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顶级智慧，似乎都已凝结在“以史为鉴”这一词语中了。试想，取鉴于全部历史，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睿智的呢？可惜，这种智慧结下的果实并不多，历史上的恶例愚行依然绵延不绝，甚至愈演愈烈！是历史这一鉴镜质地粗劣，照不出史上的恶政败行？还是历代豪俊即使通观历史成败，也毫不在意，屡屡重蹈覆辙？或者，是历史根本不足以充当鉴镜，还是取鉴历史的方法未得要领呢？
败行不绝
在读希腊古典名著时，不免有点气绥：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已经颇有造诣的几何学、物理学、哲学、政治学、逻辑学、动物学……，在我们祖先的文库中何曾有半点踪影？在人类学术的起跑线上，我们真的就已落后了一大截吗？
幸而，一到史学领域，上述的那种挫败感就一扫而空！希腊人固然早有希罗多德，但我们的左丘明、司马迁才是真正的史学大家！就记载历史之长、史料之宏富、史事之清晰、史论之精辟，有什么著作能与《春秋》、《史记》等等相比？中国史学之发达，看来是举世无双了。我甚至觉得，在数千年文明史上，历史学几乎就是我们的唯一学问！古代的文化史家习惯上将所有古典文献分类为经、史、子、集。在我看来，就是将“经、子、集”全部归入“史”之内，恐怕亦无大碍。反正，史学一家独大是绝无疑问的。
在古代说一个士人博学，往往称其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今天我们知道，实际上，古人的天文地理知识少得可怜。所谓“满腹经纶”，主要不过是历史知识而已。经历科举的士人都知道，如果不通晓历代史籍，在科场上哪能“过五关斩六将”？
问题是，历代那些熟读《二十四史》的士人，将他们熟稔的历史知识用得如何了？历代帝王将相所受的教育并不少于士人，他们不可能不通晓历史，他们心中能有多少历史教训？
与现代大牌理论家比起来，帝王将相又算不了什么。
1959年前后的河南书记吴芝圃，可是一个大文人。据说他每次巡视地方，秘书都要为他准备一大篮子线装书，颇有一点毛的派头。他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学到了多少历史教训？他治下的河南，左祸竟然居全国之冠，吴芝圃至今还欠着河南几百万条人命！一个被历代文明之光照耀过的文人尚且如此，还能要求古代士人都成圣人？
在今天说饱读线装书的帝王将相应当如何如何，实在毫无意义。要紧的是他们事实上做得如何！简单点说吧，历代精英在其先后承接中，不折不扣地将种种败行重复了千百次！
误国败行多矣，仅举三条以作说明：淫君、宦官、外戚。
淫君——不同于西方文化，中国历史上对于“女祸”有极高的警惕，淫君很难逃过史籍的鞭挞。但恰恰是淫君代代不缺，像隋炀帝、唐明皇这样的典型，在史籍中占去的篇幅之多，更尽人皆知。他们中还有人记得圣人之教吗？隋炀帝可是一个大才子，他自称即使比试文才也应当由他当皇帝！他读过的历史该有多少？他难道不知道专宠女色、荒废朝政的祸害？他能有一根神经记起一点点历史教训吗？“食色性也”，这一句话就解脱了对大多数君王的“色戒”。但已有“后宫三千”，还要变着法子淫乐，就太过分了！
宦官——中国竟有此种特产，已经不是什么荣耀；还要将“宦官政治”鼓捣到昏天黑地，就实在辱没中华文明之光了。“宦官专权”这四个字在史上出现之频，应当让读史者怒发冲冠！汉、唐、明代的宦官放肆到什么程度，我想，即使是史官也是羞于下笔的。一些史家可能不愿渲染阉宦之祸；但说“汉唐盛世”就毁在宦官手里，却是无人敢否定的事实。
外戚——自从有了“红都女皇”这样的祸国奇葩之后，追问古代“外戚之祸”似乎有欠公平。但是，像汉代的吕氏、王氏，唐代的武氏、韦氏等等，所造成的祸害还是不能让人释怀。当君王们将权力交给某个皇亲国戚时，他就将古代遗训丟到九霄云外去了。
目睹了历代种种败行不绝之后，你还会认为，历史这本大书真的“诲人不息”、教益多多吗？历史仍如高悬的明镜吗？
变本加厉
古人竟然不能“以史为鉴”，古人愚啊！古人真的愚吗？这可是难以回答的千古之问！就算古人有难免之愚，今人见多识广、教训多多，总该不愚吧？但事实所呈现的今人之愚，却又远超古人！这就更让人莫知其可了。
今人之愚，主要仍然是不记得历史教训！事例之多，不可胜数，举其两端，就足以说明问题。我要说的是：个人崇拜与内斗惨祸。
