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必毫不怀疑，任何人类语言表达的“忠诚”一词，都无人反对，那不是德行的极致吗？但至少有两个名人的命运与此相悖：屈原对楚王的忠诚肯定是皇天可鉴，但楚王并不接受这种忠诚，对这种忠诚的回报铸就了一个旷世悲剧；彭德怀对党国的忠诚更是尽人皆知，其命运也成了无须多说的故事。发人深思的是，恰恰在近年就有人著文：屈彭两人以忠诚成就了自己的美名，却损害了主公的清誉！在主公及其铁杆追随者看来，这一类的忠诚不仅不值得赞美，而且也不应提倡，或者干脆应当禁绝！
不准忠诚，看来荒诞之至，却出现在我们的古今历史上。一些个案成了流传千古的动人故事，而其是非曲直则成了朝野人士的热心话题。有识之士或许更加关心：“不准忠诚”这种骇人的荒谬，对于国民道德会留下什么影响呢？
古代故事
主要从戏曲故事获取教益的国人，已有几乎定型的历史观：历史的动荡波折，尽在忠臣与奸臣的冲突中！我读史书的心得则恰恰相反：历史上几乎没有奸臣，所有服务于皇帝的臣子都是忠臣！倘不做忠臣，他们到哪里去讨生活？还不如学陶渊明蛰居故里、经营一片田庄持家养身好呢。
当然，同样为忠臣，其故事仍然可以十分不同：或壮怀激烈，或平淡无奇……。让后人动情的是这样的忠臣：对主子忠心耿耿效犬马之劳，却“忠而见谤”，下场悲惨。这种故事在古代不仅很多，而且几乎丧失了个性，成了千篇一律，实际上就是反复上演同一个故事。与其将这归咎于写史者的思路贫乏，不如归因于中国历史的凝固，千年一贯，乃至其中官员们的人生都几乎雷同。这样，人们对于数千年的忠臣良将，就失去了兴趣。
对于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人们有一份特殊的关注。理由之一或许是，它是一个异族王朝，而且对汉人进行了残暴的镇压与严密的控制，让汉臣陷于空前的屈辱。那么，在汉人中还有忠臣吗？这就别担心了，恰恰清代的忠臣最多，可以编撰最大篇幅的忠烈传！获得汉人如此高度的忠诚，满清历代帝王还能不含笑于九泉！不妨随举数人：
洪承畴（1593—1665），开国老臣。无论多少人骂他为汉奸，都不改其耿耿忠心。不过，他的这份忠诚，却并未被主子完全接受。满清对这位老忠臣的回报就是：最终将其编入《贰臣传》，即专收降清汉臣的传记。这意味着：在功利上满清十分需要降臣的忠心效劳；而在道义上它不能不贬斥那些背叛故主的人，否则，怎能在新朝树立道德标尺呢？你已看出，这种逻辑恰恰就是“不准忠诚”！
郑芝龙（1604—1661），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今天那样多歌颂郑成功“爱国抗清”英雄壮举的文字，多半忽略了另一种忠诚——其父在降清之后对满清的彻底忠诚。郑芝龙生命的最后十年，几乎在对儿子的不断劝降中度过。但郑成功矢志抗清，断然拒绝父命，于是郑芝龙对于满清不再有用，竟然被清廷编造罪名砍了头！
年羹尧（1679—1726），清初名将，在平定西南边地时，建树了辉煌功业，是深得雍正信任的心腹大将。或许，在雍正与诸兄弟争夺皇位时，他很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就在功成名就之后，被其主公赐以自尽了！据说是雍正对他有防患之心。他确有谋反之心吗？他在阴间地府中该对谁去陈诉自己的款款忠心呢？
从最后两例看来，满清岂止是不准忠诚，实际上是诛杀忠诚了。
近代传奇
不知是史家还是说书人，发明了“反骨”一词，而且言之凿凿地说，魏延的后脑就长着反骨，因而在诸葛亮去世后就谋反了。魏延之事，年代久远无法查证，不去考虑。现代倒是真有一个长反骨的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1879—1942）！陈独秀几乎反了一生：反满清、反袁世凯、反北洋政府、反蒋介石、反斯大林、反王明博古……直至在贫病交加中死于四川江津而后已。他这一生岂不是为反而生？但毕竟有一样东西他不反，而且忠诚到底，这就是信仰：他一生忠于信仰！
陈独秀信仰的圣物唤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今天无疑有点暗淡；至少，它的大部分信徒已不再真的信仰了，否则，就不至于将大捆的公帑搬入家中、将美人搂入怀里。但在陈独秀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个香饽饽，被无数人宠爱着，其中就包括一些辛亥元老与国民党要人，例如后来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戴季陶、陶希圣！
