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的处世格言中，最为流行且被历代认可的，大概要算“中庸之道”。只是，在近现代它一直被冷落，今天也不过是大体上恢复了名誉。在评价“中庸之道”这一点上，我却一点也不“中庸”，干脆说有点极端：“中庸之道”就是中国传统中的第一要言妙道，应当将它作为普世价值推荐给全世界！话说至此，或许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我已经在等待批评之声了。不过，也不妨听听我说的道理。
古人行状
值得推崇的古代美德善政多矣！如仁义礼智信，如忠诚良善质朴，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所有这些都十分高大上，一点也不中庸，为什么独独要将中庸推为“要道”、奉为至德呢？对此，我思考得颇多，但似乎仍然不得要领。经籍中亦颇涉及“中庸”，而且大儒朱熹还特别将《中庸》一文列入“四书”，与《论语》、《大学》、《孟子》并列，成为名贯古今的“四书五经”之一，乃至后人可能误认为《中庸》是什么煌煌大著呢。
其实，就是《中庸》一文，也未必说清楚了什么是“中庸”，其中只是侃侃而谈：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有焉……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对于经典的期待，也就至于此了；要进一步的了解，还是自己揣摩去。
“中庸”固然是要言妙道，其实并不深奥——所有古典名言都不深奥，并没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些幽远思辨，这岂不是国人之大幸！但要详尽解说“中庸”，就是写千言万语也不为多；但不如因陋就简，一言以蔽之：
中庸者，不走极端而已！
古人达到了自己立下的标准吗？我的观察是：
在言谈上，古人特好高大上，一点也不中庸；而在行动上，古人可谓中庸极了！
天下典范、人世楷模，当然非孔圣人莫属。就是在恪守“中庸之道”这一点上，孔圣人也堪为榜样。孔子奉“仁”为德之首，但还不至于耽于妇人之仁，在鲁国刚一上任做官，就杀了他所厌恶的少正卯。孔子主张“非礼勿视”，但在出访卫国时，并不回避去后宫会见美人南子。对于鬼神，孔子既不敬也不斥，持地道的中庸之见。
帝王中庸吗？倘非如此，就枉读圣贤书了。可谓千古贤君之首的唐太宗，就颇精于中庸之道。他容纳魏征的逆耳忠言的那种大度，千载之下也无人超越；但也绝不甘为耳软妇人，一言不合就驱逐了老臣徐勣。他特重科举，志在“天下英才尽入彀中”；却并不完全冷遇世族，不在乎赐以特权，倚为国之支柱……。
士大夫中庸吗？就更不用说了。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当然是“致君尧舜上”，在朝堂上效忠尽能，不遗余力。但在失势之时，或者在告老之后，却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取向：纵情山水，乐得与农夫渔翁为伴，两耳不闻朝中事，一心只享天伦乐！历代士大夫无不“道貌岸然”，恪守圣人之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但也未必清心寡欲，绝不回避声色犬马。盛唐的士大夫尤其是世间达人，功名享受兼顾，君子酒徒两便！
今人所为
今人不读什么线装书了，也不再谈中庸。但中庸的精神已经融入血液，内化为基因，再也不会丢失了，根本无需诵读诗书。说现代人不守中庸之道，就太不通世情了。
