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做君子吗？要是在一百年前，这一定是“修身课”上的好问题；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这种问题就不免让人嗤之以鼻。当然也可能，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人志在做君子。那么，我就要告诉他：可不要寻求什么“君子的标准”，君子也可以是各式各样的。
古之君子
最早大量使用“君子”一词，无疑是在儒家经典中，孔夫子就特别高频度地使用它。我只想强调一点：实际上“君子”具有两种很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明一种身份：具有一定社会等级的人，其中包括贵族但并不限于贵族，大体上相当于“上等人”吧。在孔夫子时代，“君子”的主要所指就是如此，它与作为“下等人”的小民相对。其二是指明一种道德面貌：谨守通行道德规范的人，尤其包括那些堪为道德楷模的高尚之人；在这个意义上，君子与猥琐小人相对。
对君子的理解从身份转向道德，在历史上是逐渐完成的，它伴随着古代贵族社会的式微，说不出一个出现转向的准确时间点。
在本文中，仅仅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君子”一词，这也是近现代人的普遍理解。当然，无论古今，人们在潜意识中不免有一种“身份化”理解的倾向，即想当然地认为：上等人普遍为君子，而下等人多半是小人。这就等于将社会的阶级分层等同于道德分层了，当然是一种不足取的偏见。别以为这是早已被扫荡的旧社会意识，实际上今天并未绝迹；那些明说“不能与老百姓一般见识”的官员，岂不正是坚决抱定这一偏见？
人们从阅读古籍及观看旧戏曲所获得的“君子”形象，具有一些公认的特点，只是非专家不能准确概括罢了。如果要确立一种标示性的说法，不妨取用一种流行的意见：在古代“贵族风尚”是被普遍推崇的道德规范；不妨说，古代君子正是具有“贵族风尚”的人。这一界定未必完全准确，至少大体上是说得通的。
在孔夫子的“字典”中，还备有许多字，例如仁义礼智信之类，用以描述君子的德行。如果逐字去解释，就未免太离题了。我只想强调一点：君子道德的核心乃“诚信”而已，这包括信守承诺与履行义务，大体相当于“义”、“信”两字吧。你一定注意到了，这与现代道德的核心要素并无根本分歧。
这一事实说明了古人的高明，还是现代人的智慧呢？
在古籍中有多不胜数的事例与词汇来说明古代君子的“高风亮节”，其主要表现恰恰就是诚信！什么“信义著天下”、“取信于天下”、“一诺千金”、“诚为本”等等，无不彰显了古人如何看重诚信。如果你以为，此处之所以特别突出古之君子的诚信，意在反衬当下诚信的严重缺失，那么，我也无意反对。
在涉及诚信的古代故事中，我仅取一个最简单的。荆轲启程刺秦王之前，提出需要带上秦王所需要的降将樊於期之头，樊立即自刎献上头颅。现代人想必会疑惑：倘荆轲得了人头却不真的去刺秦王，岂不让樊白送了性命？但樊绝不会有这种担心，他根本不可能怀疑荆轲的承诺！这就是古人诚信品格的力量，它重于生命！
今无君子？
在今天，骂人为“伪君子”，仍然是非常严厉的谴责。这岂不意味着，现代人对于“真君子”还是肯定的了？也就是说，今天“君子”一词仍然不失其意义；倘君子完全绝迹，当然也不再需要伪君子，“伪君子”一词也就不再有保留价值。
既然今人仍然推崇君子，那么今天要求于君子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去开一份清单的；但正常人都会内心明白：什么是君子所为，什么非君子所为。这或许涉及人性的方方面面，但肯定不包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空洞的高调。我认为，如同古代一样，最核心的要求还是“诚信”二字。你会说：这太简单了吧？那么，你不妨试试看，是否容易做到处处诚信！
1945年秋，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延安人都会想：这不是一次“鸿门宴”吧？谁能保证谈判之后能够安全返回？可以作为这种保证的，不是任何强势力量，而是一样东西：信誉。蒋的守信记录或许并不完美，但在这件事情上，他明白不能失信于天下；如果那样，他首先在道义上就输了。当然，对于这种信誉，毛也是肯定的，否则，他也不可能去重庆。可见在这件事上，毛认蒋为君子。
