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某些短暂的中断之外，读经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头等使命，而经籍则是人们心目中的无上宝典。对于古人来说，经籍的神圣性似乎是天理，无需任何实证的理由。而以现代眼光看来，或许罩于经籍之上的光环早已褪色。但国人对于经籍的长久不衰的敬畏，即使今天也无人否认。此中存在什么合理性吗？
巍巍高山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但取来的是什么样的“经”，哪能为大众所知晓？我少时观看寺院中的和尚们“念经”，那口中念念有词的神情让我不胜好奇，仿佛他们在念某种神秘天书，只是未敢贸然动问，或者就近瞧一眼。后来当然知道，和尚所念者就是佛教经典。近年也买回一些佛经，但尚未来得及展开细读，因而那于我仍然是一片未知领域。今天我们知道，一如现代红色经典一样，佛经也是舶来品，是古印度人的杰作。
在谈论佛经时，岂能不联想到那些本土经典？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出生稍晚，没有赶上那个读经问古的年代，乃至在一大段生命途程中，完全不清楚中国古代经典为何物。直到有机会与闻《四书五经》的时候，才略知古代经书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对传统文化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所谓古代经籍，就是由孔子及其门徒撰写、编纂、传布的儒家著作，包括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这些书并不隐秘，只要有兴趣，都不妨找来读读；阅读的难度，至少不会超过阅读佛经的难度。尽管如此，在中国年轻人乃至学人中，熟悉古代经籍者仍然如凤毛麟角。
对于一种并非藏于密室、由广为人知的语言写成、谈不上包含什么危险性的本土经典，国人对之竟如此陌生，几乎没有一睹究竟的兴趣，在世界文化史上，恐怕都是难以理解的一件奇事。那些喋喋不休地侈谈“五千年文明”的人，不知是否会为此而感到羞愧。
人们尽管不熟悉经籍，但也未必轻视经籍，或许正因为陌生才不敢轻视！我注意到，对于能够顺利诵读经籍的人，无论他们对经籍的了解实际上如何肤浅，都会得到周边人的某种敬重，仿佛他们属于某种更高等级的文化人！这一事实更助长了对于经籍的神秘感。
对于许多人——在很长时间内也包括我——来说，经籍就是一座巍巍高山，它在远方若隐若现，圣光环绕，令人景仰，却无缘接近。就是对经籍一无所知的人，都会坚决相信，经籍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的总汇，是中华知识的神秘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久宝典！只是，人们仍然不去读它，并非由于厌弃，多半是因为畏怯：凡夫俗子怎么能读懂一种高不可攀的古代宝典呢？中国人一直就有厚古薄今的传统心理，对于经籍这样无可超越的古籍，就更加敬畏得不敢仰视了。这样，在普通人心目中，经籍这座山就更加高不可攀！
今天，情况似乎有所变化。就在最现代化的建筑之旁，升起了一种称为“国学院”的东西，其中传出的朗朗读经之声，已经传遍四野了。孔圣人真的回来了吗？这件事的反响未必很大，但还是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这仅仅是古代经典的一次回光返照，还是经籍的又一次辉煌的前奏呢？有心人不妨拭目以待。
学术顶峰？
对于经籍的上述观察，显然仅仅停留在常识所及的范围内，并不涉及任何学术的考虑。就中华文化传统而言，即使认为经籍是一门学问——不就是儒学吗——它也不是现代意义下的学术。历代士人的使命永远不过是去诵读经籍，细心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揣摩古代圣贤之意，并用来净化自己的灵魂。至于像现代学者那样，去对经籍进行观察、思考、考证、品评，却不是传统士人所敢想象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人对于经籍没有研究，实际上“经学”研究已历两千年之久，只是那些研究的方法与成果，不完全被现代学术界认可罢了。“经学”真正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问，是辛亥以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
今天的问题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这座巍巍高山，是否也是学术殿堂之内的一座巍巍高山呢？它具有古希腊经典——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在西方学术中的那种地位吗？国学大师们的回答无疑十分肯定；至于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恐怕就不容易说了。在这件事上，中国学人的岐见之大之深，由来已久，且众所周知，今天仍然是难断的公案，不宜在此细说。就是在康梁年代、五四年代，新旧两派对于评价经学的分歧之大，已经不可调和。我无意去品评，仅仅简述我自己的一种判断：
我完全不认为传统经学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
历代文献的内容，无论如何千头万绪，其所处理的问题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分别回答“主张什么”与“是什么”的问题，二者分别依赖于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如今天的学术界所普遍认可的，唯有事实判断才可能是学术结论，而价值判断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已，无论它是如何高明的意见！对于价值判断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分，而对事实判断则只有真伪之分、对错之分。显然，真伪对错正是学术生命之所系，而这不是价值的主要关心点。
现在不妨依据上述标准来观察一下经学。不能说经学完全不包含学术元素。例如，经籍中断定远古社会已达大同之境，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事实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但经籍中这类成分毕竟不多，大量的内容仅涉及主张什么。