马克思主义果然是一件利器，它让许多人获得无穷助力，从此功业辉煌，前途似锦。但就是陈独秀特别倒运，对主义的忠诚信仰让他厄运连连，最终滑向黑暗深渊。
陈独秀是中共的真正创建者，且连任了6届总书记。他对于自己创立的这个党的忠诚，当然无可怀疑。但他的那种忠诚，恰恰太过分太死心眼了，因而不被其上司——那时是斯大林——接受，而且被斯大林判定为不忠诚了！那时，斯大林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而且一切服从国民党，而陈独秀这头犟驴轻易服从过谁？他个人带头退出了国民党。但1927年4·12之后，莫斯科发起清算失败的责任——谁都知道首要责任者正是斯大林——陈却成了替罪羊，被自己创立的党开除了，罪名居然是投降派，而最不可能投降的恰恰是他。
不再是“党的人”，其实不应是他的人生绝境。他可以如张申府一样去做一名独立学者，可以如李达一样回归教授职业，可以如张国焘一样去谋一个能糊口的差事……，这些人都是中共元老，也曾是他的老部下。但他一样也不要，却继续忠诚于信仰！
这种信仰将其送入了国民党的大牢：陈独秀在1932年被捕。在审判期间，各界名流都表达了对陈独秀的声援，辛亥元老章士钊亲赴法庭为之辩护，处心积虑为其开脱，但陈独秀却不买账：在法庭上公开宣布，不认可章士钊的辩护，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冤枉，而且誓言继续为之奋斗！这样一来，那些好心为其开脱的朋友就帮不上忙了。他最终被判刑8年，至抗战开始时才被开释。
抗战期间，陈独秀蛰居四川江津，贫病交加。这头当年的雄狮已经垂垂老矣，却依然倔强如故，成了不受各方欢迎的人。因为不肯低头，而且继续批评斯大林，延安不欢迎他；他也不买国民党的账，拒收蒋介石派人送来的救济款。这一切都不改他对信仰的忠诚，但这种忠诚却不能拯救他于现实的困境。即使如此，他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放弃这种忠诚，学不了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旧日同道。这样，就注定了他的终生厄运。
然而，陈独秀的忠诚究竟被谁所拒绝？他只能赴黄泉去思考了。
现代圣徒
不同于上述诸人，田家英只是一个不大的人物，但其所展示的故事或许更加动人。
田家英（1922—1966）出生于成都的贫寒之家，父母早亡，仅靠一点私塾的底子以及刻苦自学，奠定了那被称为“秀才”的基础。他酷爱写作，12岁开始发表文章，颇有一点“神童”的光彩。他1938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后来担任多种文职工作，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秘书。
毛如历代志在天下者一样，在自己周围集合了一批资历不深、但才智颇佳、有心进取的年轻文人，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毛喜欢戏称他们为“秀才”。这些人先后进入秘书班子，给毛处理各种事务或者代写文章。在中共历史上，这些人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此处不去叙述他们的建树，而集中于考察：他们如何表现对于主公的忠诚？在所有这些人中，田家英是最忠诚、最无私的一个，在他身上展现出历代士人赤胆忠心地效忠主公的那种标准形象。
田家英的短短一生，并没有留下什么辉煌业绩、显赫头衔、独立著述，并非其能力不逮，而是他将其全部身心才智都贡献给主公了，而且其工作生活也完全融合到主公的事业之中。至少在1959年之前，毛对他的这位秘书是完全满意的，而且另眼相看。或许，在毛心中，田家英已经成为他身上的一只手，可以随心使用了。
