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光荣吗？人们只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光荣革命，即英国的1688年革命。要将辛亥革命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似乎超出了大多数国人的想象力。但现在我要说的正是：辛亥革命恰恰就是一次光荣革命！光荣何在？就在于它的和平、务实，如同英国1688年革命一样，近乎一次和平革命。
流血太少？
革命流的血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这实在是一个残酷的问题！无论流血多少，说起来都于心何忍？不过，从历史学家冷眼旁观的角度看来，分析一下流血的利弊也无妨。流血太多，且不说给当时留下许多孤儿寡母，就是后来的负面后果也是日久难消。至于流血太少呢？就不免少了一些“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你能看到几处辛亥烈士纪念地？只是，这究竟是因为辛亥流血太少，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或许不说自明。
就历史事实而言，辛亥革命确实流血不多。主要的战事发生在武昌与南京，这两地肯定流下了许多辛亥志士的鲜血；烈士们的遗骨埋于何处、魂灵供奉于何处，有谁知道？更有谁关心烈士的多与少？
革命从来都是暴烈的行动，岂有不流血之理？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大概是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用“血流成河”来形容都不为过，但也是就整个革命过程而言；若仅论“攻克巴士底狱”与“攻克冬宫”，也未必比辛亥“攻克武昌”流血多。尽管“攻克冬宫”的经典画面早已定格于革命崇拜者的心中，近年来俄罗斯历史学家却提供了另一种真实的历史场景：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在冬宫附近几乎没有发生战事，因为信仰非暴力而又赢了选战的俄国临时政府，竟然没有武装，压根儿就没打算抵抗！
比照外国革命的这些情况，就容易理解辛亥革命的流血不多了。最主要的是，真正发生战事的时间甚短，革命中心地点武昌、南京的战事前后不超过两个月，其间也是打打停停，并非每天都在流血。与法国的1793年、俄国的1918年比起来，说1911年的中国是“和平革命”，大概也不算太离谱。为什么辛亥革命流血如此之少？这在当时与今天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主要的理由是：
A． 各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事的意愿与准备。孙中山阵营的革命者几乎是仓促起事，根本没有严密的组织指挥机构，孙中山本人还远在欧美筹款未归，负责军事的黄兴还在赶往武昌的途中。清廷完全仰仗袁世凯，而老奸巨猾的袁心中在盘算着什么，明眼人无不清楚，他岂肯在武昌城头拼掉自己的老本钱？各路诸侯更知道大清气数已尽，谁愿再为它出力？谁肯组织什么“勤王之师”？就是满族亲贵，也多半各自逃命去了。革命军遇到的抵抗之少，恐怕出于所有人的意外。这样，大仗是肯定打不起来了；余下的就是一些“象征性战争”，仿佛是为了安慰满清先祖之灵而不得不打的。
B． 南北议和谈判进展快速。真正浇灭革命之火的，还是刀枪后面的和谈。与战争相反，双方和谈的意愿都很实在而且强烈。北方主导和谈的是袁世凯，他是当时最大的实力派，无论和战的主动权都操于他手。但他肯定更愿意“不战而屈人之兵”，拱手而得天下。孙中山方面既无军事实力更缺经费，哪里能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完成和谈的唯一障碍，就余下革命果实如何分配。既然孙中山愿意礼让，就再无问题了。此时的清廷——曾经的庞然大物——根本算不上一个砝码，它只要一个能放心的安身之所罢了。
这样，革命就无疾而终。谈不上皆大欢喜，只能算各方都能接受罢了。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孙中山奔走数十年的共和，总算落地，岂不普天同庆！只要“共和”后来的日子稍好一点，说辛亥是“光荣革命”就真正实至名归了！
