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无非是老百姓的麇集之地，平凡之至，低贱之至，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大人物不屑一顾的地方。如果某个贵人不幸到了民间，一定会被说成是“沦落民间”，就如同上界天仙被谪凡间一样，注定受苦受难无疑了。但在近代，民间突然火了起来，成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发源地，贵人们也不免赞赏起民间来。在19世纪的俄罗斯，有抱负的改革者都将希望寄托于民间，以致流行起一个口号：到民间去！中国领袖固然无意接回他那流落民间的儿子，但还是将喝过洋水的大儿子送到民间去“锻炼”，仿佛民间也成了镀金之地。至于是否催生出“民间第一”，却尚待学者们的细细考察。
民间何在？
要认知民间一词，最好同时端出其对立面：官方。“民间”的最直接、或许也是最简单的表达，就是“非官方”，这意味着官方之外的一切。但这种解说仅仅是一种字面理解，并不直接展示“民间”的内涵，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要真正认识民间，至少需要回答如下问题：民间在何处？哪些人生活在民间？民间对于社会、民族与国家起什么作用？民间能做成或做不成什么事情？这些都不很简单吧。现在，你才有了一点感觉：民间的学问大矣哉！而且，此刻你才认识到：民间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现实，不能仅仅靠读书去了解，而需要深入去观察体验。
但如果你过于天真，真有心干这件事，就会发现自己生不逢时，今天并没有这样的环境、氛围与激励机制，那是一件适合一百年前的有志青年干的事情。尽管如此，今天还是有一些呆瓜想效法前贤，真的到民间去。其中就有到偏僻乡村去调研考察的法学家于建嵘，到基层去研究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的北大博士许志永，写《中国农民调查》的陈桂棣，亲身卧底调查性工作者现状的叶小燕……。只是，这些人的遭遇与处境并不令人羡慕，根本不能与当年的民间教育家与民间改革家晏阳初、梁漱溟同日而语。官方的逻辑十分简单：
民间并非可自由涉足之地，不该你管的事情就别插手！
官方与民间固然是一对，但它们可不是平起平坐、亲密无间的一对。中国当下的问题恰恰是：官方太强势了，它几乎笼罩了一切，生活于其下的民间，就几乎被完全遮蔽，变得无足轻重，以致可以被忽略了。在这个本应高度文明的21世纪，这真是天大的奇事！偌大一个民间，怎么能够被忽略呢？就是当代最伟大的魔术师，也不可能用什么法术将民间遮蔽掉啊。
但民间就是被实实在在地隐藏掉了！如若不信，你不妨去搜索一下，看看民间是否做成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民间办成了一张报纸吗？民间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组织吗？民间办出了一所真正独立自主的学校吗？民间有一家银行与国有银行同台竞技吗？民间提出过一条治国之策吗……。如果这些竟然一条也未曾有过，就不要将民间端出台面了。而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中，“民间”二字出现之少，不容置辩；回响于耳的几乎永远是政府、国家、领导、公家、国有……。民间被谁吃掉了呢？
民间已经被吃掉，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尽人皆知的现实；或许，正因为这一事实太明显、太普通了，反而被人们忽略，乃至难以置信了。因此，人们面对的就是：既没有人郑重提到民间，也没有人突兀地说到“不该忽略民间”。在许多人看来，这类事情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成了问题：或许本文根本就不值得写了。
事情毕竟有点转机，人们终究发现：民间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不足挂齿；即使在高度遮蔽的情况下，民间还是做成了许多事情。这正是我们下面要看个究竟的。
财富的故事
要彰显民间的作用，财富的创造或许是一个最佳切入点。无论你信与不信，反正我就是相信，天下第一要紧的东西就是财富！那么，民间创造了财富吗？岂止是创造了，财富主要就源于民间；这一点今天已经显现，今后将愈来愈明显。
仅仅在若干年前，你不会相信这是事实。在人民公社时代，粮食来自公社，消费品来自国营企业，资金来自国家……，民间似乎一无所有。但今天这是老故事了。不要说，民间做不来航天飞机！不错，中国眼前还没有马斯克；但是，人们更关心的是衣食住行。
今天，你不必特别细心就能看出，你从超市搬回家的那些东西，有几件不是中小企业或者农户生产的？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它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财富，当然是民间创造的财富！不必去搬弄统计数字，官方与学者就只喜欢这个；老百姓多半只在意：他们日常需要的东西，超市中几乎应有尽有。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的那种记忆，早已消失；实际上，我们离短缺时代不过是一步之遥。至于谁从地下召唤出什么神力，促使民间创造出如此巨量的财富，这种问题自然有学者们去研究，老百姓实际上并不关心。
然而，仍然有异议之声：真正的财富还是真金白银！民间既不提供一两银子，也不发行一张票子，官方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这看来是一个谜题。但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答案其实很简单，真正的财富不是银子，而是你日常所见的蔬菜、水果、手纸……；钱不过是财富的符号而已。尽管如此，老百姓中的冥顽不灵者仍然坚持：他就是要更光鲜的银子；而由此就要更亮堂的握有大量银子的银行。
老百姓能拥有银行吗？你一介草民也配？但就有顽固的草民坚持认为，自己怎么就不能开银行？就是几百年前，山西那些头脑活络的老百姓所拥有的钱庄，不正是地道的民间银行吗？难道经历几百年进步之后的中国百姓，今天反而管不好一家银行了？不能堂堂正正地经营银行的民间，就只有仿效其前辈，遮遮掩掩地去经营地下钱庄，以致在现代中国财富史上，制造出无数有点黑暗的故事。
改革年代，民间财富以其空前活力壮大。由民间财富过渡到“民间资本”，似乎是绕不过的铁的逻辑。但一旦讨伐资本之声鹊起，马云都成了缩头乌龟，民间是否还是财富的源泉，就又成了问题。
