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艘完好的大船沉了，人们可能难以断定，该由谁来承担责任。通常是，就在船沉之际，船中竟没有任何人愿意或者能够挺身而出，力挽危难，所有的人都只能是眼睁睁地望着一船人同归于尽。沉没一艘船固然很不幸；但如果国家这艘大船因操控系统紊乱而沉没，那就真正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了！
沉船奇观
将国家的覆亡，喻之为舟船沉没，是古已有之的一种说法，且留下了一些流行词汇，诸如“神州陆沉”、“巨舟倾覆”之类。
一国之沦亡，当然是极不寻常的历史大事，似乎难得一见。但近现代世界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仅20世纪这百年之内，人们就目睹了宇内亡国无数，其中与中国人关系最密切者，是大清、苏联及东欧诸红色国家的覆亡。这些“大舟”沉没所激起的滔天巨浪，波及全世界，在各国人士心中至今都余波未断。即使在旁观者看来，那种有着世界影响的庞然大物的倾覆，也是天翻地覆的巨大灾变，不可避免地将无数殉葬者卷入深渊，牺牲者的哀号岂不震天动地！
然而，在“沉船”现场看到的景象可能完全不是这样；人们所听到的欢呼，远远多于哀号！似乎本应出现冲天巨浪的地方，竟然波澜不惊。旧帝国的臣民究竟怎么了？他们真的能够置身事外，不为挽救他们曾经寄身的巨舟做点什么，或者至少一洒哀伤之泪吗？
今天的中国人，对于大清帝国早已没有好感。但它毕竟是一个存在了近三百年的国家，在其全盛期拥有13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曾经一度所向无敌。其统治者虽然被人蔑称为“鞑虏”；但赢得了无数杰出人士的臣服，包括龚自珍、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经有无数受人敬仰的汉人，为拱卫这个国家而血洒疆场。
但到辛亥之年，过去那种热血男儿就不见了。从武昌城头打响第一枪起，到清廷彻底沉没，前后不过两个月。在这两月之中，你看不到舍生忘死的勤王之师，看不到忠贞不二的殉节之士。三百年之前追随努尔哈赤的那些如狼似虎的满清健儿，其后裔此时如鸟兽散，没有为其先祖留下一点点颜面。那个曾经卓然矗立的庞大帝国，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曾经出生入死的中兴名臣林曾左李，倘能活到辛亥之年，会奋然“挽沉船于既没”，还是袖手一旁作壁上观呢？
苏联帝国是比大清更伟岸的超级帝国，它在1991年的沉没几乎出乎全世界的意外，因而被更多的人视为20世纪的不解之谜。在俄罗斯内部，一直有一些遗老遗少为苏联的沉没伤悼不已。但颇蹊跷的是，这些人却没有出现在当年的莫斯科街头，没有为挽救苏联的沦亡哪怕掷出一块砖头！这就让邻国那些自作多情的旁观者为之扼腕，徒发“不见热血男儿”的无尽哀叹。一个自视甚高的“战斗民族”，热血男儿都到哪去了呢？
说俄罗斯没有男儿，当然是天大的误判：那里的男儿一个也不少，他们就活跃在莫斯科街头，只是站在叶利钦一边罢了。苏联在其存在的70年中，为“男儿们”做了些什么，值得人们为之效劳呢？最应当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尽享荣华的高官吗？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如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等，在819事件中已尽了责任。但这些“男儿”挡不住淹没巨舟的滔天洪水，奈何？
苏联帝国的沉没，也连带着那些东欧附庸的沦亡。在苏联巨人面前，东欧诸国的国力或许不足道，但都有其自身的非凡历史，诸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甚至有高于俄罗斯的发达程度与文明水平；就是在历史性的1989—1991年，它们所演出的壮剧或许规模不及莫斯科，但绝不少动人的剧情，只是难以备述其详了。
或许东德这个例子值得略加叙述。东德今天是德国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就使它特别值得注意。而且，东德的故事也特别有趣。