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并不是什么现代发明，肯定是古已有之。但古代本来就是“家天下”，不崇拜个人还崇拜谁去？因此，古代的个人崇拜根本不是问题。那么现代呢？或许会说，最后一个皇帝都活到了1960年代呢，怎能就让个人崇拜退出历史？但在一个文明时代，毕竟许多人都明白了：个人崇拜不合时代！至少孙中山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辛亥之后孙中山路过厦门时，碰上了市民高呼万岁这种尴尬事，他毫不迟疑断然制止。但在其他一些权力者听来，“万岁声”实在太悦耳了，听听何妨！只是，一旦欣然消受了，哪里还有中止之日？个人崇拜岂不成了常态，乃至一个傻子也享受起个人崇拜来。
如果只听听山呼万岁，无害于政——这种假设恐怕无人相信——倒也罢了。但就是在20世纪，人们却看到了个人崇拜祸国之烈！如果不是这样，也用不着赫鲁晓夫在1956年专门作谴责斯大林的那个秘密报告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祸害多大？仅说一点就够了：列宁倚以为革命中枢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局，除了斯大林一人之外，就活生生地被斯大林干净、彻底消灭了！
对于苏共总结了的这一教训，中共八大不能不认可，这就意味着已经“以史为鉴”了！这一“鉴”会一直记着吗？不到一年！因为中国领袖不以为然。1958年，领袖授意得意门生柯庆施放出话来：崇拜领袖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这样，斯大林也只能甘拜下风了。此时还谈什么历史教训，就只能让人哑然失笑了。
内斗惨祸——在任何时代，内斗都没有什么好名声，但仍然内斗不绝，就非常人所能理解。斯大林统治术的绝招之一，就是其骇人听闻的内斗，他称之为“肃反”。肃反惨祸之烈，今天已写入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看来是真正“以史为鉴”了。内斗牺牲者之多，在中苏两国都曾不断刷新纪录。一旦牺牲者的血流得太多，以致体制内人士都陷入恐慌，“吸取教训”的呼声就会鹊起，这算是“以史为鉴”的成效。但在时过境迁之后，忘却的效应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教训又被弃置一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自红军时期起，内斗惨祸就绵延不绝，一波接着一波，而且高潮迭起，无休无止。几乎永远是：受害者的血液还没有干涸，新的牺牲者的血液又盖上来了。
1959年的庐山，可不是彭德怀一个人在受难。用文明社会的任何标准来衡量，对彭德怀的残酷斗争都突破了文明的底线，不可能找到一点点为这种斗争辩护的理由。如果庐山的教训能够免除一场新的大内斗，那么还能说彭德怀等人的受难有所值。突破任何常人想象力的是：庐山的那场内斗只不过是更大规模内斗——就是十年浩劫——的某种预演！在领袖治下的27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竟有55场之多。在任何两场运动之间，如果有人出来用“以史为鉴”的理由，阻止运动的继续展开，那么还可以说仍有理性能力在。但就是不曾有这一类的“史鉴”！能说还有“鉴史”的勇气与能力吗？
历史可鉴？
无论信仰“史鉴”的崇高人士如何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对历史教训毫不在意的枭雄们就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你能奈之何？人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
历史的明镜高悬，世间的败行依旧！
那么，是玩世者在耍弄历史，还是柔弱的历史在依附世人？这可真是无人能解的千古谜题啊。通观古今，或许还能领悟一二吧。不妨看看如下数条。
A． 记忆衰减。在历代帝王中，对于贪腐的深恶痛绝，大概不会有更甚于朱元璋者。朱在临终之际，想必谆谆嘱咐其子孙：望生生世世不忘祖训，切切以戒贪为念！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第一代传人还守恭谨，牢记祖训。至于第二代、第三代传人，还有祖训赫然据守在心吗？你不能怨这些人忘本失责，对任何传统的坚守必定逐代衰减，是如同自然规律一样的铁律，没有人能够打破的！指望朱元璋的第十代孙，对于贪腐祸国有如同朱元璋本人一样的切肤之痛，那等于违背自然规律！