即使辛亥真的算得上光荣革命，它的光荣袍上的污迹也不少。特别要指出，除了武昌南京这些被全世界关注的地方之外，全国各地流的血真还不少。须知，大清是一只烂透了的苹果，一旦掉下，有多少人会冲上去抢点余慧！这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智慧就派上用场了，哪个草莽英雄肯错过机会？就是乌龟王八蛋也纷纷登场：散兵游勇、草寇游侠、会党徒众，各显神通，哪能不流血？
如果所有这些乱象，最终全被强人袁世凯收拾；如果国家重归一统，社会秩序得以恢复；那么无论专制还是共和，国家民族还能重新上路。但袁世凯却不争气，局面就更惨了。
妥协太多？
“妥协”二字，能有几个国人识得？国人的血液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妥协”的基因，哪能下出“英国《大宪章》”那种蛋来？尽管如此，辛亥之年还是吉星高照，居然达成了大妥协，居然让一场争天下的大戏平安落地，实在是四亿子民洪福齐天啊。
但妥协毕竟不是我们的传统。果不其然，许多人很快就后悔“妥协太多了”，这种声音至今不断，甚至上了教科书！
究竟谁嫌妥协太多呢？
满清宗室不可能反对妥协，它已经没有本钱了。袁世凯不可能反对妥协，他几乎没付多大代价就成了最大赢家，更有何图？在各地咨议局中占了不少地盘的立宪党人，本来就只有吃妥协饭的本钱，当然不可能反对妥协。
正在争抢地盘的各路英雄未必想妥协，他们在功亏一篑之际岂肯罢兵？但他们的势力毕竟远不如袁世凯，也不敢真的不听号令。激情满怀鼓吹革命的文人肯定不喜欢妥协，但当时这种人尚少，还唱不起什么革命高调；要慷慨著文，谴责“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断送了辛亥革命”，还要等到戚本禹、姚文元之类的文人出世。
在1912年的时候，真正不满意于妥协的，大概就只有孙中山及其最亲密的追随者了。孙中山确实不愧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呕心沥血，最终弄出辛亥年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结果，确实心有不甘，这在谁看来都是情理中的事。天时乎？人事乎？就只能见仁见智了。不管怎么说，孙中山毕竟爽快地让出了“大总统”的交椅，这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还是头一回吧。如果袁世凯真算一个人物，能够接受共和理念，顺应时代潮流，忠心守护辛亥成果，不玩后来那套帝制把戏，岂不是华夏之大幸；孙中山的礼让岂不将成为后世传颂的千秋佳话！孙中山的高风亮节岂不会成为永恒的榜样？就是比之于华盛顿，也不逊色啊。
可惜，这一切只是“如果”而已。毁了一件大好事的当然主要是袁世凯，他的德性、见地、气度、境界，都使他演不好当时这种大角色，他就是一个地道的枭雄，不能不复归其本来面目。
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以赫赫武功扫荡天下为第一伟业、以“枪杆子里出政权”为第一真理、以孙子兵法为最高智慧的民族，哪来什么妥协的理念与习惯！辛亥之年居然凭借妥协一举成就了共和这一千秋伟业，岂不是华夏的第一幸事。不能不说，妥协正是辛亥之荣的最大要素；没有了妥协，就没有辛亥的光荣！但后来的悲剧终究毁掉了辛亥之果，也就断送了辛亥之荣，岂不悲乎！那些至今还在批评辛亥之妥协的无知文人，就更不足与谈了。
共和毁了？
辛亥的光荣功亏一篑，是劫数难逃吗？是命中注定吗？我知道，有一些深奥的思想家早就为我们准备了现成的话语，用无往不胜的“必然性”理论解释辛亥以来的一切。生当伟大思想家的时代，我辈岂能不服膺于“必然性”逻辑！
然而我并不认为就该这样。我从不认为宇宙间有什么“铁定必然性”，能够接受“豆腐般的必然性”已属不错了！如果袁世凯的某一根神经阻止了他的帝制狂想；如果某个列强的影响力致使袁世凯放弃帝制计划；如果袁的一些强势部下联合制止了袁的愚行；如果袁不恰恰死在他最不该死的时候……所有这些设想都未必是小概率事件，汇总起来，袁氏保存民国就更不是小概率事件！既然如此，还能说辛亥之后共和必毁吗？
然而事实却是：共和毁了，因而妥协之功毁了，辛亥之荣更毁了！
这一毁非同小可，其后果可是整个华夏多少年的不幸啊。
就不去仔细追踪那无穷之害了，不妨就从无穷之中取出那么一点点，以观其一斑吧。
