了前面分析的前提：那是一个冷兵器时代。那么，在今天这种“热兵器”甚至“热热兵器”时代，又当如何呢？

今天，环境、条件与形势都完全改变了。我们早就不再是“农耕民族”，也不再担心什么“游牧民族”的威胁，似乎不再有传统的胜败问题了。今天的光荣与梦想，似乎就是去争取那个“永远的胜利”，如伟人所言真正“无敌于天下”！

而我要告诉你的，却完全不是这样。下面的分析，或许会让你稍稍有一点吃惊。

无论今天已有多大的变化，“冷兵器时代”的逻辑，竟然同样适用于“热兵器时代”，仅仅需要在表达上作一些简单的修改。今天全局性的战争胜败，仍然最终决定于国力，而不是决定于策略与计谋，更不决定于战狼在讲坛上音调的高低。今天决定国力的，不再是兵员的格斗优势，也不再是粮草马匹，而是工业、经济、财富、技术，尤其是技术，更是高新技术，其中就包括芯片！如果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技不如人，甚至远远落伍，那么就谈不上什么国力，极而言之，就是“现代农耕民族”！而那些具有更高一级层次的国力者，就是“现代游牧民族”！不过，不要去与普京谈这些，那无异于对牛弹琴！

真不幸！今天在“现代游牧民族”面前，“现代农耕民族”既不可言胜，甚至未可言战！不论国力而空谈道义，从来都是取败之道。

历史上的所有失败，都败于战场，而并非败于谈判桌！将失败归咎于主和者，是毫无道理的千年误判！

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付出战争的代价，那么主和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它既不输于利益，也不悖于道义。在根本不具备致胜条件的情况下，促成和议，或许是“双赢之道”，根本不是什么屈辱。1959年戴高乐断然决定从北非撤退、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所作的妥协、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决定从越南撤军的里程碑式行动……，当时都在国内遭到强烈反对，却都赢得了和平，避免了灾难。这些都不失为争取和平的伟大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