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特别珍视传统、且每天都将继承优良传统的口号呼喊到振聋发聩，那么就一定是中国了。但如果人们最终发现，那些向来被视若家珍的优良传统，竟然不过是一些不合时宜的俗物，甚至是一些有害的糟粕，那么人们将如何震骇呢？在常识中，珍品与糟粕判若云泥，任何稍具智慧的人士都能明察秋毫，何至于如坠云雾、混淆不清呢？
古代传统
赞颂且强烈维护“优良传统”，是古今共举的一件大事，力推者既包括历代的守旧派，也包括今天的激进革命者。看来具有极端对立倾向的人士，居然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实在是难得古今共享的一道奇异风景。
只是，那些推崇传统呼声最高的人，似乎并不在意一件事，即清点一下中国古代到底有些什么优良传统。且不说那些跟在后面瞎起哄的人，至少自称或被捧为专家的人，多少该花点工夫，梳理一下有关的文献资料。当然，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因此我不能不理解，专家们何以知难而退。
本文的目标，仅仅在于以若干事例说明：至少有一些素被尊崇的优良传统，既不优良，也谈不上是久远的传统，更不宜于优先推荐给现代人。我例举的是：颂圣，避讳，守土，它们似乎是古今共奉的无上珍品。
颂圣——资中筠认为，“颂圣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强势传统；我没有理由反对。所谓颂圣，就是对涉及皇权的一切，包括皇帝功德、言论、文告、威严、皇家礼仪、龙脉传说等等，一概无条件地持赞颂态度，并贯彻于任何书面与口头表达中。在王朝时代，颂圣是每个臣子的义务，是满朝文武无例外地遵守的例规，并刻入所有人的意识与习惯，不可能出现任何或明或暗的质疑。这样一来，颂圣就等于制度化了，不能将它归入谄媚、阿谀、拍马屁一类的行为。
要感受一下古代颂圣的庄严隆盛，不妨去看看任何一块功德碑。还有，任何公文都少不了一段颂圣的套话。这些言辞几乎是固定的，其内容并无实质意义，即使最虔诚的读书人，大概也会略过不读。
如果要举一例说明：现代人如何忠实于古代传统，那么“颂圣”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天，除了不再用文言之外，颂圣传统是完全继承下来了，包括风格、频度、礼仪，甚至包括标志性的敬语“万岁，万万岁”，所差者仅省去了“吾皇”二字而已。
避讳——为尊者讳，出于对权力至尊地位的万无一失的维护。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名讳：不许触及关联君主及其家族成员的任何文字，违犯者甚至可能蒙杀身之祸。例如在汉代，刘邦之“邦”是不许任何人触及的。其二是过讳：凡涉政事上的过失，无论是否与皇帝有关，都不容许以任何形式关联皇帝，更别说批评了。
就是在古代，“名讳”也近乎迷信，谈不上任何道理，如果移用于今天就太不可想象了。因此被继承的只是“过讳”；至于改“演习”为“演训”，则尚待高人解释。“过讳”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古代；而执行的严格性则肯定远超古代。道理看来很简单：如果容许人们纠缠过失，岂不让至尊灰头土脸？别人批评不行，就是自我批评也不行！领袖就公开说过：我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我认为这算是真正高明的看法：就是绝不可轻启“批评至尊”这一闸门！
任何事情都会“过犹不及”，过了头就可能自蒙其祸。就是古代也不为先朝皇帝讳，而在现代，连已过去几代人的事都不容议论，就未免过分了。谓予不信，你就去写写文革试试，看谁会来收拾你！
守土——当1990年代提出“守土有责”时，我本能地以为出自某个赳赳武将之口。但后来发现竟是出自宣传部长之言，不能不深感意外。言下之意，大概是“守住舆论阵地”。后来此说的用法就大大扩展了，变成了“守住权力阵地”。这种要求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且古今无别，于是“继承古代传统”自动入题。
今天，对于“守土”这一古训又有新的发展了：守住这份家业！这就比“守土”更明确、更贴切，是任何人都不会误解的一种表达。不过，也许有人会质疑：国事当成了“家业”，对家业并无权力的14亿人也会这样认为吗？倘非如此，那14亿人将情何以堪！再说，作为一个传统，国人维护国事的记录并不佳，远不及维护权力、官位等等的精心；谁真正将国事当成家业在守呢？
