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随想

如果哪个国家危机四伏、社会动荡，那么社会算命师就会出来宣告：该国即将发生革命，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正在发挥作用、不可违背啦！倘若革命遭到失败或者结局不妙，另一些社会算命师就会振振有词地宣布：不是早就说了吗，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革命时机尚未来临，违背客观规律制造革命行不通啊！是哪一类算命师在信口开河、欺世盗名呢？

天鹅绒革命

革命从来都不是可以随便说的话题。像巴金老先生那样，在其小说中制造出种种“家庭革命”的噱头，哪能算什么革命？但巴金的说法也不全错：家庭革命不就是从叛逆开始的吗？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等等，不过是规模更大的叛逆罢了。

话虽如此，但在常人的印象中，革命似乎总该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一些人想象得更恐怖：革命就得千百万人头落地！但现代发生的许多革命恰恰不是这样。1989年发生在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不知道捷克是否会进入每个人的记忆空间；到一个连国家印象都模糊不清的地方去寻找革命，不免有些滑稽。但对于捷克这个国家，真还不能等闲视之！至少可强调两点：其一，自近代以来，捷克的经济、科技、文化之发达，在斯拉夫民族中就首屈一指，例如就在俄罗斯之上；其二，自1960年代以来，捷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备受全世界关注。知道了如上两点，如果你还无意看看捷克的革命，那就有意闭目塞听了。

要理解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就不能不提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45年之后的20年间，包括东欧卫星国在内的苏联帝国，似乎固若金汤。但实际上，在东欧的较发达地区，早就暗流涌动。像捷克这样经济文化水平都大大超越俄罗斯的国家，要长期匍匐在野蛮落后的北极熊脚下，本来就极度不合常理。于是在1968年春天，捷克的知识分子与党政上层联手发动了“布拉格之春”运动，在苏联阵营内率先燃起了政治经济改革的火炬。这种背离莫斯科的行动，其结局当然不妙：苏联率领的华约五国联军，在一天之内就占领了捷克全境，这算是54年后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一次预演！

布拉格之春的发动者们，要么流亡国外，要么从此噤声。但是，布拉格之春的理想却没有被遗忘，而且思路日益清晰，要求逐渐明确，意志更加坚决。1989年，东德民众推倒柏林墙的行动催生了不可遏止的改革浪潮，这股浪潮很快越过边界进入捷克，终于触发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这场运动一开始不免继承了1968年的那些口号，但很快突破了布拉格之春的老框架，发展成一场真正的革命：旧的党政权力架构解体，代之以纯粹欧洲式的代议制政府。如此之大的变化来得很快，而且没有流一滴血，不能不说是世界史上的奇迹。

这种纯粹和平的革命，得到了几乎举国一致的欢迎；就是在旧的党政干部的阵营内，也没有任何明显抵抗的痕迹，而且拥护者众多；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举国竟无一人是男儿！这种看来似乎皆大欢喜的革命，岂不正应当称为天鹅绒革命吗？在偏爱铁马金戈的中国观众看来，天鹅绒革命或许不那么让人热血沸腾，但其所达到的思想、道德境界，或许更高一层！

颜色革命

在戈尔巴乔夫以其无与伦比的勇气撕开苏联帝国的铁幕之后，再迟钝的人都预感到，在苏联阵营的范围内，某种程度的革命迟早会要发生。那就是一个革命年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革命浪潮的来临。

至于天鹅绒革命之后，新的革命浪潮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再次出现，在那时似乎并无明确答案，也不可能被任何人预言。

但20年后，新的革命就不期而至，这就是茉莉花革命，它出现在中东地区，那似乎不是一块有什么革命传统的土地，因而茉莉花革命并未进入任何预言家的视野。

如所周知，中东地区是穆斯林的地盘，也是阿拉伯人的禁脔。无论穆斯林还是阿拉伯人，都不惮用血与火改变政治舞台，却不习惯发起什么民众运动，除非是某种宗教狂热的发作。出现“茉莉花革命”这种事情，不能不使许多人明白：今天的世界确实变了！

