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人物曾经猛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大多数凡人恐怕还是认同这一格言，而并不管它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观。只是，这种认同多半只是在原则上；至于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中，则往往恰恰相反：许多人就是热衷于让他人承受己所不欲，而自己则毫不犹豫地拒绝欲己所不欲！不过，这种心态也应当有“于己于人”之别。于己“欲己所不欲”，肯定超凡脱俗、世间罕见，此处不论。至于于人“欲己所不欲”，即主张“己所不欲施于人”，恐怕就是世间常态，只是人们多半没有明确意识到罢了。
欲普遍噤声
我们没有体验过“言论自由”，倒是时时在享受着它的反面：普遍噤声。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个国家进行过测试，例如公民投票之类，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赞同普遍噤声。如果在我们这里进行这种测试，那么我敢说，一定会有许多人——且不说是大多数人——就是赞同普遍噤声。对持这种意见的人，如果与之私下交谈，问及“不让你说话好吗”，我猜度他多半会表示不愿意。这就意味着，“噤声”并非他之所欲。只是，他却毫不犹豫地主张，将这种“己所不欲”施于他人！
这很吊诡吧？岂不是一种明显的悖论！世人何以会陷入这种悖论呢？其实，你只要对人间世情与心态细加观察并稍作思考，就会认识到，这种现象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荒谬，甚至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恰恰因为如此，才不能不让人忧虑。
在这件事上，大多数人在无意中使用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标准：于己，希望自己发表意见的机会不被阻塞；说得更简单点就是，希望自己有言论自由。谁都知道，那毕竟很痛快啊！于人，希望普遍噤声，让这个世界更清静些；尤其是，别人被噤声了，自己的声音岂不更加响亮！这种逻辑与心态，当然有点隐蔽，没有人愿意公开示人。如此看来，此中并没有什么荒谬之处。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免深感厌弃：其自私心理不免太丑陋了。
幸而，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较通达的人，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就算一个。在任上的赫鲁晓夫，当然不可能主张言论自由；如果那样他也当不了总书记。下台之后，他有更多的机会观察社会且反省自身，深感限制言论自由之荒谬，对他曾经亲手禁言的那些人颇有歉疚，尤其对于禁了《日瓦戈医生》一书后悔不已。赫鲁晓夫读了此书之后，承认并没有什么不好。当然这已经有点晚；但与那些至死都保持“花岗岩脑袋”的人，高出不知凡几！
欲特权横行
你喜欢特权还是平权？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喜欢平权，除非你就是一个享受特权者。不过，这只是原则上的选择，一旦接触具体问题，情况就复杂了。
当今世界，要举出一个无特权的社会多半没有希望。但特权多到如我们眼前所见，而且都那样丑陋恶劣，恐怕也是世上不多。
远在延安时代，王实味就公然批评当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招致杀身之祸。王实味也不想想，“平权”这种东西，毕竟是一种舶来品，不是想要就有的，有待一个漫长的生长过程。哪能真的认为，聚义厅中的梁山兄弟就该平等了？
今天一些人一谈到那个“人人平等”的火红年代，就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他就在谈某个天国，与这个世界无关。过来人所知道的却是：火红年代真正是上层的天堂，高工资且不说，特供面面俱到，花园洋楼，康生一家就占了39个房间，让后来的参观者大开眼界！
