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出口

今天的出口大国中国，在50年前的出口品微不足道。只是，那时有一项最崇高伟大的出口：革命！全世界都知道，是“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在给亚非拉输送革命的思想、武装、资源与谋略，在这类输出所及之处燃起武装斗争的燎原大火。今天继续这一事业的，就只有ISIS的好汉了，他们的出口品被世人称为“恐怖主义”！

祖上遗泽

我们继承的祖上遗产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如下两种看法颇不相同：一种认为是温良恭俭让，这已被领袖否定掉了；另一种就是“吃人”，它出自鲁迅之口，或许不为众所认同，只是不便公然否定鲁迅罢了。这样，对于祖上遗产，两位伟人就有了高度一致的看法。不妨说，老祖宗遗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恶字了得！

说祖上的恶，当然十分不敬；但细想之下，其实远没有那么不公道。岂止华夏先祖，整个人类的远古先人都有十足的恶；否则，在那种物竞天择的丛林中，他们岂能存活，且让其后代延续至今？最简单的思考就能得出结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得以幸存的人，一定是恶至不惮吃人者，而不是什么温良恭俭让的君子。

即使承认人性本恶这个大前提，现代人也并不很清楚，华夏先祖究竟恶到什么地步。鲁迅的“吃人”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那不过是在读史之际的愤激之词。如果不用“吃人”这种极端说法，古今共用的表达恶的词还多得很，例如暴虐、残酷之类；具体说来，它们主要针对“剥夺同类的生命”，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就是杀人！试想，如果杀人尚且毫不在乎，还有什么恶事干不出来？

古代杀人之随意与惨烈，并非仅见诸文字，至今还有大量实证在。考古发掘中殉葬者的遗骸固然骇人，但还是有许多学者坚称：中国古代的活人殉葬在人类中还不算突出。至于战争中杀人，就没有人替古人辩护了：那本来就是正常之事，辩护什么？但即使是战争，杀人之多远远超过正常需要，文明人类恐怕也不忍与闻。

司马迁所记载的秦赵长平之战，秦军杀降卒40万！不少文人断定，这不过是古人的夸张文辞，我也曾持此看法。只是看了一期央视节目之后，才确信秦军的杀降并非夸张。央视的这位节目制作人实在伟大，他竟然不惮烦劳，踏遍了长平的山峦溪谷，发现了遍山遍野的赵兵遗骨，终于坐实了这一历史迷案。对于史上另一个杀人魔王张献忠的暴行，现代在四川的发掘也找到了大量证据。即使如此，一些坚决挺张献忠为农民领袖的人就是充耳不闻。

在现代中国出现了一种奇谈：一旦某个古人被尊为高大上，例如千古一帝秦始皇与农民领袖张献忠，即使杀人如麻，也是不许非议的。

恐怖主义

在杀戮面前，人类的反应如何？至少有两种人将这件事描述得云淡风轻。其一是，小说家笔下的好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最典型的场景就是：面对刑戮，勇士们慷慨高呼：“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其二是，在现代革命故事的作者笔下，革命英雄在慷慨就义之际，面不改色，从容赴死，义薄云天！

如此种种，你信还是不信？

我宁愿相信，亚当夏娃的子孙不能不有一个共性：恋生畏死。说出这一点，绝不会辱没任何人，即使是最受人敬仰的人中俊杰。在本性上，人类不可能否认如下事实：面对死亡必定有来自本能的震骇。如果真的如一些人所描述的，死亡其实十分轻松愉快，我想，人类历史肯定得完全改写！而且，夺人之命也不算重大罪行了。

如果承认“畏死而贪生”乃人之常情，那么就不能不承认，死亡威胁具有难以抵御的力量；这种力量所造成的气氛，是人们难以面对的一种高压，它足以摧垮世上最坚强的意志、最坚定的行动。不幸！今天这种气氛依然弥漫世界，它的大名唤做“恐怖”。

任何威胁人类的东西，都会被一部分人用作制服另一部分人的武器，当然“恐怖”亦不例外。如果至少有一部分人真正相信：“恐怖”是制服那些不愿屈服的人的最有效武器，并且主张无所顾忌地、普遍地、系统地使用这一武器，那么，“恐怖”就成为一种信仰、或者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主义；这样，“恐怖主义”就成为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人间魔怪。

“恐怖”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战栗的东西，一种让无数英雄好汉不免折腰的威胁；“恐怖”而成“主义”，其可怕的程度更何如哉！恐怖主义在人类中肆虐，由来已久了，并不是什么新冒出来的魔怪。但只是在近年，人类才真正意识到恐怖主义是重大威胁；它几乎进入世界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成为各国人士的日常谈资，成为无数家庭的头号忧虑。认定“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病毒，亦不为过。

但这样一来，中华文明就特别幸运了：它没有恐怖主义！

可惜这不是事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没有的只是“恐怖主义”这个现代词汇，哪里少了恐怖主义！秦始皇以杀人立威，通过“坑儒”来唬住普天之下的读书人，不是恐怖主义？这叫做“皇权恐怖主义”。朱元璋的锦衣卫、东厂横行肆虐，让天下人不敢动弹，不是恐怖主义？这叫做“特务恐怖主义”。张献忠杀人不分老幼贵贱，让整个四川成为地狱，不是恐怖主义？这叫做“草寇恐怖主义”……。种种恐怖主义，不可胜数，让我们那些无辜的先人陷入腥河血海！

既然恐怖主义到了古今中外无不流行的地步，那么，就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种“普世遗产”，该作为“文明遗产”——毋宁说是“野蛮遗产”——而进入某种“遗产名录”！