非君子所为可以多种多样：贪图小利、损公肥私、寡廉鲜耻、吹牛拍马……。但我要强调的，依然只有一样：无视诚信！如果不是“不守信义”祸国之深，何至让人刻骨铭心，永远记得无诚信之害！
1957年春天，中国知识界之所以特别兴奋，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言之凿凿的承诺：容许学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春天说的这些话言犹在耳，到夏天就不管用了：那些相信了“言者无罪”的人，恰恰“因言获罪”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理解这种“失信于天下”，不理解者中首先就有宋庆龄，她当时就忍不住直接致信毛，表达了自己的深深忧虑。
1959年，领袖高调提倡“海瑞精神”，而且授意吴晗写学习海瑞的文章，鼓励人们以海瑞为榜样，仗义执言。但就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真正学海瑞的彭德怀，却被治以“大逆不道”之罪，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赎罪之路。岂止祸及彭德怀一人，全国被株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竟达数千万人之多！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终于接受了大跃进失败的现实，也承认自己疏于经济管理，将经济工作的处置权交给刘邓，明白表示自己退居“二线”，而让在“一线”的刘邓放手工作。刘邓却不曾想，这种承诺并不顶用，到几年之后他们才终于明白，将毛晾在一边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严重。
1965年，毛亲自出面说服彭德怀不计前嫌，去大西南参与国防建设。毛说的一句最令彭感动的话是：或许真理在你手里。在洞察权谋方面，彭确实是老粗，他居然真信了。仅仅一年之后，文革开始，北京直接布置红卫兵去成都抓回彭德怀，从此彭完全失去自由，在整整8年中身心受尽折磨，直至惨然离世。
1966年秋，毛所发动的文革已经烧及许多大人物，著名的贺龙元帅一直与林彪有隙，他岂能不预感到命运堪忧？此时，毛特将贺召至住所，对其语重心长加以慰勉，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条，神秘地告诉贺：这都是别人告发你的材料，我是不信的！岂不让心计不多的粗人贺龙感激涕零！贺哪里知道，此时抓捕他的命令已经发出，或许公安已经上路了。贺很快失去自由，不久即被折磨致死。
1966年底，江青与陈伯达联手，借红卫兵之力打倒了毛亲自提拔上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毛一方面怒斥江青陈伯达二人，似乎他们背着毛干下了一件滔天大罪；但另一方面却不阻止对陶的处置，眼睁睁地看着陶去了流放地，不久就死在那里。可怜陶铸忠心耿耿跟随主公一辈子，至死都不明白此中是什么奥妙。
这一类的“雄才伟略”实在太多，难以尽述，就此打住。谋略虽然妙，就是不能展示什么诚信。但这是在革命！没有人会傻到认为革命中需要诚信。当然，革命也不是君子的用武之地。明白了这一切，世上就不再有不可理解之事了！
爱憎君子
见识了不少古今君子与非君子，该如何决定你的爱憎呢？
且不要急于声明：当然喜欢君子！其实，君子未必那样招人喜欢。
首先，不顾时势一心要做君子，未免不智，很可能误己误人。1959年在庐山，田家英说了一句最要命的话：担心主公有斯大林晚年之嫌！李锐这个獃子竟然包揽下来，称是他说的！这样君子之名是有了，但其代价之大却远超预想：整整20年的苦难，既害了自己，也害了故旧、同僚、家人。
