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枭雄辈出，安天下的雄韬伟略多不胜数，其中卓然绝世者，其唯某某某加秦始皇乎！如所周知，这一安天下术之灵魂，谓阶级斗争。此种要诀，前人固然闻所未闻，但实际上早就用之有日，只是未达现代表达罢了。与古人谈阶级斗争，初听之下似乎匪夷所思；但征之于史实，却屡验不爽。此中奥妙，岂不有趣万分！
阶级斗争
海峡两岸分离日久，我常常不免耽心：两岸在语言上的差异，或许会逐渐大到难以交流！例如，同样“阶级”二字，两岸的意思竟然完全不同：在台湾问“你什么阶级？”意指问对方的军阶、官阶或者学衔；在大陆问“你什么阶级？”就颇有一点恐怖了，这意味着问你的家庭出身如何，然后决定你是敌还是友；你们之间的亲疏远近，就全在你家庭出身的贵贱荣辱了，岂不恐怖之至？
阶级一词的后一种用法，其实并非全新，在稍不同的说法下古已有之。例如，古代说到“想必令尊贵为圣眷？”、“阁下贵为世家苗裔？”等等，岂不就是在意对方的出身阶级，只是古人未用阶级一词罢了。可见，重“阶级路线”，实在由来有自，本是我们的国粹，就是随意非议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不过，将阶级路线运用到文革中那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就不是祖上敢望其项背的了。现代中国人，毕竟有前无古人的创意在，岂肯仅仅守住古人之窠臼？
如果阶级的讲究仅仅在社交的揖让之间，纵然俗套，但也无伤大雅。问题是，在极左年代，阶级的讲究恰恰关乎军国大事。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说来就是：阶级路线是基本国策，是事涉国运的各项工作的灵魂！领袖的名言就是：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熟悉儒家话语体系的国人，岂能不知，在中国人心头压了数千年的那个“纲”字，其分量有多重！领袖毕竟是现代中国政要中，阅读线装书最多的人，岂能不抓住国粹的要领！“抓钢治国”的要领与谋略，自然就达于极致了。
领袖是这样独一无二的谋略家：他不掸以最直白的语言将自己的核心谋略宣示天下，从不耽心在对手与臣民面前泄露天机，等于正告天下人：我的底全在这里了，依违取舍，你们就自己掂量着吧！普天之下，你到哪里去找比这更披肝沥胆的领袖？领袖早已明言：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实际上，几十年的治国方略，已经全在这八个字中了。那些没听进去，或者听清了却不在意的人，该怨谁去？我一直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的诀窍，其实已全在上述八字之中。中国文人的一个通病就是，总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悟到了伟人之言的莫测高深，不惮以己之心妄度圣意，以洋洋千百言去诠释经典，殊不知圣人之意，其实就在其直白的原话中，哪有文人们想当然地引申的那些“微言大义”？
在领袖的诸多教导中，还能有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更直白的话语吗？这句大白话无非是说，军国大事，千头万绪，你只要抓住阶级斗争，就一通百通了！何以见得？一抓阶级斗争，就不免有人要作为阶级敌人挨整，谁能不怕？岂不所有人都乖乖就范；而权力者岂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岂不心想事成，岂不万事如意，岂不一切皆灵！倘还不相信“一抓就灵”，那就真是冥顽不灵了。
其所以一抓就灵，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恰好符合了“趋利避害”这一根本人性。对于任何人来说，成为千夫所指的“阶级敌人”，岂不是最大的危害，焉得不怕，焉得不尽力规避之？倘能被权力认可、接纳，站在权力一边与阶级敌人对阵，至少能有某种安全，甚或还可能被论功行赏，岂不利莫大焉，何乐而不为，岂不趋之若鹜！这种效应灵与不灵，明如白昼，还有谁不明白吗？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领袖的高明处，就在于他抓住了人性的根本！再无疑义的是：
作为工具与谋略，阶级斗争完全合符人性！
那么，它也合符人道吗？人性岂能违背人道？不过是一字之差罢了。不幸的是，人性却未必总是一副和善面孔，它不免有善恶之分。那么，长于趋利避害的那种人性，是否有行恶之时呢？躲避阶级斗争的险风恶浪，是否尽为善行呢？凡体验过阶级斗争的人，想必都会有真切的体会，就不必饶舌了。如果一定要我一言以蔽之，那就是：