B． 时移世易。在历代朝堂之上，肩负国家重任的衮衮诸公，在议定治国安邦之策时，首先想到的是先帝祖训，还是当下世务？肯定是后者！这样，朱元璋念念不忘的贪腐祸国的教训，就很难是其后世子孙的第一要务。后世人视为当务之急的事情不可胜数，例如可能是：奖励当朝功臣、安抚世爵元勋、循例照顾旧人，如此等等，哪里还能顾得上祖训？当政者在作决策时很少参照历史，无论这该让爱史者多么伤感，恐怕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C． 世事循环。偏爱历史的人，不妨遍查《二十四史》，看看那些人人痛恨的坏事：淫逸、贪渎、宦祸、宫乱……，能不隔三差五而至！没有人知道此中有什么规律，就看作某种“历史周期律”吧，谁可逃避？这样一来，所谓历史教训的力量，就不及历史周期律的强劲难违了，能奈之何？
D． 专制向恶。秉笔直书的史官或许就在身旁，一心为国的忠良之臣或许不忘时时进言，牢记匹夫之责的士人或许时有上书，但所有这些人终究没奈何，因为上面就坐着那个能够裁决一切的一尊！你能以牢记历史教训为由去动摇他的意志吗？当万历爷坚持让其心腹宦官参与朝政时，谁能搬出朱元璋的祖训来抗衡？天下事常常就这样由某个固执的君王定了，多少名臣贤相也只能徒叹奈何啊！
让历史教训不起作用的理由，或许有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还是上述的最后一条。不妨强调一下：
只要专制还在，就永远不会真正有“以史为鉴”这回事！
走出历史
我不知道，当今之世还有多少人在高唱“以史为鉴”。能够肯定的是，中国一定是最在乎“以史为鉴”的国家；至于是否最能“以史为鉴”，那就不能由自己说了算啦。真不幸！事实恰恰相反：
最不能“以史为鉴”的国家，恰恰也是中国！
或许正因为对此有切肤之痛，才将“以史为鉴”提升到今天这种非同寻常的高度，而且叨念不断。
“以史为鉴”真有如此之大的重要性吗？似乎碰到了一个敏感问题。无论在这件事上人们的信念如何，首先应注意到的是以下事实：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人还在不断叨念着“以史为鉴”。
对于任何社会政治课题的研讨，原则上，人们不妨各自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论据，没有任何人能够以什么先入为主的原则来规范世人，应当如何如何；更没听说一定要“以史为鉴”！历史的理由与现实的理由都有其重要性，如何确定其优先顺序，应完全由个人自主选择，没有人能够强人所难。如果有人认为，现实的理由更胜“以史为鉴”，或许中国人有些不以为然，甚至大感骇异。其实大可不必。
迄今为止的世界，仍然主要由刚刚过去的历史所支配；更具体地说，今天人类几乎还生活在二战的阴影中。只要历史的阴影保持着超过一代人寿命的长度，人类就很少有希望走出历史；“以史为鉴”的呼声，就一直会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人类最大的不幸在于，历史竟然给他们以这样的教训：
恰恰是那些被最频繁地提示的历史教训，最不被人记取！
无论坚守历史的人士如何气冲霄汉，人类对于历史都应有新的取向了。频频翻阅历史不应当是人类的宿命。文明的进步终究会将人类带入这样的时代：人们不必像今天这样频频回首；将会有更多、更强烈的理由促使人们向前看，更多地以对未来的考虑来规划当世生活，接受并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史为鉴”固然仍将是一个有益的提示；但是，随着人类回顾历史的频度不断下降，将越来越卸下“以史为鉴”这一沉重的祖传遗训！文明人类终将明白：“以史为鉴”的警示，将远远不及对权力的规范监督所起的作用。
如果某个未来的老祖母，仍然不忘在你耳边不断叨念着“以史为鉴”，那么，你除了回以善意的一笑之外，将无话可说。
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能自信地断言：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