教育的故事
民间出财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教育呢？那不理所当然地被政府管着吗？“天地君亲师”嘛，君师一体岂不天然合理！
其实，古代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自从孔夫子时代直至近代，教育基本上是一项民间事业。孔夫子本人，就是最大的民间教育家，可以说是民间教育之祖，实际上也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古代所谓教育，主要就是民间教育。至于摒弃孔夫子的秦始皇，坚持以吏为师，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插曲罢了。
可见，就教育而言，“民间第一”并非虚言。
只是，教育的故事并非就这样终结；它的续篇就是官办教育，更好听点就是公办教育。王朝时代的太学、国子监，无疑是公办大学之祖。而公办教育的真正繁荣，则是“西学东来”的结果。民国年代，无论大中小学都远远谈不上普及，但在学制与教学内容上，都已实现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在1949年之后，这一切如何了呢？毛在文革中的许多名言今天已成天方夜谭，但至少有一句并不算离谱：17年来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如果不算政治教育，中国确实大体上沿袭了西式学校；否则，中国的赴美留学生，绝对不可能读下去。
今日东西方教育的真正差别在于：
中国教育完全不具有西方教育的那种民间性。
此处所说的民间性包含两重含义。
其一是外在的：西方的民办或私立学校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最好的中小学也是私立的。中国则恰好相反，在改革开放之前根本没有私立学校；近年来兴起的少数民办学校，无论教学内容或学校管理都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而最近鼓吹的“民办学校国有化”，大概是势在必行了。
其二是内在的：民间性意味着有充分的自主办学权利。在西方，即使是公立学校，政府也不可能随意干预学校的内部管理；所谓公立，不过是政府出资，以及管控若干法定的原则而已。由全体教师组成的教师共同体，才是教育的真正主宰；而教师共同体不过是一个民间群体，并不进入政府体制。与此相反，中国学校（包括民办学校）根本谈不上什么自主办学。
由此看来，就教育而言，还远不是谈“民间第一”的时候。
文化的故事
在中国，由文化部管理文化事业，是民国之后才有的事。至于古代，哪些东西属于文化事业，都无明确概念，自然就谈不上什么明确的文化管理、文化建设等等。除了在“礼部”职责之内的事务（例如举办庆典活动）之外，文化活动似乎理所当然地属于民间。古代官府或许并不十分文明，更不自我标榜为“公仆”。但实际上表现得比现代政府更谦卑，并没有狂妄到自认有能力垄断全部文化。声称政府官员有资格指导民众写诗、作画、唱歌、演戏，完全是现代乌托邦体制下的一种狂想。
政府一家垄断文化权力，在极左年代达到巅峰。在8个样板戏喂养下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其文化内涵与人文色调单薄到什么程度，任何细心观察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
今天在回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解放时，人们主要想到生产力的解放、自主创业的解放、在择业择偶择居等等方面的解放，而多半忽略了文化生活上的解放。其实，正是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文化具有了某种民间性，不再仅仅是从属于施政目标的某种政府事务。
类似于教育，文化的民间性亦包含两重含义。
外在的方面：至少有一部分文化事业、文化品类、文化项目的开创、主办、经营，从政府之手转移到民间。愈来愈多的文化人士不再吃“官饭”，对这件事的个人感受如何，可能人各不同；但作为一种社会变革，则绝对符合世界潮流。
内在的方面：文化的思考、创作、文化教育的重心，真正在向民间转移。文化不再是一个可以由官员们来规划、裁定的粗糙花瓶，而是独立文化人深思熟虑之后的精雕细刻。
如果要给文化的民间性确立一项指标，最好的选择或许是：在经营、收入等等方面完全独立的文化人的数量比率。目前这个指标也许还不够高，但从极左年代的零增长到今天的水平，人们没有理由不额手称庆。然而在今天，你却分明地看到了：郭德纲、周立波、赵薇之流突然倒运，还能乐见此指标继续增长吗？
民间第一
涉及民间性的当然不只是财富、教育、文化而已；就是体育、娱乐、慈善、医疗、宗教、环保、治安等等，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官方与民间分割或者共享的对象，因而同样存在民间性的问题。官方与民间各占比例的多寡，在不同的领域当然各有不同；但人们不能不指望，民间性将不可遏止地增长！今天的认知就是：
民间性的高下，是量度文明水平的重要尺度。
其所以如此，主要的理由如下：
功利标准——民营事业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在经济领域今天已有定论，无须争辩。就是在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民营的效率也在逐渐得到证明。在欧美甚至有将监狱、邮政民营化这种极端例子。指望这种事情也出现于中国，或许想象力太超前了。
自由标准——民间性的普遍增长，必然使个人在多个方面获得解放，获得更多方面的自由；历代思想家——其中特别包括马克思——理想中的那种“自由人”，或许有望真正成为现实。那么，未来的世界是否将是马克思所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呢？
正义标准——民间性是“主权在民”这一普世原则的最实在的体现。在公开宣言中，历代统治者没有不爱民、唯民是从的，但同时紧握手中的权力，收紧对社会的管治。随民间性增长而来的，必然是民权的扩张，这当然是所有正义之中最大的正义！
如果至少从如上诸项标准看来，民间性都收到了可观效果，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民间是力量、道义、创造性之所在，是人类生命力的真正源泉，是世界的希望之光！如果人们真正确信这一点，那么就不能不迸发出一声直冲霄汉的呼喊：
民间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