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的读者或许有几分喜爱乌托邦；但对于在惨烈的社会实验中涌现出来的乌托邦，恐怕令大多数人都谈虎色变。这一不幸事实的历史后果是，对于任何高调宣扬但前景难测的宏大社会计划，人们都不免心存疑虑。不过历史仍然提供了实施社会计划的若干成功案例。本文将这种成功的范例，称为“现实的乌托邦”。
罗斯福新政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哪个国家最不喜欢国家计划，那么肯定是美国了。美国的国家信仰，恰恰是国家主义的反面——个人主义。靠国家来为你规划一切、提供一切吗？别想！自己想办法去吧。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迄今都没有完全实现医疗福利保障的国家。就为此事，川普与奥巴马、拜登的争执还没完呢。
如此说来，美国岂不是最典型的自由放任国家了？但恰恰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诞生了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计划之一，它就是举世皆知的罗斯福新政。没错，正是那个受全世界敬仰的二战领袖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4届总统的人。他在其任上做的两件大事就是：推行新政与领导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极端的自由放任国家推行最伟大的社会计划——实在太矛盾了！要理解这一点，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特质要有更深入的了解。从根本上说，美国就是一个存在于一系列矛盾中的国家。它只有最短浅的历史，却继承了历史最悠久的西方文明；它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弱化国家权力，却拥有世界上最忠诚的爱国者；它由国家主持了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却不拥有一所国立名牌大学，也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科学院；它具有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却有西方国家中最差的社会福利；它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民，却有一个捉襟见肘、负债累累的政府；它在重大国际行动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强大国力，却无力解决微不足道的社会治理问题；它在“马歇尔计划”之类的国际行动中慷慨无比，却在许多事情上一毛不拔；它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政府预算，却在许多政府开支与社会开支上异常吝惜；它维护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却拥有世界上最慷慨、人数最多的慈善家；它的选举政治拥有最欠缺君子风范的政客，却具有大概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
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对于罗斯福那个似乎反传统的新政，就不致特别奇怪了。
简单说来，罗斯福新政就是在大萧条的1933年开始实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其中包括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实行对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核心的经济政策是所谓“三R新政”，即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改革（reform）。一些具体措施包括：调整银行与金融系统；大幅度加强国家对工业生产的宏观调控；实行某些农业干预政策；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问题。
罗斯福新政是一项异常庞大复杂的社会计划，牵涉极广，具有深远的影响，其错综复杂的后果颇难评价，迄今仍有争议。它缓解经济衰退的短期效果似乎得到广泛认可；长期效果就比较复杂，难以权衡其利弊。普遍认为，新政铸造了现代美国政府的权力架构，更新了传统的国家观念，显著扩张了行政权力，提升了社会福利设施。继承这一切的，既有罗斯福的民主党同道，也包括许多反对派，因而不能不说，新政成为一项国家遗产！
欧洲福利社会
欧洲是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摇篮。但在许多人看来，欧洲今天的表现不佳，似乎再也不是世界的样板了。不过，至少在社会福利这一点上，欧洲仍然享有世界最高声誉，其他地区难以与之比肩。
自上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引领着西方的工业化潮流，在各个领域，欧洲都深受美国影响。罗斯福新政不可能不直接地（通过马歇尔计划）或间接地影响着欧洲的社会政策。不过，我宁可认为，欧洲之所以有今天这种形态的福利社会，主要是欧洲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外来因素的影响仅有次要的作用。
对于欧洲福利社会，已有广泛的报道，一般人都有所了解；曾在欧洲旅游或者居住者，自然了解得更详尽。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那句已成经典的名言：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护！
如全世界普遍认为的，这一切在北欧做得最好，乃至有人称之为今天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人会忍不住立即评论：这不就是人类向往已久的人间天堂？是否为天堂的问题暂不置论，仅仅关注：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我认为不妨使用三个词：意愿、财富、制度。
意愿源自一种最普遍的社会共识：国家的发展应当以实现共同富裕、普遍幸福为目标。这种理念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与普济理想、近代的乌托邦幻想、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追求、19世纪工人运动的呼吁、以俾斯麦为首的德国社会福利计划的理念，等等。到20世纪，对于社会福利的普遍要求，成了无人置疑的社会公理。这就使所有主张并争取社会福利的政党，在政治上具有理所当然的道义优势，而反对者则逐渐绝迹。
财富源于社会生产的空前增长；而后者又来自市场经济制度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到1960年代，欧洲已成为空前富裕的社会，普遍的富裕生活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现实：如果不普遍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个日益产能过剩的社会哪来出路？