革命传统
如果说，数千年文明史积累的传统已够丰富；那么，即使数十年的革命史，也可以积累足够多的传统，只不过它们被称为“革命传统”，这是古代传统所不配的。或许，革命传统比古代传统要更丰富、更强大、更深入人心，因为它受到空前强大的宣传机器的护持。
革命传统之多，简直不胜枚举。此处略举数条，用以说明此类传统如此强大的缘由，亦说明它们何以仍将长久地植根于现代中国的土地上。我要举的是：报喜，正能量，保密。这些正是今天朝野共同尊崇的无上宝物。
报喜——有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马拉松”运动就来自古希腊的一次“报喜”：为传递战胜波斯军队的喜讯，一个古希腊士兵竟然舍命一口气跑了40余公里！在现代中国，需要“报喜”的事情多不胜数。我的中学时代几乎就在不断的“报喜”中度过：班上某项技术革新成功；批判资产阶级取得某项胜利；某场竞赛获得优胜……，都得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既可以邀功，又可以大造舆论，何乐而不为？于是，报喜成了大跃进中最耀眼的景观。“报忧”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报喜不报忧”后来就成了最牢固的传统之一。因为，这符合革命的宗旨与需要，它不能不算入革命传统之内。今天，如果王沪宁的传人忘记了这一传统，就不配做宣传首脑了。
正能量——我与许多赶不上时髦的人一样，太看重学校书本知识所给予的那种训练，“读书到小学止”的那些人根本不在意那一套！等到我发现大家都在说着“正能量”时，竟然完全不知所云，难道能量也有了正负之分不成？及至我附和着大家说正能量时，已落后了一大截！今天，我不能不承认，恰恰是“正能量”一词，表达了当代政治的最大诀窍：凡是权力主张、坚持、实行的一切，只要装入“正能量”这一箩筐，人们就知道如何去对待、遵行了，根本用不着你劳神费舌去解释、论证、说服。对于权力者来说，这岂不是天底下最省事的统治法！
不过，“正能量”倒不是什么新发明，它早就被用着，而且已经成了革命传统，只是今天才找到这个恰当的名词罢了，尽管有点词不达意。今天，只要你能如当年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一样，做到“正能量天天讲”，继承革命传统的问题，就算差不多完全解决了！
保密——与正能量比起来，“保密”就没有什么新鲜处，已经是老古董了，但恰恰是革命传统中的老传统，最值得珍惜。红色革命经历了它的风险万分的铁血年代，不可能没有它的传奇，而这些传奇多半与种种秘密格斗联系在一起。在革命后代的想象中，革命包含着无数秘密；实际上，革命本身就是秘密！如果没有了保密，还谈什么革命？因此，在革命文化的氛围中，任何要求保密的组织、活动、条例等等，都会得到理所当然的维护，没有任何人敢提出最轻微的质疑。这就使保密成为现代中国最坚固、最不容置疑的传统之一，对于这种传统的任何抵制或者干扰，都会被视为叛逆！
保密甚至走得如此之远：它将根本无秘可保的一大片领域都划到自己的管辖之下了。例如，档案馆中就保存着一些文革中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大字报，今天都算机密材料了；将这些材料外传，是要判罪的！
传统利弊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继承传统的了！若论口头宣示，也许是这样；但若论实际坚持，恐怕就要看是哪一类的传统了。
没有哪个国家不具备一定传统的，即使历史短浅的国家也罢。传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所提炼与积累的经验、观念、制度、习俗之类的文明要素，它是一项独一无二的资源，其价值无可估量。一个国家无论走上什么发展轨道，无论它如何变幻无常，就算如脱缰之马，都永远逃不脱一根缰绳的羁绊，这根缰绳就是传统！