如此广有信徒的宝物，不能不有一个正式的定义，下面就是：
凡鼓吹以危害人身安全为威胁手段的主张，称为恐怖主义。

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分子，肯定多到难以数计。他们并非都是本拉登之徒，肯定各有门庭，通常互不相属，不免常有冲突。不要指望有什么权威力量来规范各派恐怖主义势力。但在置身事外的国际观察者眼中，多少有某些最基本的共识。不妨提出如下基本问题。

威胁谁——选择谁作为威胁对象，是识别恐怖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如果威胁对象主要是无辜平民，包括知识精英、企业家、演艺人士等等，那么，无论你如何标榜出于什么崇高目的，包括今天普京所谓“去纳粹化”之类的堂皇目的，都是地道的恐怖主义无疑。

威胁手段——今天的恐怖分子为达其目的，运用人肉炸弹、绑架人质、炸毁公共建筑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在历史上，这类手段也被一些很堂皇的“圣职者”采用，致使对恐怖主义的裁定争论不断。文明社会将提供更多的法理细则，以澄清这类争议。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恐怖主义的识别与取态，今天全世界的共识远多于岐见；再没有人公然主张接受恐怖主义了。

外销岁月

要说区别不了革命诉求与恐怖主义，拉美游击队是最好的事例。就在不太久以前，你还能到处看到格瓦拉的标志性头像，这可是真正的革命偶像啊！格瓦拉本来是一个阿根廷医生，不情愿在他的祖国静享安全舒适的富裕生活，志愿做一个以四海为家、扶弱救贫的罗宾汉，成了一个知名的国际革命者。他效命的第一个国家是古巴，协助卡斯特罗坐上了革命领袖的高椅。功成名就之后，他不屑于在哈瓦拉享受高官厚禄，继续奔波于拉美、非洲各地的丛林，去挑战他认定的“阶级敌人”，不在乎到处留下血腥与尸骨！无论他的神奇威力如何让对手丧胆，都不可能永远好运相随：他的好运气终结于1967年，哥伦比亚的某处丛林成了他的最后安息地。

格瓦拉是革命者还是恐怖分子？至今仍然看法不一，或许永远没有公认的答案。类似于格瓦拉这样生活在革命者与恐怖分子之间的拉美人士，还不知有多少！只是，这些人在逐渐离开人们的视线，或许永远都无人注意了。对于他们，我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形成于学生时代的好感与敬意。

我的学生年代，恰好也是“世界革命”年代；那时被认为——至少是自诩——世界革命中心的中国，肩负着向“亚非拉”输送受过训练的游击战士的使命。那时的学生不可能完全不激进，于是我就相信了：正是中国在拉美各国丛林中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那时，最激动人心的愿望之一就是：这些燎原之火将很快成就一块革命土地！

今天知道，输出革命的最终结果一点也不辉煌：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游击队——至少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国的毛主义游击队——都失败了，要么被剿灭，要么投降之后进入政府支配下的和平生活，要么彻底堕落为专事抢劫、凶杀、贩毒的匪徒。愈到后来，沦落到最后这种境地的前游击队员就愈多。到了这种地步，除了被称为恐怖分子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曾经被如此雄心勃勃地推行的事业——为拉美训练游击队员，到底能算怎么回事呢？它还能像当年所宣传的那样光辉夺目吗？在与秘鲁“光辉道路”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等较量多年、吃尽苦头的拉美国家看来，这不是输出恐怖主义又是什么呢？然而，我们熟记于心的从来都是：我们输出友谊、崇高、正义、革命……，永远不可能与“输出恐怖主义”沾上边！这件事就留给多少年之后的历史学家去判断吧。

好景不再

只是，如今好景不再了。即使在商品市场上，许多曾经热销的商品，都可能变得滞销；更何况是人人警惕的恐怖主义。在一个文明时代，推销恐怖主义不受欢迎！即使换一个漂亮包装，例如像1960年代一样叫“支援世界革命”，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最先明白这一点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

1978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有几次最重要的外访；其中访问新加坡未必特别引人注目，但实际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牵动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对外关系，包括中国与东南亚、中日、中美关系。在与李光耀的一个小型宴会上，邓小平首先听取了这位老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坦诚建言。当话题深入到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时，双方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李光耀说出了他或许心中酝酿多时的话：中国如要真正改善与东南亚的关系，获得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就得下决心不再支持这些国家中的反叛游击队！

在多少年中，邓小平实际上是具体管理党务的首脑，当然清楚李光耀提出的问题分量有多重。他一时无语，当然不可能有一个直接的回答。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清楚，邓小平苦苦深思了多长时间。其思考的结果，则不仅对中国、东南亚，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一件幸事。

就在不久之后，中国通知了一系列国家的游击队基地：他们今后就得好自为之了，不可能再得到中国的支援。今天，当年邓小平终于想通的那个道理也许不说自明：你不能既在饭桌上与他人把酒言欢，又在桌面下支持叛乱者大打出手！但是，这对于一直坚持的“世界革命路线”是一个多大的转折，当时会多么令人震撼！

由邓小平定下的这一新方针，已经40年不变，没有人能指责中国自食其言。当时只是针对东南亚的这项决策，大概也适用于其他亚非拉国家。这样，一项坚持了近30年（1950—1978）的重大国策就终于走到尽头。这项国策旨在推动世界革命，太过于雄心勃勃，完全是毛本人的浪漫主义狂想曲的产物，无论在法理上与现实上都没有根基可言。总之，此后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武装叛乱，至少在法理上与中国无关了。这就终结了“出口恐怖主义”这一时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