德国这头日耳曼雄狮无疑备受世人瞩目。就人民的知识、素养而言，东西德不会有太大区别；但二战后四十余年的和平竞赛，东德输了，且输得很惨，这就使东德处于特别难堪的境地，最大的问题是，它守不住隔断两德的柏林墙。巨大的能量差距必定击破薄弱的边界，这种事实就如同物理定律般不可抗拒。直到1989年之秋，东德的先后两任党魁昂纳克与克伦茨，都不失为真正的男儿，是著名的强硬派，对于沦亡之前的汹汹来潮作了坚决抵抗。但这种抵抗怎么能挡住坚决“弃船”的民众呢？同一个民族在收入上差了1/3，这样的答卷终究没法交代！在最后一刻，昂纳克与克伦茨终于明智地退却了；他们只能默默地看着，自己守护了一生的那艘船无可挽回地沉没了。
围观沉船
沉船的惨烈不免让观者不胜唏嘘；至于观看在沉未沉之船，或许另有一番滋味。今天，稍明白的人都看得出来，朝鲜与委内瑞拉就是这样的船。它们早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没有人知道它们还能在颠簸中坚持多久，但其惨烈结局，则无人怀疑。就是两家的自家人，对于其前景也不抱什么希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是以死亡威胁的严密管控，朝鲜的“脱北者”还是如决堤之水，涌向南方；而委内瑞拉则已逃亡了1/3的国民。我不知道，困守沉船的金家人与马杜罗意下如何；他们若想现在弃船，大概已经来不及了。
真不能不佩服这两家“船长”，本来是好端端的“船”，他们就有本事弄到今天这种大难来临的地步！
如同东西德一样，1945年南北韩兄弟分家。那时，两家都一贫如洗，北韩略胜一筹：它几乎拥有所有自然资源，而且后面还站着鼎力相助的两个巨人。如果没有这种优势，金日成在1950年夏岂敢发动战争？大概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料到，70年之后竟然乾坤翻转，南韩成了进入世界前10名的经济科技强国，而北韩则仍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其经济总量不及南韩的1/40！这种突破任何人想象力的巨大差距，再明白不过地展示了不同制度选择的颠覆性后果。
如果仅仅列举统计数字，那么很可能会忽略或者掩盖南北方在人权、公民意识、道德素养、社会责任感、文明水平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因为在这些方面，没有适当的统计数字可用。正因为在精神领域的巨大差别，才使得北韩人今天仍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野蛮原始的世袭统治；国家成了无人沾边的世界弃儿，许多人还在沾沾自喜，竟认为北韩是当今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既然没有人感到祸之将至，一旦船将沉没，陷入震惊的民众必将手足无措，除了呆呆地围观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远在南美的委内瑞拉是另一种类型的国家，但与北韩亦有类似之处，特别是它那得天独厚的丰富自然资源，石油藏量占世界第一位！在上世纪，委内瑞拉曾经是南美最富裕的国家。1990年代，军事强人查韦斯在接管政权之后突发奇想，发明了什么“21世纪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已经失败了的苏联牌号的社会主义，将好端端一个委内瑞拉折腾得五劳七伤，经济几近崩溃，通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人民生活惨不忍睹。由查韦斯的继承人马杜罗驾驶的这艘船，眼看就要沉没，或许还是石油暂时救了它。委内瑞拉的几乎所有社会精英——白领职员、企业家、知识精英、中产阶级等等——大都逃往邻国，留下了那些最无活力、生计艰难、缺少判断能力、几乎浑浑噩噩的人；在沉船之际，这些人只能是无所作为的围观者。况且，他们早已一贫如洗，在任何局面下都不必再担心失去什么东西了。
谁的责任？
在以上例子中，国家之船已经或者行将沉没。至于“船员”——民众、官员等等——要么充当旁观者或者围观者，要么站在对手阵营推波助澜，就是不肯费吹灰之力，共挽危局。他们就不觉得自己失职或失责吗？一旦国家恢复法治，该如何追究这些人的责任呢？或许更基本的问题是：这些人有责任吗？对此的分析涉及法律、政治、心理方面，它们分别相应于失责者的法定责任、政治责任、道义责任。
法定责任——在法治的意义上，“无权者无责”应当是一条普适通则。泰坦尼克号因撞上冰山而沉没。在撞上之前，谁应当发现危险并矫正航向？有此权力者是船长及其副手，而不是水手长；后者既无此权力，就不应为沉船负责。戈尔巴乔夫当然应为苏联解体负责；但他并非完全的、唯一的责任人，因为依据党章——苏共党内法律——导致改革失败的所有重大决议都是政治局票决的，每个政治局委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如果犹如中国，规定了戈尔巴乔夫是有独裁权的“核心”，那么戈氏就只有肩负全责了。