一说到继承传统，反应过敏的人或许会说：赶紧将历代圣贤的语录贴到墙上去！其实大可不必。在这一点上，当然不妨去主动做点什么，但也可以什么也不做。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是无意识地起作用的，并不需要什么人去有意识地推动。全世界有不可胜数的国家、民族、地区乃至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在静悄悄地传承下去，不见得有谁在有意识地倡导或者鼓动。如果某种传统竟因完全无人在意传承而很快消失，那么，它多半算不上什么有价值的传统，不传也罢。
如果传统永远仅仅借无意识的力量在传承，那么这个世界也未免太无生气了。任何国家都不免会有一些传统意识特别强烈的人士或者社会力量，不情愿看到祖上遗留的稀世之宝悄然消失，忍不住大声疾呼，力图唤起公众或者当局对于传统的关注。至于统治者在意维护传统，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很强势的“传统”，在中国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现代中国的当政者在列祖列宗面前应当问心无愧，他们维护传统的那种热心，有时甚至胜似古人！只是，他们选择来继承的，仅仅是用来维护权力的那一部分传统而已！
如果仅仅在意传统的继承，而根本不考虑传统的利弊，那也太盲目了。传统总有益吗？当然不是。否则，“五四”的先人岂不白忙活了：他们奋起反抗、抵制与废除的那些旧传统，都该死灰复燃吗？无论如何偏爱传统的人士，总不至于主张保留蓄辫、缠足吧？另一方面，社会永远不缺钟爱古风之人，就是坚持保留某种传统国画、传统乐曲、传统戏剧……，你能去强势禁止吗？
传统的东西千千万万，有人要禁，有人要留，争执下去岂不永无结果，乃至天下不宁？在这一点上，我没听说欧洲人陷入争执而不得要领，这表明他们已进入某种健全机制而得以自然运行，这正是我们刻下所应追求的。在所有的传统之中，我们最缺少自治的传统！只有依靠民间自治，才能有序地解决传统的取舍存废问题。希望在于确立如下认识：
决定传统存废的，应当是民间而非权力！
冲破牢笼
在任何情况下，传统都是一个罩住你的笼子，限制着、规范着你的行为，使其不越出某个范围；无论你在承受传统的约束时，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欢迎还是抵制，是受益还是受害。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作用是绝对的。
如果传统已经成为某种难以承受的桎梏，那么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笼子，而是一个不堪忍受的牢笼！你所考虑的，就不再是如何去适应它，而是如何冲破它！
无论古今，冲破牢笼都是一些改革志士的勇敢选择。许多故事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胡服骑射——战国时代也算得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那种变幻莫测的时代，诸侯们不在乎冲破什么牢笼。赵武灵王冲破的那个牢笼有点不一般：他将中原的千年习俗都变了，而且变成了胡人的习俗。这就在赵国移植了游牧部落的文化，实现了赵国的强兵。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见成效的改革开放！。
新文化运动——1920年代中国需要的勇士不是马上武夫，而是思想文化界的斗士，其中的旗手就是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他们所要冲破的牢笼，就是禁锢了中国士人数千年的旧文化。在今天看来，那件事不仅理所当然，而且似无难处。但如果身处1920年代就不然了。杜甫在说到安史之乱后李白在成都的艰难处境时，曾说“世人皆欲杀”李白！在新文化运动中挺身而出的胡适等人，恐怕也接近于“世人皆欲杀”了。
顾准——如果说“欲杀”胡适等人的世人，不过是说说狠话，其实并无杀人之力；那么到下一个时代，欲冲破牢笼者就真正九死一生了，顾准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顾准所要冲破的牢笼，就是当时中国思想界天空中的那张大网，它禁止任何新思想脱颖而出。自上世纪中叶之后，“思想家”这几个字在中国就成了禁忌，而恰恰顾准就是一个极具创见的思想家，这样的人还能幸存，已经是真正的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