其次，君子更未必能成事。在现代中国这种社会生态下，做君子就意味着主动揭去身上披的“防护服”，毫无保留地袒露心迹，这样你能活下来？早就进绞肉机了！人们常常惋惜胡耀邦不该太天真，要是更老练一点，也不致种下祸根。我倒觉得胡耀邦实在运气太好，面对史上最可怕的绞肉机，居然还存活了那么久，凭他那种性子，依据一般的规律早就该遭殃了。如果这样，他在1976年之后的10年中所建树的千秋功业，挽救千百万人的善举，还有希望吗？君子的德行与形象，都无助于成就这些事业。
但即便君子遇难甚至坏事，总不致遭人恨吧？君子遭恶人恨或许不奇怪；但君子也可能遭好人恨，因为君子最难被人理解。
至于非君子甚至伪君子，当然会遭致所有正派人士的鄙弃，但亦可能运气更好，这就与君子恰恰相反了。伪君子肯定更容易保护自己，被绞肉机吞噬的机会少得多。你大概不愿同意：伪君子成事的机会也更多！对此，古今的证据都不可胜数，自己找去。
我不愿沿此方向继续讲下去，不然就真该钉上耻辱柱了。最该大声说出的还是：无论做君子有多么不容易，就是应当做君子！如果这不再是人们看重的了，这个世界就不值得赞美，也不值得对之仰望了。
人生百态
你多半不会忽略本文的一个重大缺陷：世界竟然被简单地被划分为君子与小人了，深刻的人一定不会认可这种两分法。个人通常有千百种机会，被命运打发到十分不同的地域、境遇、身份，在多姿多彩的人生舞台上，扮演一回多半非己所愿的角色，或为市井小民，或为英雄豪杰……。多半既非君子，亦非小人，只是一个可赞可责的普通人。正是不胜其多的可能性，造成了个人的人生百态，也造成了世界的五彩缤纷！
无论是学者名家、文学巨匠，面对人生百态，都没有了对之归类的能力与信心。不仅小人物无法归类，就是性格分明、有棱有角的名人，也难以归类。在无法归类的人物中，下述几位或许是最著名的：
徐志摩（1897—1931）这个至今仍然蜚声文坛的人中怪杰，他的新诗成就，几乎可以与中国新诗的早期史打等号。他的脸谱的多样化，就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多姿多彩。除了那些铁了心的拥趸与对手之外，更多的人谈不上该喜欢他还是厌恶他；他满身都是才华让人炫目，同时似乎一身都是毛病，成不了人世楷模。他与陆小曼的那些香艳故事吸引了无数的多情男女，也激发了无数正人君子的口诛笔伐。他那些见机而作的诗坛精品，被口气更大的人物讽为雕虫小技，而他对世事与人生的深刻洞见，却至今都难以超越。
郭沫若（1892—1978）在气质与学术兴趣上，与徐志摩不无共同之处，却几乎功德圆满，不像徐志摩那样才高命蹙。郭沫若的人生真正是在演戏，但演技到了他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也该被世人喝彩。他的晚年演的角色过于污秽，致使最褒奖他的人都不肯置一赞词。但可别忽略了：在浩劫中他牺牲了两个至爱的儿子，那种恐怖在他心里该留下多重的阴影，这种阴影不能不粉碎他的健全人格。
在“世人皆欲骂”的气氛下，“吾意独怜才”，逢人便说：郭是真正有大才气的人！他真正运心的事业，没有不成就出众的。但他太自负、太投机、太欺天下无人，以致游戏人生，对任何“宏图伟业”都宁愿逢场作戏，敷衍世人，乃至一生少有真成就。毁了这个天才的，究竟是个人气质还是诡异时局呢？百年之后，恐怕都难有答案。
鲁迅（1881—1936）未必看得起郭沫若与徐志摩——被他看得起的人有几个？就不深究了。尽管如此，鲁迅也逃不了前两人的命运：被世人大褒大贬。而且，褒贬的极端更超越前两人。鲁迅被一些人奉为文学巨匠，却被另一些人讥为没有一部真正的作品！被一些人尊为民族英雄，被另一些人斥为汉奸！被许多人誉为良师益友，也被不少人刺为呲睚必报的小人！所有这些褒贬都话出有因，却终究不是透辟之论，因为鲁迅实在不简单，非简单概括所能表达。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忽略了最主要的东西：在20世纪，鲁迅几乎是唯一能看透这个民族不幸的真正根源的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国人的缺陷了！但他终究不是“医国手”，不能开出什么有效药方。
对于上述诸人，你能判定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不能判定，哪来信心去判定那些留下印象更浅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