要锻炼人性之恶，再没有比阶级斗争更好的炼狱了！
斗谁？
人们进入炼狱中，当然不是为了去锻造人性之恶。从事阶级斗争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多半是出于不得已。当年在庐山，曾经的老战友、老上级彭德怀，转瞬间成了阶级敌人，在场的大多数人岂能不心犯嘀咕？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领袖一言九鼎，已经选择彭德怀为阶级敌人，而且注定成为所有人的斗争对象了。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选择斗谁呢？
在许多人看来，这件事该由马克思来决定。
问题是，恰恰不能诉诸马克思！当然，谁都知道，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中国，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其一，马克思多次声称，他的理论意在改变制度，而不在追究个人责任，更不在于“七斗八斗”人为划定的阶级敌人！否则，他也无法与资本家朋友恩格斯合作了。其二，马克思所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几乎微不足道，在文革时期更加如此。马克思倘居那时之中国，他或许真不知到哪里去斗资产阶级！
既然不能听马克思，就只能听现实权力了。其实，当代人都很聪明，根本不需要请教马克思，就知道该听谁来决定斗争对象。领袖从来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因此，任何单位都不乏斗争对象；具体是谁，则由该地的最高权力说了算。1959年的安徽，副省长张启帆权力也不算小了，但比起省委书记曾希圣来略小一点。于是，曾希圣就有权力决定张启帆为阶级敌人并组织斗争他。类似的权力游戏，发生在山东省的书记舒同与省长赵建民之间。同样的逻辑应用到领袖与刘少奇之间时，灾难的规模与深度就非同小可，以致整个国家都扛不住了，甚至到了“崩溃的边沿”！选择阶级斗争对象这件事，就没有人敢视为儿戏了。
话虽如此，阶级斗争斗谁的问题，却仍然没有答案。或许主要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解决此类问题的章法。需要什么“章法”的想法，在中国人看来，未免太超越了点，一时还进不了人们的思维。现在人们知道，所谓章法，无非就是规则或者法律，那只是一个法治社会才习惯的东西。领袖从来就不迷信什么法律，更不在意什么宪法，那都是洋人们用来吓唬东方人的！刘少奇就直言：我们不需要什么法律，还是文件与领导人的指示、讲话管用！既然如此，当红卫兵依据文革领导人的“指示、讲话”来批斗他这个国家元首之际，他竟然想起了宪法，就只能令人哑然失笑！
可见，“谁是阶级敌人”这件事，求助于法律是没用的。不过法律管不了的事情，权力却知道该如何管——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就是面对红卫兵手足无措的刘少奇，一生中（直接或假手他人）划定的阶级敌人何止千万？可见，天下最容易且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划定阶级敌人！为难的或许只是：如何将实际的做法，归纳为多少规范化的文字，用以传诸后人。下面就是一种可行的表述：手握权力的人备一个大口袋，将所有你认定有害、或仅仅是看不惯、不顺眼、碍着你的所有人都装进去，然后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就完事啦。
不是这样吗？那么你就去问一问有幸经历过阶级斗争的人吧。
何处觅敌？
有了口袋之后，大多数权力者就知道该如何斗阶级敌人了。天下事，需要学习修炼者多多，但唯独阶级斗争这种事可以无师自通，通常凭本能就够了。但永远会有一些呆鸟仍然不知道何处觅敌。例如，曾任新华社社长的曾彦修，算是一个大才子，不幸读书太多变呆了，1957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挑出手下人划为右派，最后居然将自己算一个报上去交差！谁知顶头上司是特有眼力的人，他寻思：连右派都不敢划的人，哪还有坚定立场可言？这不算右派算什么！曾彦修的名字就这样真正被圈进了右派！
有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之后，有司就不能不想到，对普天之下那些有心擒敌却无处下手的笨人，总该有所导引。于是，就有了如下种种举措。