例如，孔夫子不厌其烦地谆谆教导其弟子与世人，应当“学而时习之”、“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都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格言，其意境之高尚难以超越，没有任何人肯轻易贬低这些格言。人们十分乐意将它们写成条幅，挂在中堂或者居室，供人观摩领会。但没有人愿意轻言：这些都是学术成就！因为它们并不具有学术成果的根本特质：得自鉴定或论证的结论。孔子论证了为什么要“克己复礼”吗？那不过是说出一种意见而已，无论是什么高见！
既然经学不是学术，“学术顶峰”之说就无从立足了。
安身立命利器
不是学术，当然不意味着经籍没有用处；或者，恰恰因为它不是学术，不至于被囚于学术圈内，才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应用的空间。甚至有古人声称：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全部经籍治天下，岂不更不在话下？可见，就其社会功能而言，经籍的价值实在大矣哉！不过经籍究竟如何治国，古人就从未说清楚过，今人更缺少关注的兴趣。实际上，经籍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于个人的人格修养。正是因为这种人文价值，让经籍在历代士人心中成了一件圣物。
中国人没有普遍信仰的宗教，也就少了一部本土的圣经。我不知道，对此天下人究竟有多大遗憾；或许，大多数人根本不觉得这是什么缺憾。实际上，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儒家经典的地位丝毫也不逊于西方的圣经！
在历代读书人看来，说这部东方“圣经”的地位怎么尊崇都不过分。它既是士大夫们用以“治国平天下”的重器，也是朝野士子安身立命的利器。“治国平天下”这种事情太宏大，普通人哪里看得明白？此处不妨专论后者。
深受古今秦始皇藐视的士人——也就是读书人——其实是国人中最应被敬重的一个群体，他们是唯一超越了衣食住行而看重精神事物的一群人。可以说，唯有士人关注灵魂的安放，而这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至要！谈到这一点，有两件事情最值得一提。
其一是曾国藩的讨太平军檄文。曾氏受朝廷之命，以一介书生投身军务，不正是一表对朝廷款款忠心的机会吗？但不！曾氏的主要心思完全在另一件事上：太平军假借西方耶教名义，废弃数千年儒家道统，岂不陷中国士人于灭顶之灾！曾国藩正是要用这种旷古未有的精神危机来唤醒天下读书人，奋起保卫道统以匡救天下。曾氏事业的成功，首先正是得到了湖湘士人的鼎力支持；这些人不能不抱有如同曾国藩一样的忧虑：传统儒学一旦被“拜上帝教”所取代，他们的灵魂将无所皈依，怎能安身立命呢？
其二是，1920年代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著名国学家王国维，放弃好端端的学术前程，竟然在北京昆明湖纵身一跳，跟随他心目中的古圣贤去了。王既无衣食之愁，又无性命之忧，如果不是深度的精神恐慌，不是灵魂的无所归依，何至于如此决绝！他岂不是看到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经学，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越来越日暮途穷了？
可传承乎？
与此有关的是如下两种对立：有意识传承与无意识传承的对立；文本传承与精神传承的对立。这两种对立的交织，正好构成当代中国文化转轨与更新的主要画面。
有意识传承——无论国学班上传来的袅袅读经声，如何振荡于华夏大地的上空，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经学复兴，却没有真正到来。最悲观的人甚至怀疑，新一波的弘扬经学运动是否会无疾而终。也许是中国这个池塘实在太大，仅仅投下几块小石子就期待出现冲天大浪，恐怕不切实际。不过，国学迷们还是听到了好消息：官方发出了最新信号，而且来自最高层！似乎高层已经决意将关注重点转向“复兴传统文化”。不过，可别以为今天还有一位运筹帷幄的张子房稳坐帐中！这与其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划，还不如说是在左支右绌的危局中的一时应激反应，我根本不相信这会有什么下文！
无意识传承——说到这一层，你尽管乐观好了。这种传承不仅不无希望，而且以往乃至今天都一直在静静地实行，并非毫无效果。中外都有透彻的观察者指出：与一百年前相比，中国的深层结构的变化甚微；这意味着：江山换新颜，骨架却依旧！还是肆无忌惮的权力横行，还是威严赫赫的官府，还是在各级官员面前万般无奈的小民，还是无处不在的等级制，还是对朝廷的无节制颂扬，还是无穷无尽的虚礼文牍，还是笼罩一切的八股文章……。
对于喜欢这一切的人，夫复何求？但对现代文明抱有急切期待的人，“复兴传统”是一种什么样的福音呢？
文本传承——这意味着经籍的悠悠文字仍然在文化系统中占据显耀位置，特别重新进入教科书，也进入学术体系。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或者有能力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人们是否愿意接受。打倒孔家店也许太激进，但重建孔家店就抱负太大了，怎么也得看看今夕何夕！孔家店绝对无望复兴了。儒家经典在其数千年传承中经历了辉煌的生命，度过了它的青年、中年与晚年，今天已无可挽回地进入暮年了。无论它将如何在其回光返照中展示最后的光辉，都不可能摆脱最终的命运：安静地躺进庄严古朴的藏书楼，从此默默无闻！
精神传承——世界上有不少论者坚持认为：今日之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实际上还处于儒学传统的支配之下。在解释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时，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那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某种优势。我并不完全赞成这种看法。但不能不因此看出：儒学在东亚仍然有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当然主要不是儒经文本传承的结果，毋宁说仅仅是其精神传承的产物。精神传承比文本传承有更广泛的途径，包括道德、风俗、习惯等等，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对于上述传承你都不甚了了，那么不妨干脆将经籍弃诸一旁，只是仍然将其神圣性存于心中，如此岂不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