而且，田家英能够献上的岂止一生的辛劳，实际上还献出了一生的令誉与灵魂的安息，而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其他类似身份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是毛身边唯一具有古风的那种赤胆忠心的人，唯一始终将主公的事业、声誉看得比自己的升迁更重要的人，唯一敢于进言的人！在这一点上，其他秀才，诸如陈伯达、胡乔木等，都根本无法相比，不过是鼠辈而已。对于主公的日益骄纵，对于国事的日益荒唐，他真正忧心如焚。在1959年的庐山，他曾对人私语，一旦不得不离主公而去，他将留下忠告，主公应以如下三件事为戒：治得了天下却治不了左右；不能进言；不要像斯大林晚年，以免身后被人议论。
一个始终被一群佞臣包围着的雄主，身边毕竟还有一个竭尽忠心的人，岂不是其天大幸运！但那时主公已经深陷迷途，既不能分辨世事的真假，也不能分辨周边人的忠奸，对于田家英的不断进言，不仅无意采纳，而且深感逆耳；自庐山会议之后，就日益疏远这个唯一能提出忠告的人。到文革前夕，毛终于不再容忍田家英留在身边。田岂是愚钝之人，岂不明白自己已经走到了哪一点？他的生命就结束于此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至于此中的迷雾：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恐怕永远无从知道了。
看田家英的故事总觉得意犹未尽。他这种非同寻常的忠诚，是被拒绝还是被浪费了？在20世纪，真正还需要这样的忠诚吗？
当代世风
关于忠诚的故事，已经讲到了1966年——空前浩劫的开始之年。还能或者还有必要讲下去吗？最主要的是，世间还有“忠诚”这回事吗？在无比纷繁的万千世事中，还能理出一个忠诚的故事来吗？即使你描述了某个“天外奇谈”，会有人愿意倾听吗？
对于这些的回答，恐怕都是否定的。
忠诚是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算计，不能以利益作为尺度。在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自古以来，就远远不是完全忠诚相见而别无其他。但世上毕竟还有标杆在，世人毕竟明白荣耻有别，毕竟知道“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不是一回事。但从苏俄引进的政治绞杀，尤其是集残忍荒诞之大成的文革，毁灭了这一切！到文革结束之际，谈忠诚、坚持忠诚，岂止是不再可能，而且真正被几乎所有人看作笑话。不仅是作为事实，而且是作为原则或者理想，忠诚都被消灭了，无可复原了——这才是让人绝望之所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上再无忠诚之人。那个认定“总要有人肯下地狱”、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己下地狱的胡耀邦，就是一个忠诚的人，他在一个充满耻辱的年代，保持了对僚属、对友朋、对世人的忠诚，而且几乎是古代君子般的忠诚。但这是一个十分孤立的例子，而且是特别令人悲愤的例子 ——恰恰是这个忠诚的典范，成了现代悲剧的主角！他不仅被背叛，而且恰恰被他舍身救助的那些人背叛了！倘若天公有知，能不发出一声震动宇宙的怒吼吗？
在历史上，对于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吴冷西等人，胡耀邦几乎谈不上私交。但在1978年前后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胡几乎担负着天大的风险去解救这些人，让其在蒙冤负屈多年之后重获自由。但正是这些人，在1986年那个将被历史记住的生活会上，给予胡耀邦最大的羞辱，乃至让他竟然当众抱头痛哭！
千古流传的“桃园三结义”，是否有历史的真实性，今天并不重要。但包含在这一故事中的那种精神，却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是真正的“义薄云天”。你没听说过现代的“桃园三结义”吧？这就是胡耀邦、陶铸与王鹤寿，他们是在延安时代结下的好友。陶铸早亡于文革中，不必去品评了。王鹤寿呢？文革后重戴乌纱、荣归仕途，但“忠义”二字则再无踪影。正是他，在1987年密告了他与胡耀邦的所有私下谈话，这些都被用来作为惩治胡的材料。
在文革又被讴歌的今天，再谈胡耀邦的忠诚已无意义。而且，以往数千年中所珍重的那种忠诚，其精神或许将长存，但其制度基础则有待根本改变：从由身份决定的义务，改变为对契约的承诺！然而今日之人能有这种认知、且能学会以契约为重吗？