制定标准——早在1956年，领袖就亲手制定了6条标准，用来判别毒草与香花。于是，凡是符合其中6条毒草标准者，就是制造毒草之敌人，不妨喝令拿下！此6条在1956年即派上大用，文革中更屡建奇功。只是仍嫌不够细密，不能不加以改进。于是就在文革初推出了“公安六条”，它就具体多了。例如，其中干脆规定：“凡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人”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抓起人来岂不方便！今天，更与时俱进，标准都数字化了：在网络上转发违规信息几百条以上者该定什么罪，都清清楚楚，不差分毫。凡此种种标准，终于使得将谁装入口袋这种事，变得简单易行。
发布指南——标准太具体，固然有准确便用的好处，却不免失之过专，常常挂一漏万，让那些不能对号入座的人有可逃之机。这就需要一种更具灵活性的条例，给觅敌者以更有效的指导。这类指南的重点不在某种人，而是某类人或者某群人。例如，特别点明调查记者、维权律师、网络大V、独立作家、社会组织活动分子等等，都是需要特加关注的高危人群。在这些人群内撒网，虽然未必能一网打尽，但一般总是所获多多。
再设口袋——“阶级敌人”这种口袋，虽然居功至伟，但毕竟有点大而无当，况且越来越不合时宜；换成“敌对势力”也好不了多少。聪明人就想出了一些较小也更合用的口袋，例如“寻衅滋事”、“扰乱治安”、“非法经营”、“妄议中央”之类，很快就风行天下，竟然成了对付敌对势力的利器。天下“利器”多矣，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员恰恰是世界上最能触类旁通的能吏。80多岁的四川作家铁流，因公开批评中宣部长刘云山获罪，装的口袋却是“非法经营”！一群年轻人因要求高官公布财产而获罪，定的罪名竟是“寻衅滋事”！这种灵活运用之要领，书呆子们就无法掌握了。
灵与不灵
不妨再回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自从古圣人提出“治国平天下”这种宏图伟业以来，无数人就在追寻某种治国宝典，借以治国安天下。无论是唐太宗的《政要》，还是司马光的《通鑑》，都未必算得上宝典。我相信唯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才是真正的宝典，足以永久地安天下！至于天下未至于安，古代盛世亦未再至，就是等而下之的太平景象都难得一见，那都不是宝典的错。最有力的辩护有二：其一是，后继者未能真正领会领袖思想，更谈不上切实实行之；其二是，世道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再好的宝典今天也难以照行不误。我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从根本上说，今天完全没有违背宝典精神，至多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变通罢了。至于效果不彰，乃时势使然也。
只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却未激发什么社会活力，也未实现什么良治，仅仅达到了“万马齐喑”的稳定而已。不妨直说，这种稳定，不要也罢。
更有甚者，文革后期的那种稳定，实际上就是金家王朝式的稳定，那是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之上的稳定。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短时间之后就天翻地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呢？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个“一抓就灵”究竟灵与不灵？我的回答是：当然灵！无论在历史上与今天都灵。试想，在高压之下，人人恐惧，一时鸦雀无声，何至不灵？但正是这种灵，压制了社会生命力，掩盖了问题，延缓了必不可少的变革，阻滞了社会的进步。这些，还不过是次要的危害；更主要的危害是：阶级斗争彻底分裂了社会，使本来应和谐相处的炎黄子孙，陷入无止境的殊死搏斗，社会充满了互相仇恨的戾气，推崇仁义的古朴之风荡然无存。今天的社会，恰似浩劫之后的精神废墟，让期待中的复兴几如烟云！
这种灵，还不如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