茉莉花革命首先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爆发。突尼斯不是什么引人注意的国家；它占据了古代强国迦太基的土地，却没有任何追踪迦太基事业的壮举。迄2010年年底，突尼斯在强人本阿里治下，已度过20年的平静日子。但一个小贩布瓦吉吉打破了这种平静：他因与不肯通融的市场管理员的冲突而受辱，竟愤而自焚，终于激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直至使阿里总统被迫下台。市场小纠纷发展成推翻总统的革命，这种事情中东人何曾见过？唯其如此，它才格外值得关注。

尤其非同寻常的是，茉莉花革命并不是一次孤立事件，它引燃了遍及整个中东地区的一场燎原大火，首先牵连到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掀翻了一系列总统宝座，且在某些地方引发血腥的战争，至今战火未熄。这岂是那个过于刚烈的突尼斯小贩的初衷？

仅就突尼斯一国而言，局面还算平静，没有大规模的暴力发生，这颇接近于天鹅绒革命。但就它所引发的整个中东地区的动荡而言，茉莉花革命就远没有那样温和了。对于这种差别，各国当政者看得最清楚。在这个并不很文明的世界上，像本阿里那样多少得罪过民众的统治者该有多少！他们对茉莉花革命岂能不咬牙切齿？与之对比，咒骂天鹅绒革命的声音就明显少些；无论统治者们是否喜欢，对于几乎无懈可击的天鹅绒革命，即使要攻击也不免难以启齿。

除了远比天鹅绒革命更剧烈之外，茉莉花革命的更可怕之处是，它恰似一种具有高传染性的病毒，在几乎遍及全世界的范围内迅速传播，很快祸及中亚、乌克兰、南美等地区，象征物也从茉莉花发展为其他具有某种颜色的东西，“茉莉花革命”一词则代之以更一般的“颜色革命”。就是在我们这里，一旦某个地方有人生事，特别富有警惕性的人立即出来大声警告：有人在制造颜色革命啦！对颜色革命的警惕之高，简直无以复加了。

逢革命必反

革命可怕吗？那种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革命当然可怕。但是那样的革命已经久违了，当代人岂能有这种眼福？今天仅仅从动画片了解世界的整整一代人，心中的革命，或许就是扭扭秧歌、唱唱样板戏，不过是些快意于心的戏耍，将革命与血腥联系起来的那种想象力，似乎早已绝迹。或许，“革命是否可怕”根本就进不了话题；更现实的话题是：今天还有必要谈革命吗？如果革命将与大多数人无缘，革命是否可怕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我不是算命师，绝不会去纠缠“革命是否会发生”或者“革命何时发生”这类问题。我同时也是理性与逻辑的顽固信奉者，心中十分了然：“革命是否可怕”的问题，自然地联系着“是否欢迎革命”的问题。如果你终究相信，绝不像想入非非的浪漫主义者所臆想的那样，革命就如同一次惬意的“狂欢节”，那么，你就不至于没来由地张开双臂欢迎革命了！

这就有了刘再复、鲍彤，以及具有同样取向的人，他们岂止不欢迎革命，而且反对任何革命！也不要神经过敏，以为“终于有了抓反革命”的机会！诚然，鲍彤的的确确地宣称自己已经铁定“反革命”了。但他只是从现代政治哲学的逻辑推出，应当信奉“反对挑起革命”的主张，这比现实政治中的“反革命概念”要深刻得不可以道里计！作为社会历史中的行为或事件，无论主张还是反对，都是观察者与研究者的权利，这无关乎他赞成还是反对某次特定的革命。

刘再复等人的主张一点也不荒唐，它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某种合理概括，也是对肇端于革命的巨大破坏的深深伤悼。既然革命毁去了那样多的人类文明之花，无论它换回什么都不值得了。