制度保证源于欧洲数百年的社会与政治进步。其一是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使得居民的意愿能被充分表达；其二是国家在其历史继承中获得的强势执行力，而这对于一个实行集中式社会福利计划的政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三件东西实际上就是：福利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福利主义提供了意愿，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提供了财富，民主制度提供了福利政府的执行力。没有这三件东西，福利社会只是一个空中楼阁；一旦具备了这三样东西，社会本身的逻辑就会推动社会福利计划的实行。可见，20世纪欧洲福利社会的到来，绝非偶然，更不是某几个救世主的恩惠，而是西方文明在其现代演进中的逻辑后果。
1990年代，日裔政治哲学家福山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我不免寻思，福山的结论或许应当修改为：历史已经并将终结于欧洲福利社会！
亚洲之星
“社会计划”的理念源出于西方，在亚洲的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如果也出现了成功实现某种社会计划的“亚洲之星”，那么，一定是某种西方理念传入的结果。但是，亚洲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与精神价值，因此，“亚洲之星”必不同于前面所述的西方事例。
中国、日本、韩国等等都可以作为“亚洲之星”的例子。不过，下面选取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即所谓“亚洲四小龙”，或许更具典型性。在1980年代，四小龙曾经红极一时；今天似乎已经褪色了，以致不知该如何重新确定称呼。这与其说是因为四小龙不行了，事实上“龙已非龙”，还不如说是周边一些国家有样学样、迎头赶上了。不管怎么说，今日四小龙仍然生龙活虎，虽然香港这一特例有点例外。不过，此处不去全面评价四小龙的得失，仅仅介绍它们在实行社会计划方面的某些特点。
韩国今天仍然是光彩夺目的明星，其经济总量雄踞大国俄罗斯之前，其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2019）。具有这种发达程度的国家，就不必再与他人比块头了，那东西只在低水平下才说明问题。现在韩国看重的是顶尖技术、世界级大公司，二者它都不缺少。韩国之所以有今天，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前独裁者朴正熙。他领导的军政府，在韩国实行国家操控的工业计划；这项计划培植了现代、三星、大宇等产业大鳄；正是这些巨无霸，奠定了韩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你想必听说了：三星正在制定最具雄心的发展计划，旨在未来几年内夺取世界芯片技术之冠！
台湾曾经是蒋氏父子内战失败之后的栖身之地，在1950年代没有人看好其前景。强势而又勤政的蒋经国，恰似韩国的朴正熙，他那朴实且坚毅风格的领导，扎实打造了台湾的工业化基础。蒋经国在台湾重点推行所谓“十大建设计划”，其中尤其包括于台湾现代化极其重要的环岛高速公路建设。曾经在苏联接受过红色训练的蒋经国，在台湾推行的建设计划颇具红色风格，而且也用了类似于大陆的人海战术与精神激励；蒋经国本人更是身先士卒，完全以普通劳工的姿态与工人吃住一起。我在台湾旅游时，在许多工程纪念地看到当年筑路者的艰苦奉献与巨大牺牲，不能不为之动容！想当年蒋经国只身困在西伯利亚，何曾料到自己的抱负竟然实现于一个海岛之上！
新加坡不过弹丸之地，当然无法施展如韩国台湾那样的计划。但新加坡同样依赖于一个强人，他就是比朴正熙、蒋经国更老谋深算的李光耀。新加坡固然无需规划重大工程，但它在夹缝中求生，需要更高的生存机巧。在外交策划、产业布局、金融对策、人口计划、居民安置等等方面，都需要精细的考虑，而李光耀及其亲信，恰恰擅长于此。只有在新加坡这样狭小的土地上，任何施政计划才真正成为一种完全的计划性运作。因此，新加坡的社会计划完全是货真价实的。
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对于香港的情况就只能从略了。
乌托邦的现实性
已经见证的这些社会计划是乌托邦吗？这得首先界定乌托邦这一概念。
自从莫尔虚构了他的理想社会的故事之后，这一类的虚构就层出不穷，引人入胜。后来，乌托邦故事又启发了一些社会的改革者与建设者，他们以现有社会作为试验基地，依据自己的理想，提出某种理想社会的蓝图，然后制定计划，循此计划去改革或建成蓝图中的社会。这样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理想的计划，自然就被称为乌托邦。正式地说就是：
依据某个社会计划，改革或者建成某个理想社会，谓之乌托邦。
乌托邦首先指那个希望达成的理想社会，同时也指达成理想社会的计划与实现过程，两者无需严格区别。乌托邦的现实性，就是其中那个理想社会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可能性的大小亦即现实性的高下。有最大现实性者，乌托邦必定实现，习惯上人们将不再称之为乌托邦；有最小现实性者，乌托邦必不可能实现，最终不免成为纯粹的空想。其他乌托邦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其现实性愈高，就愈有理由被称之为现实的乌托邦。
罗斯福新政所要建成的理想社会，至少要实现如下目标：消除主要的危机症状，如破产、失业等等；让经济活动在宏观上得到适当控制；恢复经济的增长活力。欧洲福利社会的目标是：将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包括生老病死、基础教育、医疗保护、失业保护等等）定出最低标准，并纳入政府的管理；福利成本由个人、市场与政府分担；政府分担份额渐次增大，直至担其全额。亚洲四小龙的社会计划的目标各有不同，此处不赘。
罗斯福新政、欧洲福利社会、四小龙的社会计划等等，其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计划者的最初理想。在这种意义上，它们都可称之为“现实的乌托邦”。但在各个不同情况下，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程度就大有区别，因而其现实性也就各异。四小龙的社会计划主要侧重于近期建设目标，理想化成分最小，现实性最高，因而最少乌托邦色彩；或者说，是最现实的乌托邦。欧洲福利社会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改造计划，其众多的具体目标都不免高度理想化的成分，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完全实现，不能不引起持续不断的争执。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欧洲福利社会计划最少现实性，因而最可能被讥为乌托邦！至于罗斯福新政，则不妨认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不过，今天对于新政的关注已渐渐消逝于无形了。
尽管如此，尽管欧洲福利社会的完全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却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事业，是让历代先贤莫尔、欧文、圣西门、蒲鲁东、拉萨尔、俾斯麦、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等能够含笑九泉的伟大社会进步！仅是这一点，你就不致对“社会计划”取完全的否定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