就说共和之后的人们如何理解共和。共和高大上吗？那当然，来自万里之外的舶来品还能不高大上！只是，辛亥年间的人憨厚、认死理，他们就认了国家应属国民共有，即使屁民也有言事的权利；就是衙门里的人也认了这种权利。于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从未见过的奇迹：竟然一时间有了言论自由！就是头无一片乌纱的人，竟也敢在报纸上公然批评达官贵人！而官员们即使恨得牙痒痒也无可奈何。一句“共和啦”似乎有了神力，竟然将权力唬住了！
后来终于有人提醒：别太当真了！共和怎么啦？人家袁世凯还不照样认老规矩，就是那个《约法》，还不是说毁就毁了！就是这一声提醒，才使得大大小小的达官贵人悟过来：原来共和也不过如此！
后来的故事就大家都知道了：什么言论自由见鬼去吧！凡是对我出言不逊者，格杀勿论！辛亥之前一切都好好的，为什么一旦我上位了，就得改换规矩？去去！都给我毙了！
从那时至今，你可还看到哪个獃子叨念什么言论自由？岂止言论自由，辛亥年间一时痛快实行了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革新，许多也失踪影。等到人们明白过来：总不该尽毁辛亥成果啊！为时已晚了。
毕竟有荣焉
什么辛亥、辛丑的，今天的年青人最不爱这个！怎么说已是百多年前的老古董了。其实，不是人们偏爱老古董，而是老古董要死缠着现代人，让现代人不得舒展啊。就说辛亥年间强行剪去辫子，今天还不是有不少人辫子留得好好的？当然，那只是精神上的辫子。辛亥前谁不认皇帝定于一尊！今天“以一尊为耻”了吗？
数落辛亥容易，记着辛亥就有点难。其实，人们还是从辛亥受惠至今，主要是那些最可贵的理念恰恰来自辛亥，岂不正是辛亥之荣？
社稷为重——此处用了“社稷”这个古词，不要以为它是什么封建糟粕。社稷，即国家也，但应理解为“共和”之国家，而非一家一族的国家——这是国人在辛亥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国人能理解及此，就不必担心国人不能理解任何新知识新思想了。辛亥之后谁将一己之利置于社稷之上？是策划内战者、鼓吹帝制者、呈威虐民者，共和国人焉能不知？倘不知，反袁护国之役，岂能一呼百应？
民贵君轻——这又是一句古语，它就是孟夫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此话的孟夫子虽然是孔门之徒，但比孔夫子更高明。孔夫子可不会出此言，他岂肯得罪天下君王？只是孟夫子确实说早了一点，乃至其后两千余年都无人响应，而且惹得朱元璋废了他的亚圣牌位！直到共和出来，众人才知道：共和这个道理，孟子早说过了！中国老百姓谈不上世上最执着，但还是有认死理的时候。共和之后老百姓就认了“民贵君轻”这个死理，只是将“君”变通为大统领。但这样岂不没摆正“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还不急坏了一些新时代的理论家！好在50年之后民国已经不存，没人记得共和了。但在辛亥之际，谁若说“袁世凯在国民之上”，还是明显犯众怒的。
莫窃公权——今天遍地贪腐，贪官其实不过是小偷而已，偷的只是财物罢了。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明显地荒谬之至，只是历代读书人麻木已久，竟然毫不在意！这种麻木延续至今，致使今天普天之下的读书人，明明看着有人偷了公权，却洋洋自得，依然若无其事，岂不是更大的荒谬！也不要徒发书生之叹：“今人之愚何至如斯之甚”！要知道辛亥时的国人却一点都不愚，否则，那时的人就不会直呼袁世凯为“窃国大盗”了！试想想，在辛亥之后，窃国者还少？除了袁世凯一人之外，还有谁被骂为“窃国大盗”？如果不是辛亥日久，人们忘了“城头换了大王旗”，忘了举国痛骂袁世凯，也忘了民国，忘了共和，何至于此！即使辛亥别无所成，仅仅让人知道了“公权不可私取”，岂不就是天大的成就！
和为贵——在斗争年代说什么“和为贵”，简直就是彻底的修正主义！现代的大牌理论家，当然也不便将“修正主义”的头衔加诸辛亥诸贤：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章太炎、唐绍仪……。但在烽烟四起、刀光剑影的辛亥年间，正是这样一流谦谦君子力主和衷共济、同创共和，终于浇灭了熊熊战火，迎来了华夏的第一个共和国！如果换了另一批人：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张宗昌、康生、张春桥……，还会有民国、还会有共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