尽管如此，我却并不打算加入刘再复等的队伍，因为我终究不赞成完全废弃革命。在逻辑上很简单：既然反对革命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理由就是，革命毁灭了人类文明之花，尤其是毁灭生命，那么，需要反对的就只是造成这种毁灭的革命，而不是所有革命。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不造成毁灭的革命吗？当然有！天鹅绒革命就是。但那也算作革命吗？我不知道，谁的革命定义将排除天鹅绒革命；倘真有这样的定义，岂不排除该定义就得了！任何定义都来自人，且肯定是不完美的人，更不是来自上帝，还不至于绝对不能修改。

现在不妨就说明白：

我赞成任何不毁灭生命及文明之花的革命；反对任何其他革命。

这种意义上的“逢革命必反”，我就欣然认领了！

目标乎？手段乎？

无论刘再复辈说了多少令向往革命之人感到沮丧的话；也无论鼓吹革命者唱了多少斗志昂扬的高调，世间的革命既不会更多些，也不会更少些；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宣示而改变，除非你是有能耐呼风唤雨的世间豪杰！

于是，革命如何会发生，或者如何不使革命发生的问题，依然存在，并没有丝毫改变。是否欢迎革命，决定于个人的偏好；革命是否发生，则决定于客观情势。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因此，即使你比刘再复更坚定地反对革命，你还是面临一个问题：一旦革命形势出现，你将如何应对可能不期而至的革命？在这一点上，你与其他人并没有多大不同。革命的洪流从来都是浩浩荡荡，且绝对自行其是，既不为任何人所阻挡，也无心听取什么人的建言。在突发事变面前，普通一人渺小之至！

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个人作独立选择的权利。

辛亥之前，革命派与立宪派势不两立。立宪派力言：立宪优于革命！无论他们说过多少话，一旦革命之枪打响，他们知道时势不在自己一边，其中不少人就毫不犹豫地投入革命阵营为革命发力，最著名者例如梁启超、谭延闿等。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正是具有非常能量的立宪派的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才成功得出人意料之外地顺利与迅捷。你能说，立宪派背离了自己的信仰与理想吗？或许，在他们看来，建立共和、实现立宪，才是真正的目标；对此目标，立宪派与革命派都不会反对。能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立宪固然最好，但一旦革命已在路上，亦不妨顺水推舟！我不知道，是否每个立宪派都会这样想；但事态发展的逻辑不能不是这样。

在历史上，经常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各色人物，常不免随波逐流，朝秦暮楚，让人不胜困惑。民国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奇葩人物，就是湘潭士人杨度。他的人生经历大概是史上绝无仅有，竟然遍历如下一系列角色：立宪党人；共和派；挺袁帝制派；革命党人；共产党人（周恩来介绍）。我不知道，将来的民国史将如何书写此人。

如果换一个思路，或许将化解上述困惑。实际上，许多人们一度看重的东西，未必有初看起来那样大的分量。就如革命与立宪，许多人为之奋斗终生，却未必值得视为终极目标；在更具有“终极性”的目标面前，它们不过是服务于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我不知道杨度心中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或许是追求“太平盛世”吧；而革命与立宪或许都是达此目标的手段。倘真的如此，他一生的诸多角色转换，或许并不那样不可思议。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核心的问题是：革命究竟是目标乎？抑手段乎？如果这一点明确了，那么许多争执与困惑将不复存在。我们这代人刚刚经历了一个宏大辉煌的革命时代，实际上迄今尚未走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价值认同、思维模式、心理倾向，都本能地与革命联系在一起；革命几乎成了人们灵魂的一部分，要不认革命为“终极目标”何其难哉！但在理性上，你能真正认革命为终极目标吗？你真的认为，无论人生与社会，没有比革命更本原、更具价值的东西吗？如果是这样，在没有革命的年代，人生就无意义可言了！你终究会明白：

革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且未必是最可取的手段。

如果看清楚了这一点，你不会豁然开朗，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到整个精神都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