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将中国人驱向了民国年代。民国与满清的区别何在哉？岂不是文明与“封建”、开化与守旧、白话与文言、西装与旗袍、达尔文与孔夫子等等的区别？中国人的智慧就在于：两者全要，一个也不漏！民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新与旧、今与古、洋与中交织融合，这种融合既顺畅自然，又光怪陆离、不伦不类。这种世态与取向，不正是中庸，又是什么呢？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专守中庸之道。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五四运动的先锋、打倒孔家店的好汉，就大张旗鼓地破除中庸之道，鼓吹新潮流、推崇德先生、赛先生，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但都没有成功，毋宁说是彻底失败！并非败在其背理，而是败在其“不合国情”，中庸就是最大的国情！新派的健将们，如胡适、钱玄同、吴虞、徐志摩等，要么渐隐于历史，要么被传统势力打得灰头土脸，要么主动从最激进的立场后退。
中庸之道的全线败退是在1950年之后，到大跃进时期进入溃败阶段。那时流行的格言是：彻底革命、扫除右倾保守、破旧立新、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历史的洪流中，我连尘埃都算不上，但也体验到了推倒中庸之道的滋味。那时我还循惯性埋头读书，并不赶时髦追逐新潮流，跟不上愈来愈激进的形势，竟然被批判为“中游思想”，岂不已经挨近中庸之道！少年因中庸之道而被批判，大概是孔夫子未曾预料到的。
到1960年代，批中庸之道又上了新台阶。那时的革命派真是豪气冲天，睥睨天下，竟选择了头号超级大国苏联作为靶子，根本不在乎泰山压顶。那时国外的敌人是“帝修反”，几乎圈进了地球上所有国家，等于不容许中间派存在。国内的口号是“兴无灭资”，更不容许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之间存在什么中间派。那时甚至在文艺界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那些主张写中间人物的作家。这样，不仅现实人物，而且文学人物都不准信奉中庸之道了，小说也成了激进派的王国！
到了文革时期，一切都在扫荡之列，哪还见中庸的踪影，也无需再提批中庸之道。我也不知道，此时中庸之道到何方逃难去了。
在历史上，极端激进从来都不大成气候，昙花一现之后就没于尘埃。在“前三十年”中，“昙花”不免现得长了些，但毕竟有谢幕之日。改革开放之后，中庸之道并未被公开恢复名誉，但实际上还是被默认了，有了存身之地，可谓幸矣哉！
普世中庸
从历史的长程来看，似乎还是中庸之道胜利了。但这种胜利既不辉煌，也不特别荣光。无论它如何得势，都不可能从世人那里得到太多赞美。人们对于中庸之道的取态也是中庸的：既不大事赞美，也不刻意反对！
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实在自然之极、平常之极。中庸实际上就是一般状态，或者普遍状态，而这正是宇宙的常态。处于常态岂不永远是主流，怎么会成为怪事呢？恰恰相反，只有离开常态、走向极端，才成为世人侧目的怪异事。这样的道理，平凡得不值一提，只是一直被忽略，因而成了认知的禁地。
人们忽略中庸，不意识到中庸是宇宙的常态，其实并无大碍，未必是什么心腹大患。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关心世情是否合符中庸，也不关心中庸于己于人价值几何。中庸不过是事物的自然轨道，并非人们在深思熟虑之后刻意为之。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就是稍稍偏离中庸之道，也不致大难来临，不要唯恐因此而失去什么人生秘诀；中庸之道不是人生秘诀。
中庸就是一种“自然状态”，唯其如此，它才具有最大的普世性。
在自然、社会、人生百态中，举出中庸之例，根本不是问题；恰恰相反，举出“极端”事例，才稍稍要动一点脑筋。没有人会对平凡的事例感兴趣，不如干脆不提。
学者之戒
既然中庸平凡之至，似乎就挨不上学者；中庸还值得研究吗？
恰恰相反，中庸就是值得研究；如果不是这样，古人还肯用工夫去写《中庸》？还有，鲁迅就有专门文字苛斥中庸之见，这当然是对“中庸”的一种深刻洞察。现代未必有人去写关于中庸的专著，但分散的研究肯定不会停息。
研究中庸的学者不会不借鉴历代贤者与学人的经验教训，这就会形成某些带根本性的意见。在我看来，如下两戒所宜注意：戒夸；戒骂。不夸不骂，就很中庸了——以中庸之道对待中庸，岂不妙哉！