文革的拥趸更是念念不忘文革中的“普遍平等”。确实，绝大多数人都平等了，只是平等在同一贫困线上。但掌权者过得更有滋有味了。已经公之于世的林立果、王洪文的特权生活，你敢奢望吗？我不能不惊叹于世人的健忘，仿佛那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至于今天的特权，就不必说了，那都在每个人的眼皮底下。不过见多不怪，没有人当一回事，仿佛不这样这个世界就邪了！
今天，真正奇怪的倒不是特权本身，而是有一些人起劲地维护特权，尽管这些人很可能并不与特权沾边，本应是最反对特权的人。这些人的逻辑似乎是：我享受不到特权，被凉在一边，当然非己所愿。但怎么能够肯定，我就不会迟早进入那个特权者之行列呢？我现在不是在努力着吗？作为一种制度，我干嘛要去反对特权呢？至于他人去反特权、争取平权，那就不行了，这样岂不让早被普遍接受的贵贱分野一朝崩塌？
于是，社会上就有了“欲特权横行者”，你很奇怪吧？但换一个视角你就不奇怪了：如果有人反对废除层级制、反对男女平权、主张城乡二元制……，你说不定会认为都有道理。而这不就是：“欲己所不欲”吗？
欲限制人权
经常有熟人愤愤然告诉我：西方又在攻击我们的人权了！这个教授对于人权就是不以为然；持同样看法者还大有人在。
如果你在自己家里挨了家暴，邻居跑来批评施暴者，你会如何反应呢？你可能立即替施暴者辩护，断然拒绝邻居的批评：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不该你来干预！那个讨了没趣的邻居，当然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走开了事。
以上两件事看来非常不一样，但你不觉得，它们实际上服从同一逻辑吗？如果你认为其中之一有道理，而另一个却没道理，岂不很荒谬吗？
“人权”确实是一种舶来品，我们的先人没有这类想法。至于这种想法是否邪，就人言言殊了。我只想告诉你：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最主张人权，那么他就是许多人奉为老祖宗的马克思！马克思著作中用了多少篇幅来鼓吹人权，你自己看去。至于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离我们很近，读一遍毫无困难。不能理直气壮地肯定人权、尊重人权、维护人权，反而谴责提倡人权的人，实在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如果马克思仍然在世，听到他的一些门徒在反对人权，那么他一定会像1870年代一样，大声宣布：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反人权论者的逻辑或许是：我自己的人权当然是要的，剥夺人权乃我所不欲。但任何人都来争人权，那就不行了，那样岂不弄成一个乱糟糟的世界？即使是为了维护稳定，也不能不限制人权！我可以坚持不要“己所不欲”的违背人权，但反对大家都来批评这种“己所不欲”，尤其不能容忍异己者介入其中。
这种逻辑，岂不又是一种“欲己所不欲”吗？
欲为民作主
学者们都很聪明，在饭局上“莫谈国事”这条戒律无需任何人提醒，大家只谈“酒色财气”，倒也皆大欢喜。但有一次居然有人破了例，一位教授竟然大谈绝不能搞民主，特别谆谆告诫在座的年轻人，要谨防民主！我不免十分骇异：此人究竟曾在哪个“民主社会”中受尽苦难？他不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哪来这种“苦难经历”呢？
我深信，人在本性上是偏好独立、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的。这种本性或许源于人类历史的深处，即使原始人也不至于乐意被控制、被役使。人之服从“他人作主”，是文明演进之后对于本性的一种突破；这样，社会中就有了“为民作主”的人，也就是官员；乃至“当官不为民作主”成了官员自责的理由。
但人类文明史终于展示出“人性复归”的倾向，从“他人作主”复归于“自己作主”，而这恰恰意味着民主的复兴。现代史上民主的普遍流行，绝非偶然现象，恰恰是人性回归的时代潮流；视为“洪水猛兽”或者“邪路”，既是偏见，更是无知。
那么，为什么一些看来知书达理的人，会起劲地反对民主呢？
逻辑上很显然，不爱民主，就只有喜欢专制、喜欢他人代你作主了。但如前所述，人在本性上不欲专制。但为什么会主张社会——也就是他人——接受专制呢？此中的理由当然人各不同。有人可能就是喜欢自己对他人行使专制；也可能认为专制能使社会稳定、秩序井然。这样，就会有人主张他人接受自己并不真正喜欢的专制。
这还不是要他人“欲己所不欲”！这奇怪吗？
欲血染疆场