政治责任——朝鲜之所以沉沦到今天这种地步，有一个并不特别知名的人物有重大责任，他就是逃入韩国的前中央书记黄长烨。黄并不具有作出决定的权力，因而无需担负法定责任。但他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他曾经是朝鲜的主要造王者，朝鲜世袭独裁体制的权力框架与理论体系，包括至今统治朝鲜的“主体思想”，都出自其手；可以说，没有此人就没有朝鲜那套独特的政治体系。
道义责任——朝鲜统治集团祸害国家到今天这种地步，每个人都有责任。例如，就是早已被推向边缘的元老人物金永南，当然并无法定责任与黄长烨那样的政治责任；但作为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元老，在国运攸关的事情上，却不能挺身而出，发挥其影响作用；至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还可以采取愤然辞职这种极端举措，用以震动朝野。但他却留恋官位，为金家的任何昏招背书，这就不能不负有道义责任。
极而言之，沉船上的每一个人都负有一定责任；就是一个普通“水手”，就不能足够警视而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但责任的大小与其拥有的权力、影响力的大小成正比，必定因人而异。一个普通成员，固然不能说完全无责，但多半只能是心有余力不足而已。
谁主沉浮？
对于“沉船”来说，“谁的责任”这件事重要吗？如果就厘清责任、警示来者而言，当然不无重要性，但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应如何防止“沉船”？如果仅仅在“保政权”的角度防止“沉船”，大概也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你会对“金氏王朝不倒”感兴趣吗？如果着意点在矫正国家航向、规避社会灾难，那么就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就不再是一家一姓的事了。只在这种意义上，才值得谈论“防止沉船”。在当今世界，即使金家王朝倾倒于一时，也不会有几个人为之叹息；但对于朝鲜政治结构的平稳转型、防止核武扩散、避免因难民潮引发的人道灾难等等——这不是任何负责任的国家与政府密切关注的事情吗？即使朝鲜的宿敌韩国，岂能坐视不理！
这就意味着，“防止沉船”的目标，与其说是维护特定的政权，不如说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相关民众的福祉。
历史经验所启示的“救亡之道”，至少包含了如下要点。
排除灾难之源——泰坦尼克号的祸源，不就是那个不期而遇的冰山吗？船长的责任在于避开它！苏联帝国的解体如同大英帝国解体一样，不过是顺应历史潮流，谈不上是什么灾难；俄罗斯的真正灾难是野蛮、贫穷、落后，其根源在于来自蒙古基因的俄罗斯有害传统；当代俄罗斯所需要的，是一个愿意且能够摒弃此传统的“彼得大帝”！朝鲜的祸源就是金家王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任何能够以最小代价结束金家王朝的行动，都是值得欢迎的。
支持担纲者——欲救危亡于将至，所赖者自然应是非常之人，能够挑起历史重任的人。这样的人可能在体制内，例如大清覆亡之际的袁世凯；亦可能刚刚从体制内转入体制外，例如苏联解体之际的叶利钦；也可能有待于由发展的形势推出，例如今天的朝鲜，在体制内外暂时都没有举旗之人，但这样的人随时都可能破土而出。一旦这样的人物现身，富有洞见的爱国人士，不应全力支持他，促其成为国家转型的中流砥柱吗？
尽匹夫之责——大多数人不过是普通人，面对危局，既成不了力挽狂澜的大人物，也成不了运筹帷幄的张子房，那么你就实实在在地尽匹夫之责吧。其实，这也不容易。首先，你得判定潮流；1911年武昌新军中的一兵，造反还是保皇，不就在那一念之间吗？
即使所有人都尽了正确的职责，也未必救得了下沉之船。尽管有十万之众矢志报国，载着宋末帝的船还是沉没了，大宋这艘大船也因之沉没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世间不能不留下无尽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