戒夸——对于中庸这样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东西，要不夸它，或许不近情理。可能正是这一层理由，催生了学者们的过分热情，以致竞相在中庸上抛洒激扬文字，直到“刻石立碑”而后已！你真的志在续写儒家经典，再来一部《中庸》吗？如果志大至此，那么我得坚决劝阻：算了吧！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如已经强调的，中庸终究是一种平常之态，没有多少“要言妙道”需要去精心发掘。它当然会触动不少人的感慨，因而诱发一些随感杂论，供天下同好切磋，如此岂不足矣！哪谈得上长篇累牍，来一部《中庸赋》？
戒骂——鲁迅骂中庸或许有其理由，此处不论，就算是为名人讳吧。但你要学鲁迅恐怕不易，今天时代环境都完全不同了。鲁迅时代催生了许多愤世嫉俗之作，其中就包括鲁迅的那些“匕首投枪”，乃至百年之后的人都不免心惊胆战，直呼那时的激进了得！激进并非总是祸害，但今天占主流的看法，还是认为“激进”弊多利少。试想，如果不是那几大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左翼运动等等——接连不断的激进，后来的“左祸”何至如斯之烈！更直接地说，如果当初的先贤——首先包括陈独秀、鲁迅——更中庸一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何至于那样灾连祸结！
今日活跃于舆论界的“战狼”中也不乏激进学者。这些人的耐性更差，特别不能容忍不那么“战狼”的看法，即一些持论理性温和的意见，后者实际上就是中庸之论。在战狼学者口中，这就成了投降派或者汉奸言论，岂能不骂？如果这样理性的意见都得挨骂，只剩下战狼的一家之言，曾经历过的那些祸害大概就该降临了！
庸人之戒
“庸人”一词似乎丑陋之至，不为人所乐见。“庸人”确实经常被超凡脱俗的人用来讥刺猥琐小人。但在字面上，“庸人”无非就是常人，谁能看不起常人？难道你要所有人都去做伟人不成？
就涉及中庸而论，庸人似乎有天然优势：他们本来就够中庸了，哪里用得着去考虑中庸不中庸的问题？这就陷入误区了：庸人同样可能误置中庸，在思维与行动中都需要有所戒备，这就是此处所说的“庸人之戒”。在我看来，主要是戒怒、戒哀。不怒不哀，岂不又是一种中庸境界？可见三句话不离中庸，如来的法掌难逃啊！
戒怒——据说善忍的古人，将写有“息怒”的条幅贴在目光无所逃的地方，好时时保持警惕。这种修养，今天多半绝迹了。但需要戒怒的理由，或许比古代更加充足。今天有多少恶心事让人不能不怒、不得不怒，无需细说。于是，愤怒成了一种流行病，无处无之，无人无之，年轻人尤甚，否则怎么会有“愤青”之说呢？尽管怒的理由十分充分，但还是以戒怒为好。此处所谓戒怒，实际上不过是表明一种倾向，天下人哪能真的完全戒得了怒？至少，不提倡总可以吧。戒怒的理由有两条。其一是怒之无益。例如，当下世风日下，贪欲横流，谁能不怒？但“怒”能解决问题吗？况且，即使愤怒之人自己都不很明白，“世风日下”源于何处，对谁发怒去？说不定，造成世风日下的事因之中，就有阁下的一份！其二是怒之可忧，盲目的怒尤其容易使人判断失误，滑入激进的极端，那就比不怒更有害了。
戒哀——鲁迅这样看待他所描写的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哀一怒全有了，可见此处的观察与鲁迅有相通之处，只是指向有所不同。可哀之事与可怒之事一样多；就是那些可怒之事，多半同时也可哀。最近甚至出现这样的新闻，让国人大开眼界：有战狼写手在其网文中公开鼓吹：为了使中国早日富强，应当至少杀掉6亿中国人，包括其父母在内。听到这样疯狂的魔鬼言论，你究竟是怒还是哀？当然是怒！对这种人岂止怒而已，“食肉寝皮”之心都有！实际上大可不必。这种走火入魔的人已经不是正常人类，无论如何怒斥都不会有作用。或许哀还有些道理：教育系统怎么会产出这样的“劣品”？但哀也不可取，以戒哀为好。如同戒怒一样，戒哀的理由同样是两条：哀之无益；哀极必定坠入“心死”之境，肯定不合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