当下时局紧张，正是各路英雄大发豪气的时候。不过，就是“豪气”也有真假之分：自己去冲锋陷阵当英雄，那是真豪气；蜷缩在后面，只是要别人冲上前去，那就是假豪气了。我敢肯定，今天那些豪气万丈的战狼，多半是以假豪气赚点吆喝罢了。
和与战从来都是天下大事，涉及无数人的生死祸福，岂可轻言？现在的战狼们哪管这些，只管将最厉害的话掷出去，只要赚到喝彩就行，这样甚至还能进款多多，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要是真的打起仗来，反正冒死犯难的人有的是，也轮不到自己去真刀真枪。
这种局面，恰恰是中国社会的悲剧，这种悲剧已经上演几千年了。在历史上，有两个词流行了几千年：主战与主和。这些词用到现代之后，被文人们修饰得更醒目了：爱国与投降，或者爱国者与汉奸，后者岂止遭举世唾骂，还要遗臭万年呢。
无论这类争执如何激烈，现实却十分明显而且无情：战争非同儿戏，那是需要流血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让千百万人丧生，乃至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不过是弹指间事。就不说两次世界大战了，仅仅回顾一下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俄乌战争，你就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了，那可不是电脑游戏啊！
但战狼们就是不管这些，只是一股劲地煽动战争狂热，仿佛他们明天就将去血染疆场！可别信这些人的豪言壮语，他们十分清楚，一旦开战，真正血染疆场者一定另有他人，轮不到他们头上。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躲在最安全的地方，悠闲地收获着爱国者的美誉，美滋滋地看着他人去赴汤蹈火。这种指望他人“欲己所不欲”的把戏，见得太多了，就不能再激起人们的兴趣，就不去评论了。
于己于人
上面涉及的事例不一，而所循的逻辑却有高度的一致性，这就值得作点更进一步的概括。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与结论当然千差万别，但都逃不了“于己于人”这样一个分野。这就进入了一种两分法的分类，这种两分法有助于人们理清思路。
我不知道，人是否是唯一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但可以肯定人的自我意识常常具有支配作用。唯其如此，在于己于人之际才有分明的划分；“于己”之优先于“于人”，必是人类通则无疑。此外，也逃不了另一通则：趋利避害，这是人类争得生存的不二法门。
在于己方面的趋利避害，导向如下结果：在一般情况下，人不可能选择己所不欲；如果接受己所不欲，那么，要么是利他意识在起作用，要么是这样足以避害。这两种情况都不算通例。因此结论只能是：
从于己的角度考虑，“欲己所不欲”不可能是普遍的选择。
从于人的角度考虑，情况就有所不同。让他人接受我的己所不欲，不一定违背趋利避害的原则，但也需要分别不同的情况。最值得关注的情况是：己所不欲的东西对大众有显著的危害。将其加之于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他人，既不道德也非人情之常。至于是否会被同情心所排斥，则决定于社会的文明水平。一般说来，人们通常不致主动诱使他人“欲己所不欲”，但一般也不会努力去阻止他人在误判中“欲己所不欲”。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欲己所不欲”者达到可观的规模，乃至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而这就是社会灾难的开始。
不妨取“噤声”为例来作说明。不消说，在任何时候“噤声”都是一种大害。任何有健全思维的个人，都不可能情愿选择“噤声”。那么，目睹他人被“噤声”之后反应如何呢？要旁观者具有同情心并表现出某种义愤，并不是很现实的事情，那有赖于较高等级的文明水平，并非我们的社会所能期待。更多的人会不期然地陷入一种误判，似乎“噤声”是一种可以接受甚至是不错的状态。当具有此类想法的人达到相当规模之后，“噤声”就成了一种既成的局面。这种局面纵然不是我之所欲，却不能不说是许多人无意识地“欲己所不欲”的结果。这当然很坏，但劫数难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